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题报道》数字时代下的新闻自由和记者安全 — 记世界新闻自由日全球会议

自由漫画家基金会在日内瓦研究生院举行的世界新闻自由日活动。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菲律宾记者玛丽亚·雷萨 (Maria Ressa)和俄罗斯记者德米特里·穆拉托夫(Dmitry Muratov)现场出席了活动。
联合国新闻图片/Daniel Johnson
自由漫画家基金会在日内瓦研究生院举行的世界新闻自由日活动。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菲律宾记者玛丽亚·雷萨 (Maria Ressa)和俄罗斯记者德米特里·穆拉托夫(Dmitry Muratov)现场出席了活动。

《专题报道》数字时代下的新闻自由和记者安全 — 记世界新闻自由日全球会议

人权

2022年5月2日至5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与乌拉圭政府共同主办了世界新闻自由日全球会议。来自全球各地的相关决策者、记者、媒体代表、活动人士、互联网公司决策者、网络安全管理者、人工智能研究人员和法律专家在此次会议上聚济一堂,探讨数字时代对表达自由和记者安全以及媒体生存力和公共信任的影响。请听《联合国新闻》特约记者杜佳的报道。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最近发表的《禁止发声的威胁:记者安全发展趋势》报告中,通过披露多位调查记者和研究人员的实例,揭示了监视和黑客行为如何危及新闻业。

今年的“世界新闻自由日全球会议”,围绕“数字围困之下的新闻业”这个主题,举办了一系列研讨会,探讨新闻自由和保障记者安全面临的新挑战。

会议指出,新闻业仍然是一个危险的职业。近年来,通过人工智能手段对记者行动的监视、针对记者的网络攻击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广泛、 更过分、更具侵入性和持续时间更长。

多位联合国人权专家呼吁在全球范围内暂时禁止销售和转让监视技术、并呼吁科技公司“努力确保人工智能和自动化系统的透明度”。

联合国促进和保护意见和表达自由权特别报告员艾琳·汗(Irene Khan在会上强调:数字时代针对记者的威胁是跨地区的,使得记者寻求保护变得非常困难,因而面临无处不在的巨大压力。

艾琳·汗: “这是一个非常危险的趋势。数字平台的数据盗窃,通常是在当事人不知情的情况下发生的。当今技术已经发展到可以对新闻从业人员进行有针对性的监视,进入他们的设备监听监视并收集数据。这种技术和行为破坏了新闻业,剥夺了记者调查和收集信息的自由,而且破坏了对新闻线索提供人对记者的信任。

提供这些技术工具的公司告诉我们,他们只是将其出售给各国政府,以供合法使用。而政府告诉我们,他们只是将这些技术用于合法监视罪犯和恐怖主义分子。我们知道实际上数百名记者、人权捍卫者和活动家受到了这种监控的影响。我特别要指出这种操作的性别纬度:通过数据挖掘得到女记者的谈话内容,得到关于她们住在哪里、在做什么的信息,之后将这些信息用于诽谤运动,危及她们的安全。因此,这也是针对女性的一种基于性别的暴力形式,其后果可能是灾难性的。”

 

一位摄像记者正在报道一个新闻事件。
图片:Unsplash/Jovaughn Stephens
一位摄像记者正在报道一个新闻事件。

 

WhatsApp是一款用于智能手机的跨平台加密即时通信应用程序。该公司总裁威尔·卡思卡特(Will Cathcart)应邀出席了世界新闻自由日全球会议。他认为加密通讯是保护记者个人信息安全的最好手段,应该得到各国政府的支持。

卡思卡特:“记者因其私人敏感通信而成为目标,这破坏了记者搜集获取重要信息的能力,最终破坏了新闻业,破坏了我们建立自由社会的能力。

不幸的是,我们看到来自世界各地不同政府的反对加密通信的巨大压力。 有时政府要求通过后门阅读私人通信、获取私人信息。这时会不可避免的出现安全漏洞,因为这些信息可能同时会被间谍公司或敌对政府获得。

我希望政府推动私人公司加强用户安全性,减少数据收集。这将给世界各地的新闻业带来正面影响。”

卡思卡特还在研讨会上特别提到了新闻业面临的另外一大威胁。他指出:一个失控的间谍软件行业正在以记者和人权捍卫者为目标,向世界各地出售他们的产品。

卡思卡特:“如今我们会随身携带手机在我们的口袋里。 但是有人可以侵入我们的手机,偷听我们谈论自己的生活和工作计划。这对每个人来说都是可怕的,对记者尤其构成威胁。

每周我们都会看到来自世界各地的有关间谍软件的调查报告,都会读到令人震惊的间谍软件滥用案例。这说明对这个行业的关注和审视正在增加。我认为对该行业进行审查非常重要。科技公司能够尽其所能确保他们的产品安全,更应该这样做。

监控特定人群总是有市场的。 总会有人需要监控、威胁记者,因此我们需要的不仅仅是从技术层面阻止间谍软件对记者的监控,更需要对相关软件行业加以监管,使其承担后果。”

 

媒体记者报道在上海举行的一个活动。
Unsplash/Zeg Young
媒体记者报道在上海举行的一个活动。

 

艾琳·汗认为阻止间谍软件行业对新闻业造成威胁的终极手段是在全球暂停间谍软件的销售、转让和使用,直到行之有效的规则在世界范围内建立。

艾琳·汗:“现在作为一名律师,我相信法律和权利。道德固然很好,我们需要道德,但道德标准和指导方针并不能解决我们面对的问题。我们现在知道这种有针对性的数字监控造成的伤害有多大,记者被杀,生活被摧毁,国际关系受到了影响,公众的信任正在丧失。我们不能在这种情况下等待技术解决方案。

各国政府必须承担责任,必须遵守它们保护人权的承诺。我们需要依靠保护人权、加强法治的法律框架,而不是道德约束。当政府想要监视记者、人权捍卫者或其它特定群体时,它们必须向独立的机构证明这是出于国家安全需要,需要在国家层面,遵从非常高的国际标准。

我还认为,出口管制必须以人权为导向,向谁出售这些类型的工具必须有监管。不要仅仅指望从事这种业务的企业会变好,会确保它们的产品不被滥用。监管必须严格,违反监管必须承担后果。”

以上是《联合国新闻》特约记者杜佳的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