【专题报道】“治疗”还是“酷刑”？联合国人权专家剖析针对性少数群体的“矫正治疗”
人权
男女同性恋、双性恋者、跨性别或多性别者是世界上遭受歧视、排斥甚至迫害最多的群体之一。在世界各地的每一个角落都存在着各种试图改变他们的性取向或性别认同的做法。这些做法，无论是心理咨询，医学治疗，还是宗教劝诫，术士驱邪，都早已被科学界所否定。然而，这类所谓的“矫正治疗”仍然在一些地方大行其道，有时甚至严重践踏人权。用联合国性少数群体问题独立专家的话来说，其形式“令人发指”，甚至达到了酷刑的程度。他因而呼吁在全球范围内禁止“矫正治疗”。请听联合国新闻黄莉玲的报道。
“矫正治疗”泛指各种基于一种信念的干预，这种信念认为一个人的性取向和性别认同，包括性别表达，只要不属于特定环境和时间中其他人心目中的理想规范范畴，都能够而且应该被改变或压制，尤其是男女同性恋、双性恋者、跨性别或多性别者。因此，这些做法一律都是要实现从非异性恋到异性恋的转变、从跨性别或多性别到顺性别的转变。
维克托·马德里加尔-博尔洛斯(Victor Madrigal-Borloz)作为“联合国防止基于性取向和性别认同的暴力和歧视问题独立专家”今年在年度工作报告中专门讨论了这一问题。
他在7月7日向人权理事会所做的汇报中指出，至少有 68 个国家存在“矫正治疗”做法。根据调查，这种现象在非洲“很常见”，在拉丁美洲和加勒比以及亚洲“比较常见”。 在 2018 年美国进行的一项研究中， 69万8000名18至59 岁的成年男女同性恋、双性恋、跨性别或多性别者，以及近 20%曾与专业人士谈论过自己性别认同的跨性别成年人，在他们生命的某个阶段都曾被施以这种做法；最近的另一项研究还发现，澳大利亚和新西兰至少有 10 个组织目前在宣传这种做法。
来自叙利亚的苏比是一位难民，也是性少数群体的一员。他在2012年9月逃离了战火纷飞的家乡伊德利卜，于2015年6月来到美国旧金山。在这里，他找到了爱人和一份全新的生活。
马德里加尔-博尔洛斯：“矫正治疗做法根植于这样的信念：即具有不同性取向和性别认同的人由于其取向或认同而在某种程度上在道德、精神或身体上低于他人，他们必须修改这种取向或认同以弥补这种低等性。”
马德里加尔-博尔洛斯指出，所谓的“矫正治疗”有三种主要方式：心理治疗方式、医学方式和基于信仰的方式。
心理治疗的出发点是认为性多样或性别多样性是教养或经历不正常的产物。这种治疗的提供者声称可以纠正偏向，帮助培育被视为符合理想规范的对异性的渴望，治疗的手段包括让治疗对象仔细检讨过去的经历，如生活中是否缺少慈父形象或严母形象，或者诱发对自己的性取向或者性别认同的厌恶感等等。
医学办法的作用原理则是“假定性取向和性别认同是一种内源性生物学功能障碍的副产物，可以通过外源性办法治疗”，早前就是依靠脑白质切除术或性器官切除术。目前的医学办法大多依靠药学办法，如药物或激素或类固醇疗法。据报道，在伊朗，激素疗法作为处方被开给女同性恋者，据说是要“治愈”她们所谓的“同性恋病症”。在黎巴嫩，约 79%的调查受访者认为同性恋是一种“荷尔蒙病”，同性恋者应该接受心理或荷尔蒙治疗。
力主“矫正治疗”的信仰组织则认定多种性取向和性别认同的现象存在某种内在的“邪恶”，抑或以这些人 “性残破”或“性别错乱”为基础前提，抑或视之为一种上瘾现象。在澳大利亚进行的一项研究表明， 宗教劝慰的目的被证明是要让对象感到问题出在自己的身份认同上。来自马来西亚和越南的跨性别人表示，他们被迫去请信仰组织的领导人为自己祈祷“治病”。在莫桑比克，这些人曾被交给教会或传统术士“驱魔”。
马德里加尔-博尔洛斯：“那种声称可以实现矫正的说法的真实一直在被科学界揭穿。 2012年，泛美卫生组织指出，矫正没有医学依据，对受影响者的健康和人权构成了严重威胁。2016年，世界精神病学协会发现，没有可靠的科学证据证明先天性的性取向可以改变。到2020年，一个独立的法医专家小组进一步宣布提供矫正治疗是一种欺骗、虚假广告或欺诈。”
由联合国人权高专办发起的自由平等运动呼吁让全球的男女同性恋、双性恋、跨性别及间性人获得平等权利和公平对待。
不同性取向和性别认同的病理化有一个历史的演进。19 世纪后期，科学家开始仔细研究各种被认为在道德上不可接受的行为并最终将其归类为疾病，包括同性恋和异装癖，并从理论上设想可能的治疗方法。在 1940 年代到 1970 年代早期的精神障碍分类的支持下， 心理学和精神病学领域的大多数学派都以能够提供“矫正治疗”自居。
但从 20 世纪中叶开始，性多样和性别多样性开始被认为是人类正常发展范围的一部分，这个过程与性多样和性别多样性在国际分类之下被从精神健康诊断中剔除的过程逐渐吻合。人们也对“矫正治疗”做法所导致的各种往往很严重的身心伤害的认识越来越多，反对的声音也越来越多。
马德里加尔-博尔洛斯：“所有证据表明，矫正治疗对其受害者所产生的后果恰恰与治疗所追求的目的相反。他们专门根据性取向和性别认同来针对个人。他们的特定目的是干扰某个人的身心完整、他们的亲密自我意识以及他们的自主权。”
在最近的全球研究 中，一项对来自 100 个国家的 8000 名答复者进行的调查显示：在报告经历过“矫正治疗”的 940 人中，有 98%的 人证明遭受了损害。受害者被问及这些做法的主要后果，其中 4.5%的人报告有自杀意念；其他主要后果包括：永久性身体伤害(1.8%)、自杀未遂 (2.9%)、抑郁(5.9%)、焦虑(6.3%)、羞耻(6.1%)、自我仇恨(4.1%)、丧失信心 (3.5%)。
马德里加尔-博尔洛斯：“矫正治疗不仅无效，而且可能非常有害。这种做法常常导致痛苦和苦难，而这种痛苦和苦难将远远超过进行这种治疗的当时，从而在人的身心上留下不可磨灭的伤痕。 身体、心理和性虐待，触电，强迫服药，隔离和监禁，口头虐待和侮辱都是尝试进行矫正的方法的例子。由此产生的无能为力和极度屈辱的综合作用会导致深刻的耻辱感、罪恶感、自我厌恶和无价值感，这可能会进一步导致自我信念受损和持久的性格变化。”
同为23岁的米拉尔（左）和诺兰为了逃避迫害，从祖国埃及来到了加拿大。在发现女儿是女同性恋后，米拉尔的父亲要求她进行“贞洁测试”，甚至威胁会要她的命。而诺兰的家人则对她实施殴打，还把她关进了精神病院。她们的照片在由难民署支持的题为“爱一个人我错了吗”摄影中展出，该摄影展共包含了12个国家、20位性少数难民的肖像。
独立专家马德里加尔-博尔洛斯进一步指出，在机构中和在实施“矫正治疗法”的方案中，受害者可能遭受“令人发指”的身心暴力。美洲人权委员会在2015 年报告了同性恋女子在厄瓜多尔被戴镣铐、遭到殴打、强迫进食或剥夺食物、被迫裸体、被隔离和单独监禁、被多日拘束以及在所谓的“诊所”被“矫正”强奸等。
马德里加尔-博尔洛斯还调查了“矫正治疗”背后的经济意义。
马德里加尔-博尔洛斯：“在调查这些做法背后的经济因素时，有说服力的证据证明，在许多情况下，矫正治疗在世界各地对提供者而言都是一笔可观的利润。有行销机制支持这种商业模式。”
马德里加尔-博尔洛斯收到了有说服力的证据，证明在许多情况下，对世界各地的提供者来说，这种“疗法”是一项有利可图的业务。在美国，“矫正治疗”一次收费从免费到 2万6000 美元不等；在厄瓜多尔，月平均住院费估计为 500 美元。在韩国，收费从不到26美元到 2万6000美元不等。
另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是，青年不成比例地受到“矫正治疗”的影响。最近的一项全球调查显示，五分之四的受治者，在接受“治疗”时的年龄为 24 岁或 24 岁以下，其中大约一半年龄在18 岁。
马德里加尔-博尔洛斯：“儿童和青少年特别容易受到矫正治疗的伤害，因为在人生的早期接触此类干预措施与焦虑、抑郁、创伤后应激障碍、自杀意念和自杀企图显著相关。”
性少数者在贫民区游行。
马德里加尔-博尔洛斯表示，他掌握的证据基础揭示出一幅“令人痛心”的画面，即在世界所有地区，包括在印度、尼日利亚和南非，普遍存在对同性恋女子、双性恋和跨性别女子的强奸和其他形式的性暴力，而且竟大言不惭地称之为“纠正”，而在肯尼亚等国则存在对同性恋男子和跨性别男子的性暴力。在最近的一项全球调查中，870 多名经历过这种令人发指的做法的人以更多的例子揭示了这类人间苦难：拘留或监禁、身体虐待、绑架和强迫怀孕等。
马德里加尔-博尔洛斯：“根据国际人权法，我得出的结论是，矫正治疗本质上是歧视性的、残忍、不人道和有辱人格的待遇；根据受害者的严重程度或身体或精神上的痛苦以及所遭受的苦难，可能构成酷刑。”
独立专家马德里加尔-博尔洛斯最后表示，他已明确看到最近世界某些地区禁止“矫正治疗”的趋势。在一些国家，如厄瓜多尔和马耳他，这种做法已被视为一种犯罪。在另外一些国家，如加拿大、西班牙和美国，这种禁止已
经落实到地方层面。但令他感到困惑的是，“某些国家没有兴趣参与一个旨在处理一种严重损害其管辖下数百万人问题的进程。”
马德里加尔-博尔洛斯：“我紧急呼吁联合国会员国针对矫正治疗采取果断行动，并共同努力在全球范围内禁止这类做法。”
黄莉玲，联合国纽约总部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