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题报道】难以忘记——911事件二十五周年 三位联合国工作人员讲述亲身经历
和平与安全
二十五年前，联合国纽约总部的三名工作人员在9月11日这一天开始了他们一个原本平常的星期二早晨，然而却经历了一场终生难忘的巨变。在距离世贸中心仅几英里之遥的联合国大厦内，他们所经历的那些惊心动魄的时刻让他们对恐怖袭击以及联合国关注的打击恐怖主义问题有了更加深刻的理解。
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斯特凡·杜加里克、选举援助事务主任米歇尔·格里芬，以及《联合国新闻》主编维克多·埃文斯-哈维，在911二十五周年到来之际接受了《联合国新闻》的专访，回忆了当时的情景，以及这一事件对联合国所带来的改变。
“不，你今天去不了”
2001年9月11日的早晨，维克多·埃文斯-哈维正前往联合国上班的路上。他当时相信，无论世贸中心究竟发生了什么，联合国工作日还是会照常运行。
埃文斯-哈维：“我看到了烟，但还是去了PATH车站，因为我要去上班。我觉得纽约不会因为这件事有什么改变。我们那天还是会照常工作。”
住在泽西市市中心的埃文斯-哈维，世贸中心双子塔构成了他日常生活中最主要的的一道风景线。但当他抵达联合国时，已经开始意识到，这一天不会像往常一样度过。
埃文斯-哈维：“一名联合国保安拦住了我。他说，‘伙计，你要去哪儿？’我说，‘我去上班。’他说，‘不，你今天去不了。’”
当消息沿着楼梯传开
在东河上方的联合国秘书处大楼第37层，米歇尔·格里芬从另一个角度目睹着同一场灾难的发生。在抵达办公室之前，她已经看到第一座世贸中心大楼起火。
格里芬：“我出门上班的时候，听到邻居在尖叫：‘那是我的办公室。’我走到外面，看到了第一座大楼上那个巨大的缺口。”
格里芬表示，当时人们仍以为这可能只是一起小型飞机意外撞楼事故。但等她抵达第37层时，第二架飞机已经撞上另一座大楼，人们开始意识到，这是一场蓄意袭击。
然而，格里芬和同事们仍然照常召开了早间会议。他们当时正在讨论阿富汗问题，两天前遇刺身亡的北方联盟领导人艾哈迈德·沙阿·马苏德暗杀事件本身就与“基地”组织有关。
随后，袭击的严重程度开始真正显现出来。工作人员开始沿着楼梯疏散。手机通信网络不堪重负，人们很难联系上家人。格里芬的丈夫终于打通电话，告诉她其中一座双子塔已经倒塌。
格里芬：“我们疏散的时候，可以听到消息沿着楼梯一层一层传开。我记得听到秘书长办公厅主任和秘书长的日程安排人员在讨论，是否还要按照原计划继续秘书长当天的活动，其中包括敲响和平钟。后来我们还是疏散了，我沿着街道往市中心方向走回自己的公寓。成群的人从市中心往上城走，远离世贸中心大楼。”
“你们还是回家吧”
在联合国总部内，斯特凡·杜加里克当时正在为秘书长整理新闻信息。
杜加里克：“大楼里弥漫着一种恐慌，因为有可信的报告称，可能还有一架飞机正以联合国为目标。于是，联合国决定让科菲·安南留在官邸。我的领导带我去参加高级工作人员会议，商量如何发表声明、接下来该怎么办。然后，他转过身对年轻工作人员说：‘你们还是回家吧。’”
杜加里克的妻子当时已经不断打电话催他离开。他们的第一个孩子还不到一岁。由于公共交通已经停运，杜加里克和一名同事开始徒步向上城方向走去。
杜加里克：“一路上，我们开始看到从市中心走来的人，身上全是灰尘，看起来有点像僵尸。”
最终，他们看到一辆公交车驶来。两人身上都没带钱，但司机告诉所有人上车。
寻人启事与蓝天下的雪花
回到家后，人们的不确定感仍未消散。格里芬和丈夫收留了一名独居的同事。“没有人想一个人待着，”她回忆道。
格里芬所住公寓楼里的超市挤满了人，居民纷纷囤积食物，不知道生活——甚至日常物资供应——什么时候才能恢复正常。
在街头，人们则在寻找失联的亲友。那时的纽约还没有现在意义上的智能手机和社交媒体。
街头巷尾，到处是寻找失联亲友的人。对埃文斯-哈维而言，袭击后的几天让他意识到一个属于前智能手机时代的纽约：没有自拍，没有社交媒体，人们只是把亲人的照片贴在墙上，问着同一句话——有人见过他吗？他还记得废墟中的一个奇异画面。
埃文斯-哈维说：“撞击把那么多纸张吹了出来，看起来就像一个雪花球。映衬着蓝色的天空，那景象真的很特别，因为那天的天气实在太好了。”
熟悉的日常，突然成为回忆
袭击发生前两天，埃文斯-哈维和几名联合国同事刚从南非德班举行的反种族主义会议返回，曾经过世贸中心。
而格里芬多年来一直习惯在上班前绕着世贸中心跑步。她通常从市中心出发，绕过双子塔，再沿着河边继续跑。但那天早晨，她这种日常活动被打破了。
格里芬：“那天早上我没有去跑步，不知为什么，这件事让我很长一段时间都责怪自己。因为那几乎就像是可能会成为我最后一次告别。我很喜欢那条路线，也很喜欢跑步，可后来那里的一切都消失了，都被摧毁了。”
工作没有停止
如前所述，袭击打乱了联合国原定的工作日程。原定于9月11日举行的敲响和平钟仪式推迟至三天后的9月14日举行，时任联合国秘书长科菲·安南和工作人员开始发表共同悼念遇难者的声明。
与此同时，袭击也迅速改变了联合国的政治议程。
当时负责政治事务的格里芬很快将主要精力放在阿富汗问题之上。当时，基地组织领导层就藏匿于阿富汗，而塔利班控制着该国政权。
格里芬：“较早时，秘书长就任命了我们最优秀的协调员之一拉赫达尔·卜拉希米，就是要帮助确定阿富汗问题的政治路径，作为整体国际干预的一部分。”
而这是一项艰巨的任务。
格里芬：“后来事实证明，那是一条漫长的道路，而且并不成功。但在最开始的时候，这感觉是一项非常重大的任务。”
格里芬之所以能够回到联合国大楼内工作，是因为她住在曼哈顿——而且她还有一双轮滑鞋。“我觉得自己需要回到这里，”她说。
杜加里克还记得另一个近乎超现实的瞬间，它提醒着他：联合国的工作仍然必须继续。
9月11日当天，纽约还在努力理解这场袭击究竟造成了多大程度的破坏，一名塞浦路斯记者打电话给他，询问当天发生的事件可能会对即将举行的塞浦路斯问题谈判产生什么影响。
杜加里克记得，当时他很想这样回答：“纽约刚刚有几千人遇难。也许我们能暂时想点别的事情。”
这个看似不合时宜的问题，却恰恰说明了联合国面对的现实：即使纽约陷入悲痛之中，世界其他地方的冲突和危机并没有停止。
团结与声援
袭击发生后的最初几天，联合国也出现了不同寻常的团结。格里芬回忆说：“纽约人之间有着巨大的团结，外交官和联合国工作人员之间也显现出巨大的团结与相互支持。”
那一天，来自不同国家、平时在许多问题上存在分歧的外交官，也都成了这座城市的亲历者。他们共同望着同一道天际线，经历着同一场震撼。安理会也在袭击后的最初阶段展现出共同立场。
影响仍在
9·11事件的影响远远超出了最初的那几天。这场袭击改变了联合国在反恐领域的工作，也引发了一系列政治和军事事态的发展，进而在数十年间重塑了国际事务。
对格里芬而言，这些变化在阿富汗问题以及国际合作方式的进一步演变中尤为明显。
对埃文斯-哈维而言，9·11也让联合国同事之间更加紧密。
埃文斯-哈维：“我觉得，那是一个特殊的时期。在这座大楼里，我们都真正感受到彼此就像一个大家庭。那段时间很艰难。”
而对杜加里克而言，9·11之后安理会所展现的团结，与今天的安理会形成了鲜明对比。
杜加里克：“从9·11之后那几天安理会展现出的团结，到如今目前的安理会所处的状态——在我个人看来，目前是我在联合国26年里见过的最为分裂的时期。”
他认为，9·11带来的影响仍然在一条漫长的连锁反应之中延续。
杜加里克：“那就像一次爆炸，它所产生的冲击波，直到今天仍然能感受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