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合国系统在世界各地的8万多名工作人员是这个组织最宝贵的财富。但他们的工作环境也变得越来越充满挑战和压力，特别是那些在危险的环境中开展工作的实地工作人员。但即使是在相对平稳的各个总部工作，工作环境也可能充满各种问题，甚至出现性骚扰或权力滥用。

在秘书长发起“联合国系统工作场所精神卫生和健康战略”之际，负责秘书长办公室事务的助理秘书长法布里兹奥·霍克斯切尔德（Fabrizio Hochschild）接受了联合国新闻的采访，回顾了他自己充满痛苦的精神健康问题。

26年前，当霍克斯切尔德还是一名专业人员第3级初级官员时，正值波黑战争，他领导着联合国难民署驻萨拉热窝办公室。

霍克斯切尔德： “萨拉热窝被切断，处于包围状态，每天白天夜晚都有炮轰和狙击手的射击。我们睡在办公室的地板上，不知疲倦的工作着，为的是把援助物资送到城里的居民手中。我们每天都会看到有人被杀死或受伤，有时受害的是儿童。有时我们也会遭到攻击。但这并不是我第一次经历冲突，因此我觉得我对这一切是具有免疫力的。”

年轻气盛的霍克斯切尔德认为自己无所畏惧，但这一切在一次突发事件之后彻底发生了改变。

那天他需要领导一个援助车队前往波黑东部地区一个被包围的城镇，那里已经连续几个月没有得到援助或医疗物资供应，受伤的人在接受手术时都没有麻药。这个车队运送的援助物资对于当地人口来无疑是雪中送碳。

霍克斯切尔德： “在黄昏时分，在一条边远的、周围都有浓密森林的山路上，我们开进了一个雷场。我们遭到了埋伏。在开上山路、被伏击之前，我们在路上看到了三个刚被杀害的士兵的尸体。在我们把这些尸体抬上我的车后不久，在前面开道的运送人员装甲车突然触到了一枚反坦克地雷而被掀到空中。爆炸之后，紧跟着树林里就有机关枪向我们射击。联合国的维和士兵进行了反击，但我们都被按在地上。当我们试图再移动时，在我的车后面的那辆卡车又撞上了一枚地雷爆炸了。我们不得不在那儿过夜。”

那一夜似乎是霍克斯切尔德生命中最漫长的一夜。他们被困在一个遭受袭击的雷场，感到极其无助。霍克斯切尔德说，他和同事们都觉得自己那晚必死无疑。幸运的是，他们幸存了下来。但生活对他而言，从此发生了彻底的改变。

霍克斯切尔德： “我从来没有从那一晚的经历中完全恢复过来。我变得害怕，我必须得离开萨拉热窝。我出来以后再也不能面对回去的可能性。我觉得非常的可耻和歉疚。我觉得我抛弃了我的下属和萨拉热窝的人民。但是我的神经崩溃了。我在那个地区又工作了几个月，我的恐惧变得越来越糟糕。我以前是一个很能在公众面前发表讲话的人，但每次只要一提到这场冲突，我就会崩溃。我会一阵一阵地感到特别恐惧，第一次有这种感觉时，我确信我会疯掉，但我不敢告诉任何人。又过了几个月，我离开了那个地区。我想这样的话，我就会感觉好一点。但是我的焦虑、我的歉疚和一波又一波的恐惧只是变得更糟，非常的糟糕。我都不能出门，一出门我就会有一些克制不住的念头，那些情景不断在脑海中闪现，然后感到极其恐惧。在别人面前说话时，我就会控制不住感情，流下泪来。”

霍克斯切尔德花了很长的时间才得到恰当的治疗，并且被诊断为创伤后应激障碍。在接下来的20多年里，在精神病学家、心理医生和药物治疗的帮助下，他努力地克服着这一疾病带来的令人丧失能力的各种症状。

在联合国系统中，还有很多像霍克斯切尔德一样因工作而蒙受精神健康问题的同事，而他们当中有很多人只是悄悄地在私底下“舔舐”自己的精神伤口。事实上，在联合国系统中，精神卫生方面的诊断占所有病假总数的近四分之一，而且精神疾患也是领取残疾养恤金的最主要原因。

霍克斯切尔德： “创伤后应激障碍或抑郁症不一定总是那些戏剧性事件的后果，精神卫生方面的疾病也可能是积累的压力造成的功能紊乱。这有可能是由于在一个遥远的外勤基地工作，生活在一个戒备森严的大院里而产生的孤独感或者封闭感，也可能是由于同事或者是上级的虐待。”

在全世界范围内，精神卫生问题都是一个遭受忽视的领域，在有的国家，精神卫生专业人员少得可怜，即使是在最富裕的国家，精神卫生服务也往往处于边缘化和缺乏资源的状态，这在联合国系统也不例外。

霍克斯切尔德： “精神健康问题和身体疾病之间有着一个重大的区别。对于那些面临身体伤害或疾病的人，他们毫无疑问会引起其他人的同情，但那些有精神疾病方面挑战的人则会遭遇闭门羹或者污名化。我面对的最严重的污名就是我自己。我深感耻辱，深感愧疚，我觉得自己非常软弱，是个失败者，毫无价值。有很长一段时间，我认为我的职业生涯已经结束了，在最糟糕的时候，我甚至相信我需要去一个精神病机构。我花了26年的时间才能像现在这样讲述我的故事。我讲述我的故事是为了鼓励你们去关爱别人，关爱那些你周围受精神健康挑战影响最严重的人，或者这个人就是你自己。”

秘书长古特雷斯在“联合国系统工作场所精神卫生和健康战略”发起仪式上明确指出，这份战略是旨在改善联合国对工作人员的精神卫生关爱的一个全面的路线图。这套战略的首要任务就是要减少污名，特别是那些处于管理位置的工作人员必须通过他们对精神健康问题的行为、语言和态度，成为坚持最高标准的样板。古特雷斯指出，只有对精神卫生挑战采取更为健康的态度，才能够提高工作人员的总体健康水平，也有利于他们在实地更好地服务于为那些遭受武装冲突、恐怖主义、自然灾害、强迫流离失所和性剥削与虐待等问题影响的民众。

黄莉玲，联合国纽约总部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