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著人往往在一个国家中处于弱势和被边缘化的地位，而土著女性更容易由于这种弱势地位而遭受暴力侵害。在刚刚落幕的土著人问题常设论坛上，来自中美洲、亚洲、非洲和北美的土著人代表讲述了他们的社区所发生的针对土著女性的暴力现象，许多事例常常为其他社会的人们所难以想象。请听联合国电台记者黄莉玲的报道。

联合国土著人问题常设论坛第11届会议五月中旬在纽约总部落幕。本届年会讨论了有关全球3亿7000多万土著人的经济和社会发展、文化、环境、教育、卫生和人权等一系列广泛话题，其中包括针对土著女性的暴力问题。

土著问题常设论坛主席、来自中美洲尼加拉瓜的米尔娜•凯恩（Mirna Cunningham Kain）表示，自论坛第三届会议上提出有关土著女性遭受的暴力问题后，这一问题逐渐得到重视，上一届会议决定在世界七大区域开展相关研究，并将研究结果呈交给本届会议讨论。

凯恩：“（英文）研究显示，土著女性面临的暴力是一个多层面问题，不仅涉及个人的人权，还与缺乏对土著人集体权力的认可有关。当土著人的权利得不到尊重时，他们便越发处于弱势地位。土著女性在不同的环境中遭受暴力，包括她们在其中发挥重要作用的自己的家庭和社区。有的土著社区存在的有害做法需要改变，向国际标准看齐。土著妇女和女孩同时也面临着机构型的暴力，这主要与突出一种文化的重要性而不让其他不文化层面呈现的立法、公共政策和项目有关。”

菲律宾亚洲土著人协议秘书长琼•卡尔林（Joan Carling）来自菲律宾科迪耶拉山脉。她指出，世界上三分之二的土著人居住在亚洲，其中绝大部分人属于社会中被边缘化的群体，尤其是妇女，她们由此而遭受多重暴力与歧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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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尔林：“（英文）揪女巫的做法仍然在南亚盛行，特别是在印度和尼泊尔，当地一些妇女被怀疑向社区中的一些人施加魔法，使这些人生病、痛苦、遭受不幸或者死亡。这些被怀疑为女巫的妇女在没有任何证据或者证明她们做了错事的情况下，经常遭受酷刑，甚至被投石砸死，而整个社区对此都持赞同态度。这是对土著女性最严重的暴力行为之一，受害者常常都是贫穷、没有受过教育、未婚而且年纪不轻的土著妇女，这些妇女由于自身的状况而很容易被怀疑为女巫，并进而受害。”

卡尔林指出，一方面土著社区往往对家庭暴力等现象司空见惯、习以为常，另一方面土著社区偏远的地理位置、在环境、资源等方面的特殊性，也常常使土著女性成为武装冲突或军事化的受害者。

卡尔林：“（英文）土著人常常居住在武装团体活跃的边远地区，土著妇女进而不成比例地遭受各种形式的虐待，包括强奸、强迫劳动、酷刑，或因口头反对武装团体而受害。以保护自然资源、打击反叛武装分子为借口对土著人生活的社区实行军事化同样使土著妇女遭受军事人员的强奸、性虐待、骚扰、授孕以及遗弃。在菲律宾科迪耶拉地区，86年到2002年期间，至少有98名土著妇女和119名儿童被军方人员遗弃，这对当地社区造成了严重的社会影响。”

阿格尼丝•莱娜（Agnes Leina）是肯尼亚一个名为“伊拉拉玛克社区关怀”的非政府组织负责人。她本人来自肯尼亚北部的马塞游牧民族。莱娜指出，据统计，每十个肯尼亚妇女中就有七个遭受过暴力，而土著妇女更容易受害。

莱娜：“（英文）几乎所有的肯尼亚妇女都遭受过暴力，但是游牧妇女遭受的是加倍的暴力，因为她们的脆弱性是加倍的。当地人几乎是百分之百的文盲，在肯尼亚所有社区中，游牧社区对妇女的暴力比例是最高的。其中一种暴力形式是对女性生殖器的切割，这种暴力在以百分之百的比例推行，尽管在国家和国际层面做了如此多的努力，目前仍然是几乎所有的游牧妇女都遭受了生殖器切割。在我们开展教育活动时，游牧妇女反问，‘我生了五个孩子都没有问题，生殖器切割有什么问题？’正是这种对暴力的习惯性接受，包括妇女自身的接受，使得抗击针对女性的暴力问题的进展非常缓慢。”

加拿大本土妇女联合会会长杰耐特•拉维尔（Jeannette Corbiere Lavell）急切地呼吁各方关注加拿大土著女性的失踪和被杀害问题。该组织已经记录了有600多名土著女性失踪或被杀害，如果考虑到加拿大3400多万人口中仅有1.2%是土著人，这一数字极高。

拉维尔：“（英文）在我们的文化中，女性有着非常特定和重要的角色，她们是我们的社区与大地母亲相联系的纽带，她们孕育下一代，代表着希望。但是由于贫困、缺乏教育、缺乏经济上独立的手段，女性正在离开我们的社区，将她们自己置于弱势地位。在大城市中，她们堕入卖淫的境地——那些太平洋沿岸犯罪活动集中的地方，也是暴力充斥的地方。这一问题由于土著女性缺乏救助手段、由于警察和司法系统人员缺乏意识而变得更糟。”

拉维尔呼吁加拿大政府重视土著女性的失踪和被害问题，并开展资金充足的国家行动方案，进行全国性调查，审视相关的警察、司法及其他服务部门所能发挥的保护、预防和补救作用，加强对土著女性的保护。

黄莉玲，联合国纽约总部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