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论是由于战争、自然灾害，还是贫穷和迫害，当今世界有越来越多的人处于迁徙之中，想到异国他乡寻求安稳和富裕的生活。在他们当中，有很多人被贩运，落入被剥削的奴役境地，其中儿童面临的被贩运和剥削的风险更高。但是，两位联合国人权专家在“世界打击贩运人口行为日”表示，目前缺乏针对贩运风险保护移民儿童的机制。请听联合国新闻黄莉玲的报道。

在7月30日世界打击贩运人口行为日前夕，联合国贩运人口问题特别报告员玛丽亚·格拉齐亚·加玛丽纳洛（Maria Grazia Giammarinaro）和买卖和性剥削儿童问题特别报告员莫德·德·布尔·波奇克欧（Maud de Boer-Buquicchio）发表了一份联合声明，呼吁世界关注移民儿童被贩运和剥削的风险。

加玛丽纳洛为此在接受联合国新闻采访时表示，在所有冲突局势和自然灾害中，儿童不成比例地受到影响。

加玛丽纳洛：“所有有关儿童的决定都必须符合儿童的最佳利益，但是我们发现现在的情况与《儿童权利公约》的规定相去甚远。对于人口贩运问题，那些设计来保护受困于武装冲突和人道危机的儿童机制大体上都没有效果，对预防这些儿童陷入被贩运的困境无所作为。”

加玛丽纳洛警告说，所有逃离冲突的儿童，特别是那些独自旅行的儿童特别容易遭受各种形式的虐待，包括被贩运后遭受性剥削或劳役剥削，被迫结婚，或被迫接受买卖婚姻。这种情况可能会发生在他们的家庭和社区中，包括在接待中心、难民营或其他的非正式居住点。

根据联合国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2016年的全球人口贩运问题报告，性剥削是人口贩运中最常见的形式，占已查明案例的79%。

美国影星罗宾·莱特（Robin Wright）在今年的“世界打击贩运人口行为日”活动中以第一人称讲述了一名被贩运的女孩的真实经历。

莱特： “我名叫嘎纳拉（Gulnara）。我是2100万被贩运而受困于当代形式的奴隶制的人之一。我来自一个穷困的家庭，我们村子里没有工作。后来我在外国找到了一份工作。他们曾答应我工资会很好，我还会有一个房间，食物也会很好。到了那儿，我才发现根本没有工作。他们告诉我，我必须当妓女才能还清我欠他们的钱。我拒绝了，他们就把我关起来。那天晚上来了两个男人，他们强奸了我，还痛打了我一顿。他们强迫我每天跟大约30个男人性交。过了大约一年，我想办法逃了出来。但是我被关进了监狱，因为警察说我呆在那儿不合法。直到今天，我也仍然觉得震惊，仍然无法相信自己的遭遇。”

贩运人口问题特别报告员加玛丽纳洛表示，当儿童没有钱，处于一种漂泊不定的生活状态时，他们会去寻求机会挣钱，或者呆在让他们能够生存的地方，或者继续旅行，在所有这些情况下，他们都会很容易面临被贩运的风险。

加玛丽纳洛：“现在没有非常有效的保障儿童最佳利益的程序。在有些国家，根本就不可能认定一位监护人，让这个人能够真正确认并保护这名儿童的利益。此外，常常没有有效的措施来确认一名儿童是否面临被贩运的真实风险。”

根据2016年全球人口贩运问题报告，在已查明的人口贩运案例中所占比例居第二位的是强迫劳动，占总数的18%。

巴西影星瓦格纳·穆拉（Wagner Moura）也以第一人称讲述了一位被迫充当劳役的南美洲男孩的故事。

穆拉：“我叫尤马尔· 席尔瓦(Joamer Silva)。我从10岁开始就砍甘蔗，没有上学。我从日出干活一直干到日落，吃午饭只有几分钟的时间。我非常害怕我的老板。他们告诉我我不能不干，因为我的工资如果扣除了我的食物、衣服，还有工具之外，一个子儿也剩不下。我如果抱怨，老板就会打我。我不知道该怎么办。但我想改变我的生活，我不想再生活在恐惧中。”

贩运人口问题特别报告员加玛丽纳洛和买卖和性剥削儿童问题特别报告员波奇克欧在声明中敦促各国政府承担责任，去鉴别并保护有需求的儿童，同时为所有情况下产生的人口贩运的受害儿童提供基于家庭的或类似家庭的援助，以免有些儿童遭受二次贩运。

加玛丽纳洛：“我们必须地看到，这些儿童及其家庭面临的处境非常复杂。他们的家庭可能出卖孩子或者是正在参与人口贩运的过程中，事实上与人贩子达成了协议，因此这些儿童被再次贩运的风险很高。例如，对于一名尼日利亚女孩而言，她被贩运到欧洲或者其他国家，面临着极度性剥削的风险，但如果她在没有得到恰当支持的情况下返回尼日利亚，那么她毫无疑问还会再次被贩运。”

两位人权专家同时批评一些政府拘留移民儿童的做法。他们指出，这些政府往往重视执行移民政策高于保护儿童的权利。他们强调，在非正规移民的背景下拘留儿童从来都不是最符合儿童利益的做法，反而是对儿童权利的侵犯，对他们的福祉产生有害的影响。

黄莉玲，联合国纽约总部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