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合国人口基金执行主任娜塔莉亚·加奈姆出生于巴拿马，并对此充满了自豪。加奈姆从小生活在一个充满爱的家庭里，家里一共有四个孩子，父母细心地呵护着他们，祖父母也对他们关爱有加。

加奈姆：“我在巴拿马城的郊区长大。巴拿马城是拉丁美洲的门户城市，而且由于巴拿马运河，巴拿马的社区同世界联系非常紧密。我们有各种各样的邻居，我们家经常做中国菜，因为我们有中国邻居。这边有一个意大利俱乐部，那边有一个法国学校。还有库纳土著妇女和她们的孩子也是我们的邻居。巴拿马处在我们土著血统历史的十字路口，是阿兹台克人、玛雅人、印加人和安第斯文化交汇的路口。因此，我们的社区非常热闹，空中总是飘荡着音乐。我上学要步行去坐校车，会经过一个木材加工厂，路上总是有刨花，你总能闻到刨花的味道。这就是我童年的记忆。”

像许多巴拿马人一样，加奈姆的祖父母是非洲裔人，他们的前辈来自牙买加和圣卢西亚。她的祖父母是是作为教师来到巴拿马的。

加奈姆：“我的祖父母非常重视教育，坚持通过教育进行奋斗的信念。那段时间也是非洲文化觉醒的时期，美洲的非洲人摆脱了奴役的历史，有了一种新的身为黑人而感到的骄傲。拉丁美洲总的来说很特别，人们用negrita这个称呼，这是对黑皮肤的绝对爱称，无论你的肤色深浅。但是这种骄傲与喜爱也与偏见、模棱两可和歧视混杂在一起。”

人口基金图片

自一年前缅甸暴力事件引发大批罗兴亚人逃往孟加拉国以来，联合国人口基金便一直在为妇女和女童提供人道援助。

加奈姆的童年充满了美好的回忆。不幸的是，幸福的生活在她年仅六岁时就发生了重大的变故。

加奈姆：“这个月，我们的母亲就要满一百岁了，而我六岁的时候父亲就去世了。因此，我的母亲在她100年的生活中经历了很多跌宕起伏。我们四个孩子成为了现在的我们，都走过了一条坎坷的路。父亲去世的第二年，我离开巴拿马，来到了纽约中城，住在一个亲戚家。其余的兄弟姐妹都在巴拿马。最终，我们的母亲也来到了美国，一切从头开始，包括教育，她到50岁时才获得大学学位。母亲最大的特点就是真诚，她在教会、在熟人中间真诚地帮助别人。她仍然与她还健在的几个同学保持着联系，但她也有一群年轻的朋友，她是他们的倾听者。我认为这非常了不起。”

父亲的去世给家庭带来了沉重的打击。直到今天，加奈姆仍然感受到父亲离去带来的悲伤。

加奈姆：“当爸爸去世时，我们都记得他很爱吸烟。我现在回想起来，他可能每天吸两三包烟。他是第一个有资格执业的巴拿马黑人牙医，而且在中央大街上拥有一个很大的诊所。他一次又一次地义诊，直到今天，牙医的义诊还是很重要的。他后来去了约翰·霍普金斯大学接受治疗，这很不寻常。我记得当时的癌症治疗被称为钴治疗。有趣的是，当我自己在约翰·霍普金斯医疗系统当医生时，他的记录仍在。现在我作为一个比他还年长得多的医生来阅读这些记录，感到非常痛苦。他的去世对我们所有人来说都是一个巨大的转变，尤其是对我们的母亲而言。”

加奈姆的母亲从此只身一人带着四个孩子。一年以后，她决定把加奈姆送到远在美国的亲戚家。

加奈姆：“我跟我在纽约的姑姑和叔叔家的女儿——我的姐姐——年龄最接近。如果你在海地，或者东加勒比的其他地区，你就会想去大城市找亲戚，或许他们钱会多一点。但孩子和父母分开很艰难。我希望人们越来越认识到，家庭的连续性应该成为儿童生活的基础之一。但对我而言，那是一个求生的时刻。我很幸运，作为一个移民来到美国，去了纽约中城，并且在公立学校教育中出类拔萃。这让我热衷于想确保每一个女孩、每一个孩子都能有机会真正发挥自己的最大潜力。这的确会带来很大的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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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合国人口基金执行主任纳塔利娅·卡姆参加了与孟加拉国妇女的小组讨论。

姑姑和叔叔一家人很爱护年幼的加奈姆。纽约汇聚的各国风味饮食让她大开眼界，姑姑有时做巴拿马饭，让加奈姆很开心。但和母亲与兄弟姐妹分开让她很难过，让她日夜思念。不过，像所有孩子一样，加奈姆有很很强的适应力，很快，她就在成长中蜕变，并且受到民权运动的影响。

加奈姆：“那段时期也是历史上的动荡时期。马丁·路德·金（Martin Luther King）开始崭露头角。我的姑姑和叔叔在美国有色人种协进会中非常活跃，他们有一些好朋友是中城犹太社区的人，他们也绝对致力于民权事业。因此，在家里有很多讨论，或者去别人家吃饭，也在讨论公民权利这些事情。我叔叔还去华盛顿参加游行。”

加奈姆在纽约的学校经历则与她在巴拿马天主教学校的经历截然不同。

加奈姆：“我在一所公立学校上学，学校里全是商业规则。我注意到，对于那些被贴上‘聪明’标签的孩子，以及在那些最终要上大学的‘可塑之才’班级里，很少会有一个黑人孩子。我在学校的那些年里，一共只有两三个学习优异的黑人学生打进了这个圈子。同时，同种族的孩子扎堆很普遍，拉丁美洲学生也进了中城的学校。学校考虑到了很重要的一个因素，就是既要有黑人老师，也要有白人老师。老师们非常理解，非常关心，并且能够与我们这些年轻人就民权主题进行辩论和讨论。作为一个年轻人，能够打破僵局、说出来，并且能够谈论它，让人感到自己非常有力量。对我来说，也许我很聪明，但这并不会让我免受侮辱、鄙视或被叫外号之类的伤害。但我喜欢读书，那是我真正的救星。我贪婪地阅读着。这实际上不仅仅是逃脱，而是一种了解世界、了解其他类型的家庭和社会环境的方式。这是另外一种教育——能够选择自己的书，并学习我可能没有亲身经历过的事情。”

高中毕业时，加奈姆考上了哈佛大学，学习历史和科学，之后进入了哥伦比亚大学学习医学。

加奈姆：“哈佛是我的第一选择。我知道自己想去哈佛，我绝对交出了像样的成绩并满足了所需的所有其他条件。在我职业生涯所处的环境中，我经常是唯一的女人，唯一的黑人女人，也是唯一的黑人。但是在那个时代，平权行动开始出现。虽然我名列前茅， 但是有时候人们会怀疑我是通过平权行动进的哈佛，而且不是以一种友善的方式说出来。我只是对自己说，你知道的，这是根深蒂固的——即使在今天。的确，现在当我走进许多会议室，人们会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都没有意识到我是联合国一个机构的执行主任，要随着对话的进行，他们才慢慢明白。我们都知道这是一个瞬息万变的世界，但在这方面变化还不够快，而且我们随时都能看到这样的证据。”

或许是由于当医生的父亲过早去世的经历，加奈姆从小就立志要当一名医生。在哥伦比亚大学学习医学时，在好友奥利科耶·兰索姆-库蒂（Olikoye Ransome-Kuti）的影响下，加奈姆特别关注热带医学、公共卫生和非洲儿童的命运。兰索姆-库蒂后来成为尼日利亚的卫生部长。

加奈姆：“我的第一份工作是在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在那儿，我承担了很大的责任，我不确定自己是否准备好了承担这种责任，但我愿意尝试。我负责组建一个部门，负责照顾那些被直升机送往约翰·霍普金斯医院停机坪的儿童。他们遭到了虐待和忽视，其中一些儿童受到了身体和性方面的虐待。那些孩子骨折的骨头遭受的不是无辜的伤害。我们成立了儿童倡导中心。作为一名年轻的医生，我选择了一名社会工作者——一名非常有才干的女人担任我的联合主任，这引起了很多人的不满。但是我意识到医生不应该是这个团队的负责人。当一个家庭伤害一个孩子时，这是一个社会工作的问题。有法院的责任，有受虐孩子的权利的问题，还有，发生这样的事情后，如何将一家人重新聚拢在一起？”

有一次，加奈姆被叫去看一个不到一岁的婴儿的X光片，她所看到的让她受到了极大的震撼，进一步促使她决心捍卫儿童、尤其是女童的权利。

加奈姆：“这个婴儿的骨骼上有不同康复阶段的多处骨折，颅骨骨折，股骨被扭曲。你看着这个活着的孩子，然后看着黑白的X射线证据，真是令人心碎。但是这个婴儿有母亲，可能是这个母亲干的，或者她可能不知道当她不在的时候孩子的遭遇。虐待行为很多。有时孩子在抵达时已经死亡，那是一场灾难。在好的情况下，会有一位充满爱心的祖父或祖母冲进来带孩子，并帮你弄清楚发生了什么。如果是家人以外的人施虐，你要尽最大的努力确保公正。如果是家庭内部的，这是很难恢复的。这不仅是造成身体创伤的问题，有时，这是由于过去的创伤而导致的行为。因此，像我们秘书长所说的，在家中实现和平是多么地重要。尤其是女童，当她觉得不对劲的时候，要能够扯直了嗓子大声地叫出来。” 

加奈姆的儿子出生后，她辞去了约翰·霍普金斯的工作，一家人回到了丈夫的祖国多米尼加共和国。他们的儿子取名为曼德拉。那个时候纳尔逊·曼德拉在加勒比还不太为人所知，人们常常认为这是一个女孩的名字。

在以后的20多年里，加勒姆一直从事慈善工作。直到受到联合国人口基金的工作邀约，前往坦桑尼亚。正是在坦桑尼亚的那段工作让她看到了联合国的同事们如何精诚协作，改变了当地人们的生活。如今，她成为了人口基金的一把手。 

加奈姆表示，这是一个非常令人兴奋和充满活力的时代。 但有时，妇女的权利可能会在被政治化的过程中朝着错误的方向发展。因此，她更加坚信人口基金的使命。

加奈姆：“人口基金是联合国致力于促进性健康和生殖健康的机构。 我们是一群敬业奉献的专业人士，我们坚信，任何一名妇女不应该因分娩而死亡。我们的目标之一是确保彻底消除对妇女和女童的暴力行为，其中包括诸如残割女性生殖器或童婚之类的暴力行为。我们相信妇女的选择，相信妇女和女童的权利。因此，我们的许多工作都围绕着确保选择避孕的妇女可以挑选一种对她们有用的避孕方法，并帮助她们进行计划生育，这是筹划未来的一部分。这就是我们在世界155个地方所做的工作。”

在谈到未来时，加奈姆表示，她希望人们生活在一个这样的世界中：一个女孩从出生开始，终其一生，都受到珍视；当一个女孩遭遇不公时，一个男孩会站出来，勇敢地说“不！” 

黄莉玲，联合国纽约总部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