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家卸任之后撰写回忆录早已不算是什么新鲜事，但联合国前秘书长科菲•安南出书的消息一经传出便引起了媒体和公众的广泛关注。这不仅仅是因为安南的政治智慧和个人魅力，更因为他在出任联合国秘书长的十年期间，世界经历了诸如伊拉克战争、科索沃冲突、入侵阿富汗、９•１１恐怖袭击等众多重大历史事件……有人说，安南的回忆录可以视作世间疾苦的“第一手调查”；有人说，这是基于个人历练的“教训报告”；也有人说，从中可以看到一个生命个体的自我强大之路……日前，安南重新回到了自己奋斗多年的纽约总部，举行签名售书活动，并与各国外交官和联合国职员座谈，讲述了自己在不平凡的职业生涯期间为推进地区与世界和平所做出的卓越努力与贡献。请听联合国电台记者程浩的报道：

将于今年４月８日迎来自己７５岁生日的安南身着合体的深蓝色西装、在一片热烈的掌声中再次走上了联合国纽约总部会议厅的讲台……欢迎他的除了众多年轻的仰慕者，更有曾经共事多年的老伙伴和老朋友。联合国常务副秘书长、第６０届联合国大会主席埃利亚松便是其中的一位。他在安南的新书推介活动上表示，在１９９７年至２００６年的两个任期内，安南以他的睿智思想和不懈努力，巩固了联合国在国际事务中的地位，促进了多边主义的进一步发展。他积极倡导集体安全、全球团结、人权法治，维护联合国的价值观念和道德权威，并因此在２００１年荣获诺贝尔和平奖的至高殊荣。

埃利亚松：“（英语）我想首先告诉大家一个小秘密――我和安南秘书长最初是通过家庭的关系相互结识的，因为我们俩的太太曾经同窗八年，关系非常好……我们之间的友谊后来在纽约得到了真正的巩固，那是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中期，我担任负责人道主义事务的副秘书长，安南则开始主管维和行动。那时也是全球范围内冲突接连爆发的复杂时期，我们共同应对了包括索马里内战在内的一系列棘手难题。在安南就任联合国秘书长之后，我又在担任联大主席期间与他继续并肩奋斗，在联合国系统进行了大刀阔斧、史无前例的改革……看到今天会场座无虚席让我非常激动，这说明安南多年来坚持秉承联合国宗旨与原则的努力没有白费，他始终奉行以人为本的做事准则，并因此得到大家的爱戴和尊重。”

出生于加纳库马西市的安南从２４岁开始进入联合国工作，从最低的级别开始做起，先后在世界卫生组织、联合国非洲经济委员会、驻开罗联合国紧急部队以及难民署等机构任职，并于１９８６年升任负责人事工作的联合国助理秘书长。１９９３年，安南开始担任主管维持和平事务的副秘书长，随后于１９９５年１０月被任命为负责前南斯拉夫问题的秘书长特使和驻北约特使。１９９６年１２月，联大正式批准安南为联合国第七任秘书长。２００６年１２月３１日，安南结束长达十年的秘书长任期，为自己人生最辉煌的一段时光画上了一个句号。安南说，回首十年心路历程，他可以坦然面对世人评说功过。

安南：“（英语）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要写这本书？我的回答是：我非常幸运！因为在我担任维和副秘书长以及秘书长期间，世界经历了太多重大事件，从索马里战乱到卢旺达种族灭绝悲剧，从斯雷布雷尼察大屠杀到海湾战争……与此同时，我亲眼目睹了冷战结束对安理会所产生的影响。没有了分裂，当时整个纽约总部大楼都充满了激情和兴奋，因为联合国终于可以有效行使自己所肩负的使命与职责了……由此产生的一个重要成果便是维和行动的全面扩展，在很短的时间内，国际维和人员便从几百人扩增到近万人；我们的工作也从监督停火延伸到内战干预、和平重建、人道救助、恢复法治、促进人权以及发展支援等更深和更广的层面……我希望这本回忆录能从一个全新的视角帮助人们认识到：和平不仅仅是一个结果，更是一个过程，其间充满了艰辛的努力。”

安南的回忆录题为《斡旋：战争与和平的一生》（Interventions : A Life in War and Peace》。他在签名售书活动上讲话指出，正是各种复杂的地区纷争和国际形势让他意识到，处在矛盾之中的国家自己解决纠纷的能力完全没有理想当中的那样好。因此，联合国的斡旋和干预往往是解决国际争端的最佳途径。然而，斡旋干预行动的有效性取决于不同国家的实际情况和需要，更依赖国际社会协同一致的坚定行动。

安南：“（英语）我们往往只关注冲突，当危急局势爆发时便首先派遣维和士兵，但我们却没有应对问题的根源所在。我认识到，很多冲突都是经济因素引发的，化解战乱的关键在于消除贫困。因此，通过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把冲突干预与发展联系起来是一个伟大的贡献，因为公民社会可以就此要求政府采取正确行动，把精力集中在改善民生福祉方面。这同时也引出了另一个重要问题，那就是政府的职责。国际社会如何才能避免斯雷布雷尼察和卢旺达的惨剧不会再度发生？这个问题多年来一直困扰着我，所以我在１９９９年联大辩论上提出了人道主义干预的倡议，并由此推动了‘保护的责任’这一全新干预概念的诞生。我们强调，干预不应该成为强权国家干涉他国内政的借口，但每一个国家都有责任保护自己的国民，不应以主权为‘挡箭牌’来压迫和侵害公民的人权与自由；如果一国不能或不愿履行它的这种责任，那么国际社会就应当对此进行干预。”

２０１１年３月，安理会通过第１９７３号决议，在利比亚设立禁飞区，要求各国采取一切必要措施保护利比亚平民免受武装袭击的威胁，多国部队随后实施军事打击，加速了卡扎菲政权的崩溃。这被称为“保护的责任”的“首次实践”，并由此招致中国、俄罗斯等国的批评，反对将“保护的责任”滥用的问题。安南就此表示，一些国家目前希望在应对叙利亚危机时复制“保护的责任”理念在利比亚的实践，他对此不表赞同，强调冲突无法通过军事手段解决。

安南：“（英语）现任联合国—阿盟叙利亚危机联合特别代表卜拉希米是我的好朋友，也是一名非常出色的斡旋调停者，但他现在正和我在担任叙利亚危机联合特使时面临相同的难题，那就是缺乏迫切所需的国际社会的坚定支持，因为有关方面在如何应对危机局势上依然无法达成一致意见。有些人不相信斡旋，也不相信通过政治进程解决冲突。他们一直在反复强调的一点是：如果继续和叙利亚当局进行谈判，那就意味着是在给阿萨德总统更多所谓‘喘息’的机会。我认为，这种观点是十足的废话。这基本上是在说：不要做出任何努力，不要给叙利亚人民希望，让杀戮继续……同时，那些认为斡旋是浪费时间的人也没有提出任何可行的替代解决办法。”

安南指出，叙利亚危机不可能在短时间内结束，因为其中还涉及相当复杂的教派和民族矛盾，而且其冲击范围已经超越了叙利亚的领土边界，对整个地区的和平与安全构成威胁。同时，尽管有许多叙利亚民众不支持阿萨德继续当权，但他们对未来同样充满迷惘，无法预测反对派会带来什么样的改变。因此，当务之急是通过政治手段，确保杀戮立即停止；否则，叙利亚人民将付出更惨重的代价。

程浩，联合国纽约总部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