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频专题】消除移民社区和家庭的性别暴力任重道远 — 专访社会工作者高慧柔
妇女
“反对性别暴力 16 天行动”是一项国际民间社会主导的运动，从每年的11月25日“消除对妇女的暴力行为国际日”开始，到12月10日“人权日”结束，它提请人们关注这样一个事实：暴力侵害妇女是全世界最普遍的侵犯人权行为。《联合国新闻》在今年的“16天行动”期间采访了美国的一个民间组织，“亚裔反家庭暴力特别工作组”。请听特约记者杜佳的报道。
“亚裔反家庭暴力特别工作组” （ATASK）位于美国波士顿，为当地亚裔社区的家庭暴力受害者提供帮助，防止亚裔家庭和社区发生家庭暴力，让受害者看到希望。
高慧柔（Joyce Kao）是专业社会工作者，在“亚裔反家庭暴力特别工作组”负责庇护所的管理以及推动倡导工作。在接受《联合国新闻》采访时，高慧柔首先强调：提供针对文化特殊性、语言特殊性的服务对家庭暴力受害者是非常重要的。
高慧柔：“对于新移民来说，本身就有很多压力。她们首先要面对的是语言上的隔阂。也就是说，一个亚裔的新移民在碰到家庭暴力的时候，如果她不能够找到语言可以连结、可以沟通，文化上相近、可以理解的人，她们常常会对于举报这件事情，或是寻求协助这件事情，有非常多的担忧。 甚至说她们根本就不知道自己是可以寻求协助的，或者是有什么样的协助是可以提供给她们的。
第二个问题是，你的社会支持网络的减少、降低。你在本国的时候，可能身边有家人、有朋友，你受到不公平的对待，或是受到虐待的时候，你可能是有人可以求助。 即使不是求助，你打电话跟人家聊天或是见面，跟人家吐一下苦水，这些人其实是有的。当你移民过来了以后，你的网络没有办法全部的挪到你现在生活的地方。 所以社会支持体系的降低也会影响到她们，觉得自己的被孤立、无法求助的感觉也会加重。”
“亚裔反家庭暴力特别工作组” 自1992年成立至今，不仅可以提供近20种亚洲语言的服务，而且带着对亚裔族群文化背景的深刻了解，给受害者提供支持。
高慧柔：“比较常看到的状况是：很多的受害人，她们可能是带着在原本母国的创伤来到这里的。 这个创伤不仅仅是加害人对她们的施暴，同时也可能是在母国生活的时候也曾经求助过，可是求助后的经验是不好的，是负面的。 所以她们刚开始跟我们工作的时候，有时候会有很多的警惕，或者是有很多的无助。 她们就会觉得：跟你说有什么用呢? 你又不能帮到我什么? 或是说，有什么好求助的?人的一生就是这样的过而已。
我们也常常会听到这样的陈述：这件事情拿出去说，是给这个家丢脸。不只是你的另一半，同时你也在让你的小孩子在人前抬不起头。这样的说法其实我们常常听到。在我们很多的文化里面有一个共通性，在很多长辈的看法里，家庭暴力这件事情是很常见、很正常的。 哪一对夫妻不打架，或是哪一个先生偶尔生气起来控制不了，不会揍人呢? 所以这件事情如果你把它合理化、正常化的时候，就会让受害人的求助显得很荒谬。因为如果这件事情是正常的，如果别人都可以忍, 为什么、凭什么你不可以? 我们在服务的过程之中，其实有很多时候也都在处理这样的概念和想法。”
高慧柔介绍说：除了为家庭暴力受害者提供紧急庇护和法律支持，“亚裔反家庭暴力特别工作组”的很大一部分工作是通过各种渠道，在社区进行科普，推广知识，传播信息，为受害者赋权。
高慧柔：“家暴的行为本身是一种权力与控制的关系，就是我用这样的暴力来控制你，让你必须要来听我的话。这个是一个权力的不对等。知识的散布可以让这样的权力不对等稍微往回倾斜一些，拥有越多相关的知识，其实就有越多的力量可以保护自己。
另外，很多新移民不知道有哪些可以求助的渠道, 也不确定求助可以给她们什么。 因此我们在做所谓的社区外展工作。我们会参与社区不同形态、大大小小的活动。我们也尽量通过不同的社区中心传播信息，也跟几个主要服务新移民的组织有比较紧密的连接，会去他们的会议或活动上介绍我们的服务。
一个家庭暴力受害者可能会对于家庭暴力这件事情求助有顾虑，但她们在寻找其他的生活资源的时候，可能障碍会小一点，如：政府房怎么申请，儿童托育服务怎么申请，这些东西对她们来说是比较容易去问的。 我们可以做的就是，把我们的资讯放在这样的社区中心里，把我们的资料基本上都翻译成八种比较常见的亚裔语言。
我们看到这三十年来，社区内不同的人接收讯息的方式有改变。从以前的众口相传，到一些不同语言的报纸，到后来的电子报，再到现在更直接的社群网络。 我们也一直在学习、跟进，争取可以最好、最有效率的把这些讯息传达出去。”
在新冠大流行期间，许多人几乎一夜间失去了收入，再加之心理压力和隔离措施带来的人际疏离，家庭暴力在世界各地范围内猛增。
高慧柔指出：疫情给“亚裔反家庭暴力特别工作组” 的工作带来了挑战，同时也提供了机会。
高慧柔：“在那段时间里，很多人的工作是受到动荡，尤其是蓝领或是从事服务业的群体。他们的收入不是完全消失，就是降低到非常少的程度。有些人的工作还可以去上班，可是因为孩子的学校不能够去上课了，所以你必须要待在家里，要被迫离开你的工作。经济的影响也会对一个家庭造成很多突如其来的紧张、压力和冲突。
第一年的时候，我们比较明显地看到前几个月我们的求助电话少了很多, 几个月之后开始激增。后来我们在跟个案了解，才发现有一个共同点是在疫情发生的前期，因为封控的关系，大部分的人都必须要回到家里工作，或是失去工作只能待在家里。所以受害人原本可以有一个空间去求助，现在那个空间不见了，因为加害人可能随时都在附近。甚至她们求助了以后，我们要持续跟他们保持联系的这件事，变得很有挑战性，因为她们可能会一个礼拜只有这一点很短的时间，假借出去买菜的时候跟我们讲话。这是一个我们看到很明显的改变。
但是，新冠疫情发生的时候，它也开启了另外一个可能性，就是线上服务。我觉得这是一个新的可能性，也创造了很多的服务机会，让我们的服务能力变得更有弹性。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正面的改变。”
亚裔反家庭暴力特别工作组紧急庇护住所收到的捐赠。
“亚裔反家庭暴力特别工作组”利用当代信息手段，致力于弥合亚裔社区的语言和文化差距，帮助家庭暴力和虐待的受害者和幸存者重建生活。高慧柔希望看到政府和全社会给予亚裔社区更多支持。
高慧柔：“工作上面临最大的挑战是资源上的不足。我们当然很希望每一个受害人都可以得到她应该要有的资源，让她继续人生的下一步。可是我们看到是，很多社会支持的网络其实还有欠缺的地方。比如政府房的名额非常的少， 一排要等很久，所以受害人马上就要面对是她有没有办法去负担外面高额的市场价去租房，或是说可能在得到政府的补助的时候，这些金额很多时候是没有办法支撑她们过一个有品质的生活的。或是说她们可能需要一些心理健康方面的服务，而特定亚裔语言的心理谘商是非常非常稀缺的，等候名单基本上都非常的长。这样资源的断裂是我们在服务的时候碰到最大的挑战。”
“以上是亚裔反家庭暴力特别工作组”的社会工作者高慧柔接受《联合国新闻》特约记者杜佳的采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