２００７年２月９日，刚刚履行上任的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任命来自中国的沙祖康担任联合国负责经济和社会事务的副秘书长。那一年，这位在外交战线上已奋战了３６年的“沙将军”刚满６０岁。五年来，沙祖康以特立独行、率真爽直、透明公开的行事风格为联合国吹进了一股新风，并领导经社部在可持续发展、气候变化、绿色经济以及推进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等众多领域取得卓越的工作成绩。今年７月３１日，沙祖康正式完成工作交接、圆满卸任。在即将离开纽约总部返回祖国之际，他接受了联合国电台记者程浩的独家专访：

程浩：沙大使您好，非常感谢您把行前这最后一次难得的专访机会给了联合国电台。五年一晃就过去了，具体什么时候离开纽约？

沙祖康：８月１７号，机票是几个月前就订的，我的工作任期是到７月３１号结束，这几天的时间正好跟各位朋友们在一起辞行一下，交流切磋一下，觉得还是很有好处的，同时也把家务事理理顺。

程：感受如何？有没有觉得有一点点伤感：我要离开，在这儿工作了这么长时间？

沙：很久，感触非常之强烈。其实，从我本人来讲，这是“arranged marriage”（包办婚姻），我是不愿意来的，因为我觉得在联合国来工作当然也是服务于国家，服务于国际社会，但我倾向于更加直接地为我自己的国家服务。作为一个高级外交官，中国政府强烈推荐，然后联合国秘书长也表示同意，在这种情况下，我是下级服从上级，按照一个规范的、标准的高级外交官所应该做的那样，我接受了这份工作。我并不喜欢这个工作，甚至在某种意义上很反感，但是五年下来，我已经真正地开始、自己还在不知不觉当中就热爱上了这份工作，而且工作得非常之投入。７月３０号，当全体经社部的员工给我送行的时候，好多人都流下了激动的眼泪；他们还做了长篇的发言，帮我回顾了从沙祖康大使到任以后，为经社部所作的贡献和工作，还是非常感人肺腑的。我真正地、深深地爱上了我所领导的经社部，特别是我的广大员工们，我尤其感谢他们这五年来给我的支持和帮助，我从他们身上学到很多过去我不知道的一些知识，同时也开拓了我的眼界，对我本人来说还是很有收获的。当然，联合国的经社部，我觉得，他们一直认为由于我的到来和我的强有力的领导，也提升了经社部的地位，增加了大家搞好工作的信心和决心。

程：这让我看到了您与之前不大一样的一面，之前您都是比较强硬，现在和缓了很多，您的工作风格是不是也在过去五年有所改变？

沙：基本上没有变。在赴任的时候，很多人提出这样的问题，认为我是比较强硬的，所谓鹰派，或者说是比较好斗的，斗士之类的……那么联合国它需要一个身段比较柔软的、能和各方巧妙周旋的、而且必须要体现一个独立和中立的形象。对我来讲，要实现这么一个从双边大使、为国家服务，转型到一个国际组织的高级职员或者说领导人来为国际社会服务、其中包括为中国服务，这个过渡是非常之艰苦的。一个人到了我这个年龄以后，我的体会是风格是不可能改变的，也是没有必要改变的。我坚持这一条：我就是不变，如果要变，你联合国必须变。因为联合国长期以来——我的感觉、包括五年下来加深我的印象——在如何公开、透明、民主、特别是克服各种林林总总的山头主义方面有大量的工作要做，而恰恰他们需要的是沙祖康作风，公开的作风，透明的作风，诚实的作风，而不是“见人讲人话、见鬼讲鬼话”的作风，八面玲珑、互相周旋、把大量的时间和精力耗费在内耗上面。联合国这么大又的机构，有这么好的人才，有这么多的expertise 、这种经验，如果我们大家能够以一个整体来做好工作的话，我觉得联合国潜力是很大的；而要做到这一点，必须公开、民主和透明，必须要有一个强有力的领导，敢于这样做，说了要做到。

程：那您怎么评价联合国的当家人潘基文呢？他的工作在您刚才强调的这几个方面做得怎么样？

沙：从为人品质来讲，我觉得潘基文先生还是很受我尊敬的。他学贯中西，知识很渊博，他有着东方人的儒雅、谦虚、低调，应该说为人还是比较善良的；而且特别值得称道的一点就是：他工作非常之认真、非常之刻苦，可以说３６５天整天在飞、整天在工作中，这种艰苦奋斗的精神、刻苦的精神、献身的精神还是值得我们大家学习的。如果我们联合国人都能以他为榜样，我们联合国的工作可以上一个台阶，这是从为人方面讲。那么从政治方面来讲呢，我觉得他是有搞好工作的愿望，也有这个干劲，但是怎么样来搞好工作，作为他的下级，我觉得这是他应该思考的一个问题。在我的述职报告里——我已经交出去了，我也非常友好地提出了一些建议。我觉得联合国必须改，它一天不改，我看它一天做不好它的工作，这是我的体会，我感触良多，为这个事我和秘书长先生也有过几次口角。

问：我非常好奇，之前有媒体报道关于您“酒后骂潘”的事情，今天能不能有机会您给我们具体地解释一下，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

答：这个情况比较复杂，我得解释清楚了。第一，我复杂在哪里呢，当人家骂他的时候，我就要跳出来维护他，但是当他做得不好的时候，我还控制不住自己，我还想要说几句，当时我就处于这么一个矛盾情况之下。大家都知道，就在那个时候，联合国里有位副秘书长，在她的离任报告中对潘基文从第一行开始一直到最后、几十页全是批判，而且发生了我们联合国的国际职员一致通过公开信，对他进行了谴责和批判。在这种情况下，我的心情就很复杂了；我觉得绝大部分的批判是正确的，但也有欠公道之处，因此出于这么个心情，我想为他辩护一下，就是说还不是这么回事，所以我的主观意图是想帮他一个忙。因此在这种情况下，我就来了一个他们讲的“black humor”（黑色幽默），我也不懂什么“black or white humor” （黑色或白色幽默），反正我就“humor”（幽默）了一下，我就说了一句话，我说：我知道你不喜欢我，你也知道我不喜欢你，我根本就不在乎这个工作，如果你明天把我解雇了，我现在就感谢你，但是面对对你的工作一些不公正的评论，我还真想讲几句话。第一，你是联合国最干净的人，自从你上任以后，从来没有听到过有关潘基文先生的一些丑闻，你廉洁奉公，申报你的财产，我沙祖康是联合国副秘书长里第一个响应的，因为我也是廉洁的；然后，你是工作最勤奋的人；而且你还采取了很多措施，一二三四五六七，我讲了好几条优点……结果呢，外电报导就说“你不喜欢我，我不喜欢你”，当然他们这样做，是有他们的阴谋诡计的，我说了那么多话他们为什么不报道呢，偏偏要在这个时候报道呢？原因很简单，因为当时面临一个关于“里约+２０”、就是联合国可持续发展大会秘书长的人选问题。欧盟提出来他们推举了他们的代表，而且以欧盟集体的名义要求秘书长任命他们的提名人，而且得到了美国方面的支持。

可持续发展问题是联合国的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涉及人类长远生存发展的问题。二十年前，里约开会的时候决定成立一个可持续发展委员会，在经社部下设的委员会，而我们经社部也根据联大决议设立了可持续发展司，来支持这项工作。无论从知识、工作方面的投入、人才啊、还有我们讲的network网络等等，我们经社部来支持这个工作是天经地义的。我觉得，在这种情况下，由联合国的主管经济和社会事务的副秘书长来做这个峰会秘书长时非常之合理的，也是合乎逻辑的。所以我觉得不可理解，因此我和他们进行了对抗性的讨论。你来个外来人，你怎么能够调动整个联合国系统呢？你程序也不熟、人头也不熟……所以这个事那时就闹得很厉害。这个事情我在吴小莉采访的时候披露了一点，但今天我把这个真相讲出来，它完全就是一个阴谋。它为什么要强这位子呢？联合国沙祖康是中立的呀！我是代表广大成员国的呀！为什么你非要、一个地区组织来推荐你的人来当这个秘书长呢？但有一点是非常明确的，“里约＋２０”是联合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级别最高的一个会议，它是制定国际规则的一个会议，比如说：可持续发展目标应该怎么定？技术转让应该怎么办？融资问题应该怎么解决？世界经济的发展同时资源大量的、快速的耗尽、人口大量的增加，这些问题怎么办？这些都要通过这个会议来做出决定、就下一步的工作进行安排，那就是制订规则的地方。一些国家你可以说是出于对人类发展负责的态度来抢这个职务，你也可以从另外一个消极的角度来讲，它是要牢牢掌握国际规则的指导权、控制权。所以这就引起了我的警惕，在这种情况下我是死咬住不放－只有我干！因此他们火呀！因为找不出怎么收拾沙祖康的机会，因此利用所谓“酒后骂人”（来制造舆论）。这没有什么酒，一桌坐十几个人就一瓶红酒，我一个人喝两瓶红酒都不会醉。另外大家都知道的，我们开会有一个制度，叫Chatham house rule，规定是哪里说、哪里了，是不对外公开的。居然我在会议的发言都公开出来了，谁干的呢？今天我进你们电台叫一吐为快！

程：说到可持续发展大会，我知道您这五年来可以拿出很多值得自豪的工作成绩，但里约峰会的成功举办是不是最大亮点之一？

沙：是的。这次会议搞得非常成功。我讲非常成功不是因为我是（大会）秘书长，因为是在近一、二十年来联合国没有达成任何重要协议的情况下，这是唯一的达成的一个重大协议。这个协议你们从高标准、严要求来看还有很多不足之处，但是能够达成这么一个协议，而且对一系列重大问题做出政策性的决定，包括制定千年可持续发展目标啦、包括设立一个政治性的、高级别的可持续发展论坛啦、包括加强联合国环境署啦，还有关于技术转让的问题、关于融资的问题、能力建设的问题，都提出了具体执行的措施和建议。我觉得它是为我们今后的５年、１０年甚至２０年的工作规划提出了思路，提出应该遵循的方面，它是一个重要的政治文件。作为峰会秘书长，我感到非常之荣幸有这么一次机会，而且使得会议成功了，当然主要是成员国努力的结果。这是我的“收官之作”啊，我马上就要６５岁了，在这个任上我干完了这件事、干好了这件事，得到了所有的包括美国、欧盟、和广大发展中国家集体的、一致的好评和赞扬！

程：在您接任经社部副秘书长的时候，之前来自中国、分管联合国大会和会议管理部的陈健副秘书长据说给过您一个建议，希望您能够收敛锋芒，不知道您对您的继任者吴红波大使有什么建议？

沙：我们谈了两次。吴红波是个很优秀的大使。我觉得像这样一个大使，用不着我来对他多加指点，我也不敢当。我跟他只是分享了一下我这几年来是怎么做的一些做法。比如，如何处理好和秘书长的关系、如何处理好和成员国的关系、如何处理好联合国系统各部门首长和各个部委之间的关系、如何处理好你和三个助理秘书长和下面司局长之间的关系等等，我在处理这些关系中是怎么做的，我谈论一下我这些做法，谈不上什么指点，一个人有一个人的作风，一个人有一个人的做法，不存在好坏的问题。我觉得他也是经验丰富，是稳稳当当的一个秘书长。我对他表示良好的祝愿，我也表示，无论我沙祖康在那里，永远是你坚定的支持者。

程：您刚才简单地谈了一下，说您卸任后，回国后的打算还没完全确定，您自己有没有一个想法？

沙：这个国家都有规定的，像我们部级干部，一般来讲，６５岁就应该下来。根据本人的情况，有关领导也问过我，说我身体很好，还应该做些事，问我有什么想法。我说，一切服从党安排，绝不给党添麻烦。党叫干啥，就干啥，包括开电梯、扫厕所，那都是很好的安排，看我体力情况。我现在身体很好，尽管联合国让我的黑头发变成了白头发，或花头发，但是我身体还很好。我觉得我要说没事做的话，我就要做两件事：第一，练好高尔夫，第二，恢复我大学里上的武术班，学武功，锻炼锻炼身体，看看我们祖国的发展，看看我们中华民族的兴盛和振兴，活得争取长点儿，给国家、给医院、给孩子们少带点麻烦，自己把自己照顾好；我们老夫妻两个相濡以沫，互相都照料些。我觉得人应该调整心态，慢慢地开展一个新的人生阶段，也就是说，不是吃喝拉撒睡等死，而是要抱着开放的心情，争取把这段过好。我通过电台讲这番话，对我也是一个监督，让听众们也对我进行监督，我努力会活的潇洒，争取潇洒一点。

程浩：非常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