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合国国际麻醉品管制局（The International Narcotics Control Board）根据《１９６１年麻醉品单一公约》于１９６８年建立，是独立的、半司法性质的国际麻醉品管制机关，其宗旨是促进联合国有关毒品公约的履行，促使各国遵守各项条约的有关条款，并为缔约国在此方面的努力提供协助。在第７０届联大准备于今年４月举行关于世界毒品问题的特别会议之际，麻管局于３月２日发布年度报告强调，在按照国际药物管制条约的规定确保为医疗用途供应药物与减少药物的非法供应之间，需要慎重地保持平衡。报告指出，世界上并非只有要么实行“军事化”禁毒执法，要么对国际管制药物的非医疗用途实行合法化这两种选择，而是要把健康和福祉放在平衡的药物政策的中心位置。联合国电台记者程浩就此专访了国际麻管局委员、世界卫生组织社会心理因素、成瘾行为与健康合作中心主任、现任中南大学湘雅二医院精神卫生研究所副所长及精神卫生系副主任、中国药物滥用防治协会会长郝伟博士。请听报道：

作为世界卫生组织推荐候选人之一，郝伟教授于去年1月通过联合国经社理事会的选举，成功当选联合国国际麻醉品管制局的１３名专家委员之一，任期５年。他在就麻管局２０１５年年度报告的主要内容接受联合国电台专访时指出，今年报告的主题非常及时、准确地反映了目前全球范围内的毒品问题现状与挑战。

郝伟：“今年的主题是‘人类的健康和福祉：国际药物管制面临的挑战和机遇’。我们知道，现在有三项国际药物管制公约，它们不仅仅是控制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的使用与泛滥，更主要的是保护人类的健康与福祉。一方面，我们不能把麻醉品和精神药品进行非医疗性地滥用，不能用于过瘾；第二个方面，该用的还得用。有些麻醉品，比如说吗啡等止疼品，往往是该用的不能用，比如说晚期的癌症，该用却用不到。有些精神药物，比如说苯二氮卓类药物，它主要用于抗焦虑、镇静、催眠、肌肉松弛以及抗癫痫等，但由于怕成瘾，我们很多地方该用的用不到。因此，国际麻管局希望（通过今年的报告）能够促进在这两方面找到一个平衡点，强调人类的健康才是我们最主要的目的。同时，我们现在面临很多挑战，这也是今年报告主要探讨的内容……”

郝伟教授援引报告统计数字指出，目前全球仍有大约５５亿人在获取可待因或吗啡等含有麻醉药品的药物方面机会有限或苦无门路，从而使得全世界７５％的人口得不到适当的疼痛纾解治疗。报告称，尽管本世纪开始以来镇痛药的全球用量已经增加了一倍以上，但是很多中、低收入国家的人仍然得不到适足的疼痛缓解药物。欧洲和北美人口仅占世界总人口的１７％，却几乎占世界镇痛药全部消费量的９５％。探究导致如此差距的根本原因，郝伟表示，问题并不在于全球供应不足。

郝伟：“因为惧怕成瘾、怕滥用，所以管制的就严，这个我觉得是可以理解的，这是一方面（原因）。除了政府管制严以外，我们的专业人员也是怕滥用、怕成瘾，病人疼得嗷嗷叫了，都８０多岁了，而且是晚期的癌症，这个时候他就是成瘾了又能怎么样呢？怎么让这些人有尊严的活着，我们的医生往往没有受过这方面的一些教育。第三大问题我觉得还是Availability、就是可及性的问题。很多我们的病人是在乡村、在山区，医疗资源非常非常的匮乏，没有人开，也没有这种药……价格上也是一个问题，（镇痛药）芬太尼很贵的，一般老百姓不太用得起，特别是穷人，而现在的一些药商由于趋利的问题，他们生产的吗啡已经不多了，而且通过一些医学教育项目引导大夫使用比较贵的芬太尼，这也是一个原因。”

谈及中国在麻醉药品和精神药物使用方面的现状，郝伟教授指出，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中国在相关药品的正当用量方面远远不够，与国际趋势存在较大差距。

郝伟：“我们的政府在这个方面是做了一些限制的，比如说如果你要来开吗啡，首先开处方的人是要有授权的、经过培训的、主治医生以上级别的；开出的处方一定是红处方，这种处方要求对所有的个人信息、包括身份证号码之类的都进行存档。第三，你只能开三天以内的剂量。这些限制在大城市还好，但对于一个在农村、在山区的癌症病人的家属，三天就跑到城里来一次，这是不可想象的……”

郝伟在专访中指出，第７０届联合国大会将于今年４月１９日至２１日在纽约总部举行毒品问题特别会议，重点审议国际药物管制制度的成就和挑战。因此，国际麻醉品管制局在《２０１５年年度报告》中强调，现有的《１９６１年麻醉品单一公约》、１９７１年《精神药物公约》和１９８８年《联合国禁止非法贩运麻醉药品和精神药物公约》这三项国际药物管制条约并没有规定要打一场“禁毒战争”。在就药物政策开展辩论的此时此刻，麻管局认为，在按照国际药物管制条约的规定确保为医疗用途供应药物与减少药物的非法供应之间，需要慎重地保持平衡。世界上并非只有要么实行“军事化”禁毒执法，要么对国际管制药物的非医疗用途实行合法化这两种选择，而是要把病患的健康和福祉放在平衡的药物政策的核心位置。

郝伟：“首先，专家和政府的政策制定者要有一个充分的沟通。我们当然知道政策制定者的担心是怕滥用、怕成瘾，但是我们就希望能不能找一个最好的平衡点来做这样的政策，能够再灵活一些。第二点就是要教育从事这方面工作的专业人员同样要注意这方面的问题。一方面要减少滥用，但另一方面该用的还得用。举个例子，我现在作为中国药物滥用防治协会的会长，我们现在正在编写一个《苯二氮卓类药物临床使用指南》，也是为了达到这样一个目的。当然，这些药物的使用同经济、社会发展的水平也是有关系的。我相信，随着我们经济的发展，（麻醉药品和精神药物的）可及性会逐渐得到一些解决，我们国家今后在这方面也会做得好一些的。”

郝伟教授表示，目前纵观全球，西方国家海洛因的使用仍呈上升趋势，中国的合成毒品滥用率在不断增高且使用人群呈年轻化趋势，同时毒品的价格在持续下滑，由此使得吸毒者总人数日益与世界人口增长并驾齐驱，这些都是非常危险的信号，为各国敲响了警钟，也凸显出目前全球禁毒形势依然非常严峻。他就此强调，在确保医疗和科研所用的麻醉药品和精神药物的充分供应且不受不当限制的同时，各国应进一步有效控制非法使用或滥用药物的现象，严厉打击贩毒活动，并关注大麻合法化的外溢影响以及新型精神活性物质作为“合法毒品”的推销。

郝伟：“大麻是一个非常棘手的问题。现在有一些趋势就是把娱乐性使用合法化。美国、加拿大、西欧一些国家都有这样的问题，变成一种运动了。从麻管局的角度来看，这不是一个好事。现在一些研究发现，大麻的危害还是很大的，比如说可以产生一些幻觉、妄想，对认知功能可能产生一些危害；重要的是，它和我们的精神障碍是有关系的。有研究发现，它可以使精神分裂症的发病显著提前。虽然美国联邦政府没有把大麻合法化，但好多州已经把大麻合法了。截止２０１４年１月１日，科罗拉多州已经颁发了３４８个大麻的零售许可证，开了一个不那么好的头。现在麻管局也是特别关注这个问题，因为美国的影响远超过其他国家。还有一个不太好的趋势就是所谓的新型毒品。三个国际公约列管了很多的化学物质并根据不同的层次进行管制，但有些人把这些化学物质的化学结构做了一些修改，变成了一种新的东西，因此它就不被列管了。但是，它的基本药理作用还是和被列管毒品非常的相似。根据２０１４年的统计，目前世界上大概有４５０种新型的精神活性物质，在２０１４年一年就冒出来了６９种合成毒品，对于我们的监测、管理、治疗都带来很大的挑战……”

郝伟教授最后指出，目前全球在毒品成瘾者治疗方面也面临挑战。相关原因包括：成瘾者不知道去那里接受诊疗，治疗效果不好导致复发率居高不下，以及由于政府将使用毒品列为违法犯罪行为，成瘾者不敢主动寻求治疗等。长此以往，成瘾者自身健康将遭受严重影响，导致一系列家庭和社会问题，并可能引发艾滋病、性病、结核病传播等公共卫生危机，因此必须得到国际社会的高度关注和积极应对。

程浩，联合国纽约总部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