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题报道】寻找网络空间国际治理的最大公约数——专访联合国网络安全与网络犯罪问题高级顾问吴沈括
12月2日至4日在纽约联合国总部举行的不限名额工作组对话会议旨在针对国际社会如何应对互联网及其信息安全领域所面临的挑战、共同寻找对策听取非政府组织、学术界和行业专家的意见。作为来自中国的一名长期致力于网络安全和网络治理的专家学者，吴沈括在三天会议讨论中阐述了他对网络治理的一些看法。
吴沈括表示，现在各国政府，包括各国的民众，对于网络安全、信息安全问题十分重视，在这样的背景下，这次对话会议就是为促成在联合国层面对此问题做出集体回应而进行的一次集体思考。
吴沈括：“现在的技术、经济和社会构成和之前有很大的变化。从目前来看，各方主体，包括政府主体，包括民间的私人主体，对于在联合国框架下多边机制的展开并形成相应的解决方案，有着更为强烈的期待，而且这个期待是具有实际的诉求作为支撑的，也就是说不单单是一个价值观的认同，更多的是对于实操、对于问题实际解决的强烈意愿。广大的与会代表强烈表达的一个观点就是：希望以问题解决为导向，以风险管理为导向，在联合国的层面有更多的国际法工具的新设计以及国际法机制的新安排。”
网络基础设施所面临的风险
吴沈括表示，网络空间国际治理和国际关系的一个深水区是网络基础设施所面临的风险，它牵涉到网络基础资源的配置以及网络基础资源的组织管理等诸多结构性问题。从目前来看，在这个问题上总体的进展比想象的要慢，从历史角度看，特定国家在历史上对于互联网资源所形成的战略优势这一点不能够轻易忽视。随着国际治理包括国际关系发展过程中，公众对于公平正义的追求，以及多边国际对话的展开，这一问题越来越广泛地受到各国的重视。但从目前来看，还比较缺少有效的国际对话机制，以及推动国际改革的平台和渠道。随着国际信息通讯技术安全的多边对话的展开，或迟或早 ，在这个问题上会有一个更为直接的交锋和博弈。
联合国人权专家表示，澳大利亚政府近期提出的网络安全立法提案存在“致命缺陷”，可能削弱澳大利亚乃至整个世界的网络安全，并对人权带来不必要的损害。
吴沈括：“网络基础资源问题，最为明显的关于域名的分配机制，另外例如服务器的配置机制，都是比较突出的国际关切。从历史上看，在技术发展过程中所产生的特定国家对于域名分配权力的支配性以及服务器资源的战略性优势，加剧了互联网基础资源分配不均、地域性差异比较强烈的态势。在战争等特殊情况下，如果具有明显技术优势的资源配置方对于另一个相对劣势方发起在互联网基础资源配置层面的限制乃至剥夺，这对于弱势国家在网络空间中的数字化存在是一个非常直接和严重的危险。”
网络安全的政治化问题
吴沈括表示，当下在世界范围内，网络安全存在着某种政治化趋向。从学界的思考角度而言，网络安全问题从本质上首先是一个技术问题，因此首先有必要在技术层面寻找相应的解决方案。第二，新技术的全方位普及应用并与传统政治、经济生活的深度融合导致国际社会受到若干国家网络安全政治化立场的影响，各利益相关方对此表示担忧。对于这个问题，需要在国际层面有更多的信任和合作机制的建设，进而形成关于网络安全问题的良性循环，避免政治化可能伴生的消极后果。这是目前摆在各国面前的一个当务之急，也是包括联合国在内的各国际组织有必要积极作出贡献、提出解决方案的一个重要切入点。
吴沈括：“目前在网络安全领域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议题，就是关于供应链安全的判断。在供应链安全的判断过程中，现在出现的一些做法包括审查来自于第三国家的政治因素。在这样的情况之下，一定程度上可能出现和商业逻辑、业务逻辑以及技术逻辑的背离，而把更多的考察重点关注到第三国的政治环境。这本身忽略了网络安全问题本质上首先是一个技术问题的逻辑出发点，这样的操作方式，从目前的实践来看，一方面没有解决安全的核心关切问题，另一方面容易造成不同国家的民众和民众之间、政府和政府之间的信任水平的降低。从总体上来看，事实上有可能成为新的国际安全的不稳定因素。”
网络安全的军事化问题
吴沈括表示，对于网络空间的军事化问题的讨论应当说在近几年的国际安全会议场合有一个非常快速的升温过程。当下尤其在数字化的发展浪潮中，这一问题的重要性和关注度有了一个空前的提升。从目前来看，就学界而言，主要关注的问题包括网络空间中负责任国家行为规则体系的建设。在这次会议期间，各国的专家学者也探讨了在网络空间可能存在被武器化使用的情况下，如何通过建设国家间的信任、民众之间的信任以及民众和政府之间的信任来强化对于网络空间的非军事化态势的保障。
联合国人权专家表示，目前国家政府和私营部门使用的部分网络信息共享模式正在让人们的隐私权受到严重威胁，急需进行重新评估。
吴沈括：“目前讨论比较多的网络空间、网络技术的军事化问题比较突出地反映在：第一是所谓的自动化致命武器的研发，第二是所谓的人工智能武器系统的研发，第三是基于军事目的对于某一特定国家的关键信息基础设施的攻击。对此还有一个比较受关注的现象，就是基于政治或者军事目的对于他国网络空间信息内容的操控，或者说虚假信息（disinformation）的问题，它可以服务于政治目的，也可以服务于军事目的。”
虚假新闻、虚假信息问题
吴沈括表示，虚假新闻、虚假消息的现象，应当说这两年已成为各国普遍关注的一个共同问题，这和一段时期以前的情况形成了一个鲜明的对比。目前在美洲、欧洲、亚洲，甚至在非洲，对于虚假信息问题，应当说其关注度都经历了一个迅速升温的过程。在对于虚假信息的治理领域，由于牵涉到很多的基本权益的保护，包括言论自由和出版自由等等，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各地都在从本土角度做一些多样化的机制尝试。
吴沈括：“在这个问题上，目前现在还没有形成一个全球性的标准，因为这个问题确实是具有很强烈的地方性色彩，有很强烈的社群文化的烙印。我们看到，现在比较突出的包括像欧盟有关虚假信息的2018行为守则，是目前最新的关于网络空间信息内容治理的一种尝试，是由企业自愿进入的一种机制安排。可以想见，在未来的发展过程中，当网络信息内容越来越多地融入到民众的日常生活中，民众的多重判断，包括技术层面的、经济层面的和社会价值层面的判断，越来越依赖于网络信息的质量水平，后续的、对于相应的信息内容的治理，对于相应的虚假信息内容的规制，可能会在各地都会有更多新的特殊尝试。而在积累了足够的最佳实践之后，可以想见在国际层面会形成若干可以为各国所借鉴参考的一些基本的操作标准。”
网络安全的个人隐私问题
吴沈括表示，随着新技术的不断的研发和应用，民众能够获得更多的生活和经济以及文化社会方面的便利和益处，但随着应用场景的拓展，风险或者说易受到威胁和攻击的薄弱地带也在增加。在这个过程中，一方面新技术的运用者可能有认识上的不足，另一方面民众在风险的防范能力上也可能准备不足。此外，新技术的监管环境或者说政府保护环境机制建设也可能存在准备不足。在这样的情况下，就会出现一定范围内、一段时间内风险的快速扩散。基于这一态势，从目前来讲，越来越多的国家和地区以及相应的民众，日益关注风险管理的基本逻辑：一方面强调对风险的识别，另一方面强调对于技术用户、技术受众本身认识水平和能力建设的提升，以此来提高数字用户对于新一代信息技术的驾驭能力和风险防范能力。
吴沈括：“人脸识别技术目前作为比较前沿的一种新技术应用有非常广泛的争论。一方面是对于这种技术应用所形成的便利条件以及它可能促进的社会组织形式的改变有肯定的意见，但同时对于它可能造成的民众的隐私信息和个人信息的安全有非常大的担忧。考虑到人脸识别技术本身的特殊性，以及人脸作为个人信息本身的特殊性，包括它的不可更改性以及它的唯一识别性，决定了这里面的风险要高于其他技术应用。目前从公众舆论场的讨论来看，一方面，对于它的限制应用呼声非常之高，最起码在人脸识别的运用过程当中，必须更为严格地遵循一般公认的合法、正当、必要原则以及与此相关的透明原则和当事人同意原则。另一方面，越来越多的主体包括政府监管部门以及企业和民众在内，关注到对其应用场景要有限缩问题，要满足最小化应用原则。但这个问题随着目前新技术的发展，始终是一个动态的过程，因为技术的不断创新、研发和最小化应用之间，是存在一个紧张关系的。所以从这个角度上而言，对于人脸识别技术应用范围的可接受程度，有必要把它和具体的地区国家、具体的民众结合起来，综合地考虑到当地的技术、经济水平以及民众的文化接受程度，所以这是一个非常个性化的判断问题。”
不断发展的数字和通讯技术，以及不断扩展的互联网，正在对国家政策和百姓生活产生越来越大的影响。
网络主权问题
吴沈括表示，对于网络主权问题，应当说在不同的国家和地区，有不同的理解和立场。中国、俄罗斯比较关注在网络空间中的主权的维护和确立问题，而近期欧盟也开始强化数字主权（digital sovereignty）的概念。在其他国家和地区，则对于互联网的无国界性、互联网的所谓全球无差别性，有着不同的理解和认识。
吴沈括：“对于这个问题本身，应当说取决于不同国家和地区对于这一系列问题的政治的、历史的考虑，是一个非常深刻的战略因素综合体。从目前来看，随着关于网络空间国际治理的全球多边对话的展开，围绕着网络主权，我们能够看到不同国家和地区在这个问题上存在一个比较明显的立场分歧。对于这样一个立场分歧的有效管控，事实上是对于未来的网络空间国际治理框架的一个考验。如果能够有效地管控、甚至有效地弥合分歧，那么应当说网络空间国际治理的未来前景会更加明朗。如果在特定情况下出现分歧管控的失效，就会对于网络空间国际治理未来框架的设计成型形成非常大的威胁。”
中国立场
吴沈括表示，就网络空间国际治理问题，中国可以说有三个基本立场：第一，对于网络空间国家主权的坚持，即在网络空间中应当尊重和保护国家主权，并实现独立主权国家的基本诉求；第二，从发展的角度而言，中国比较关注安全和发展的平衡协调，因此在这个问题上，中国的立场也比较注重通过网络安全的建设，通过网络空间国际规则的建设来实现包括数字经济在内的各种发展诉求；第三，中国高度重视对于民众的各项合法权益的保障，尤其关注安全环境中保障和发展民众的基本权利，实现包括隐私安全在内的各种权益的动态的、历史的平衡。
吴沈括：“就现阶段而言，在关键信息基础设施保护领域，应当说各国利益的共同点是比较多的，在这个问题上，中国和其他国家有着非常相近的、甚至相同的利益诉求。此外，通过具体的机制合作促进数字经济的发展、网络犯罪的防治打击以及数据跨境制度建设，可能是今后一个阶段，最具可能性、最具现实性的一些方向和区域。当然，围绕着网络主权，因为各国之间历史阶段不一样，相信可能还需要更多的时间来更充分展示各自的立场，更完整地提出自己的利益诉求，进而实现更全面的或者说更系统的国际对话和博弈。”
2019年12月2日至4日在纽约联合国总部举行的不限名额工作组对话会议旨在针对国际社会如何应对互联网及其信息安全领域所面临的挑战、共同寻找对策听取非政府组织、学术界和行业专家的意见。
寻找国际诉求最大公约数
吴沈括表示，在传统的经济政治结构当中，各国之间存在着比较广泛的诉求差异，而随着信息化和数字化的发展，这些诉求差异在网络空间中以新的形式再次得以体现。所以差异本身并不是一个新鲜的事物，也不是一个消极的问题，只是在这个历史进程中，需要在不同的利益诉求中找到一个最大的国际公约数。
吴沈括：“从目前来看，相对更多的国家所接受的一个思路是数字经济的促进和培育。基于数字经济的培育和促进以实现更高水平的民众福祉的角度，我们可以找到一个比较现实的国际社会公约数。我们看到在2019年G20大阪峰会的探讨中，在APEC框架下数字经济的探讨中，在酝酿推进的世界贸易组织电子商务改革谈判中，都能够看到不同国家对于发展数字经济是有着共同的利益诉求的。那么我们是否应当考虑以这些具体的、能够为更多国家所接受的切入点作为一个努力的方向，在网络空间国际治理当中形成一个能够为更多的人所接受的制度框架突破口。”
吴沈括表示，目前联合国开放工作组所开展的磋商研讨代表了网络空间国际治理的发展趋向，其中有三个方面颇为国际社会所关注：一是普遍的能力建设的提升，二是广泛的公众意识的培育，三是有效的工作机制的引入。人们期待在新时期网络空间国际治理中，包括联合国在内的多边国际组织可以在这些领域有更多的新举措、更多的新机制来共同推进和塑造网络空间的国际治理格局。
李茂奇，联合国纽约总部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