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这个报告有哪些主要的结论？

郝伟：从全球角度来看，药物依赖、药物滥用相对来讲，基本上是稳定的但是有高有低。有一些国家阿片类的药物的滥用在增加。有一些国家的苯丙胺滥用是增加的。但是总体来讲还算稳定。这是从这个疾病的角度来看。从药物的供应或者是毒品的贩运来看，目前主要的趋势还是苯丙胺这类药物的贩运，制造和转运在增加。但是对于美洲国家比如说美国，加拿大为代表的国家，阿片类药物的使用、贩卖和转运是增加的。那么全球的角度来看，毒品适用人群的成瘾率大概是千分之一左右。使用的人群没有上瘾的，包括所有使用的人群，大概是百分之十左右，其中大麻这类的药物使用率是最高的。海洛因它的危害是比较大的，尽管它的使用率不到千分之一，但是它产生的危害还是比较大的。其次就是苯丙胺这种药物，我们知道苯丙胺这种药物包括冰毒，摇头丸等等。现在起码在我们中国趋势还是有明显的增加。 大概是这样一些问题。

记者：这个报告根据这些趋势有哪些政策方面的一些建议呢？

郝伟：我们认为这些麻醉药品，精神药品只能用于医疗和科研，因此我们基本的观点，一个平衡的观点。一方面我们要该用的药用，另一方面不该用的不能用。所以我们要找这样一个平衡点。但是这个平衡点呢，从全球这个角度来看平衡点往往被打破了。比如说像美国为代表的国家，那么他现在主要的问题不是该用的用不上，而是不该用的用了。所以他们这个处方类，通过开处方用的麻醉品的药物出现了一些滥用，出现一些过量甚至过量致死。现在根据美国发布的报告，目前每天大概美国人根据阿片类药物的过量要大概死四百人。这是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因此美国总统特朗普就在去年宣布美国处于一个阿片类公共卫生危机的这样一个问题。这样一个问题在很多发达国家比如说美国、加拿大和澳大利亚相对的多一些。但是反过来来说，对于发展中国家包括我们中国，主要的问题不是滥用，而是该用的不能用。因为我们知道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是我们健康不可或缺的。比如说癌症的晚期、疼痛的舒缓和临终的关怀方面的治疗是需要阿片类药物的。这类药物对于癌症病人疼痛的舒缓起到极其重要的作用。不然的话这些病人痛不欲生，显然活得没有尊严。这也是一种违反人权的一个表现。再比如说苯丙胺，它是我们一个可以使用的一些药物。比如说我们治疗儿童多动症需要使用的。但是我们发展中国家，这个（药物）使用是受限制的，该用用不到，特别是一些边缘地区、山区和农村该用用不到。这是我们急需要解决的问题。所以这两个平衡是非常重要的。这是从使用这个角度来看。

另外一个角度就是对于成瘾患者的治疗。不同的国家对于不同的药物的容忍度是不一样的。比如说我们中国，我们能够容忍喝酒和吸烟。这个我们对他的容忍度是比较高的。但是对于阿片类这类的药物，比如说苯丙胺药物容忍度是比较低的。所以对于很多发展中国家，所谓的吸毒是种违法的现象。由于法律上这种规定，很多成瘾和吸毒成瘾的患者他不敢到医疗环境进行治疗。那么耽误了很多治疗，把轻的变成重的，然后就很难了。所以我们现在期望社会能够容忍，能够接纳药物使用的患者。从我们医学角度来看，药物成瘾是一种慢性，复杂性的脑部疾病。那么如果大家认为这是一种慢性、复杂性、复发性的脑部疾病。

那么我们对于成瘾治疗的理念，应该和其他的精神疾病的治疗，比如说精神分裂症、抑郁症、高血压和糖尿病应该是一样的，应该进行及时的医疗干预。那么我们应该及时地通过医疗，社会心理的一些帮助，即社会心理的康复，能够回归社会心理的功能，然后能够回归社会。所以这方面我们做的还不够，特别是对于成瘾的患者社会的歧视和偏见，造成了第一很多吸毒的患者想治疗却找不到地方；第二想治却不敢去治；第三，想回归社会，社会不给他机会。因此这是我们成瘾治疗非常重要的一个障碍。我们希望呼吁社会去注意这方面问题。

记者：您刚才说的中国麻醉品的一些可获得性比较低。这个原因是因为它的价格不能负担吗？还是说有一些别的原因？

郝伟：刚才讲的价格是一个问题。但是实际上这个药有很多是便宜的。比如说吗啡，这个药非常便宜，任何一个家庭都能负担得起。那有些药物比如说稍微贵一点，但是绝大部分的家庭还是能够负担得起。而且很多药物基本的药物是可以报销的。所以对于中国城市人口来讲，价格可能不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重要的因素有几点。第一点医生。我们的文化我们的国家由于两次鸦片战争，我们深受鸦片成瘾的这种苦害，我们对于这类东西非常非常的警惕，非常害怕成瘾。因此医生真是不愿意开。这是一方面的问题。另外一方面问题我们的家属，我们的病人也不太愿意用，因为害怕成瘾。那么这个问题，我们大概可以通过这种宣传、教育来解决一部分。尽管我们解决了一部分，实际上还是有一定难度的。这是第二个原因。第三个原因就是如何使用。这也需要一些健康的教育。在什么情况下使用、如何使用、如何增量、如何减量、如何预防不良反应、如何预防成瘾、如何早期识别成瘾，这一系列问题实际上并不是所有的医生都能够掌握的。这是需要健康的一些培训。还有一些政策的问题。比如说我们要开麻醉药品，比如说吗啡或者氫可酮，需要红处方。开这个红处方是比较困难，要把身份证都要写清楚。而且处方的量也比较少。比如说一个红处方只能开三天的量。像是癌症病人有的时候需要（药量）很长时间，所以（这样开处方）非常非常不方便。我们也在和政府交涉。 我们一方面希望可以更方便有利于病人去配到药。另一方面通过监管不至于被流失。所以从这几个方面我觉得是目前，中国阿片类药物用得不够足的一个重要的表现。现在我们在通过和癌症协会和疼痛协会联合我们的政府，我们希望大家坐下来能够解决这样一些问题，希望我们能够对可获得性在中国能够得到提高，特别是农村边缘地区，我们正在做这样的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