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题报道】专访联合国人权高专、智利首位女总统米歇尔•巴切莱特
人权
联合国现任人权事务高级专员米歇尔•巴切莱特（Michelle Bachelet）曾是智利历史上第一位女总统，且再度当选。青年时代，她曾遭受迫害，受过牢狱之灾，也曾流亡海外。最近，巴切莱特接受了联合国负责全球传播事务的副秘书长弗莱明的采访，讲述了她的人生故事。 请听联合国新闻黄莉玲的报道。
米歇尔•巴切莱特1951年出生在智利首都圣地亚哥。她的父亲是智利空军的一名高级将领。幼年时，由于父亲需要在全国各地不同的空军基地工作，她和家人经常搬迁。在父亲被派往驻华盛顿的智利使团时，全家又搬到了华盛顿。这些经历让巴切莱特从小就学会了领略并尊重多样性。
巴切莱特：“我父亲是一个非常棒的父亲，他经常和我们一起玩。父母鼓励我们阅读、聆听经典音乐。在家里，午餐或晚餐时间，还有周末，我们会讨论很多不同的事情，适合我们年龄的非常有趣的事情，还有文化问题。我还会听到大人之间讨论当前的政治，或者世界上的大事等等。我们是一个中产阶级家庭，后来我父母决定我应该一直上公立学校。这给了我一个非常有趣的视角，因为我的同学中有的人来自中高收入家庭，也有朋友的父亲是一名建筑工人，他会骑着摩托车来，还有人开车来，有人坐公共交通工具。公立学校要穿制服，所以没有人可以与众不同。这些让我感受到了民主的重要性。学校最有趣的地方是可以选择运动项目，加入乐团，我弹吉他，还打篮球和排球。因此，作为一名公立学校的学生，我不仅能获得正规教育所提供的知识，而且还能获得社会教育和知识。”
巴切莱特的母亲长期担任国立智利大学的财务和行政主管。作为一位有思想的职业女性，母亲在40岁那年决定提前退休，并开始研习建筑学，之后成为了一名建筑师。她总是鼓励巴切莱特和他的哥哥要在生活中做自己想做的事。
巴切莱特：“我母亲确实是一位进步女性。当时我十几岁的样子，有一天我们谈话时，她说，米歇尔，你不需要成为一个母亲，而且你不一定要结婚，做母亲，生孩子。你必须在生活中做你想做的事，但不管你做什么，你必须做得很好。为了实现这个目标，你需要成为一名好学生并努力学习，这样才能得到你想要的。当然，她还说，如果你想结婚，想要孩子，当然可以，但这不是你的命运，女性可以创造和建立自己的命运，你可以做到这一点。母亲的这番话对我来说非常清楚，她自己也一直在工作。我的父母亲在当时是非常进步的。”
巴切莱特后来进入了国立智利大学。她热爱自然科学，但也喜欢社会科学，一开始并没有确定自己的专业。后来，男朋友一次剧烈的牙疼触发了她学习医学的念头。当然，她学医并不是想专门治疗牙疼。
巴切莱特：“那是个周末，周围没有牙医，所以我带男朋友去了最大的急诊医院，那里也有牙科急诊。我们站在那里等了几个小时......我说，我想成为一名医生来改变这种现实，痛苦的人不可以等待这么多个小时而得不到治疗，因为工作人员被这么多病人压得喘不过气来。在那一刻，我从没想过我会成为卫生部长，但是当时我想，我要改变这一点，我要做一些事情，人民没有健康权，这是不可接受的。这才是真正触发我学习医学决定的原因。”
那时正值上世纪70年代初，智利的阿连德政府在一场军事政变中被推翻。同许多智利人的命运一样，巴切莱特和家人的生活由此“天翻地覆”。
巴切莱特：“我父亲被关进了监狱。在萨尔瓦多·阿连德（Salvador Allende）政府的最后一年，政局是如此地不稳定，他要求武装部队提供一些将军来帮助政府解决某些问题，例如缺乏食物之类的问题。我父亲被要求担任这个办公室的负责人，他的任务是获得从肉到香烟的各种产品并分发给每个人。我父亲必须解决这个问题，必须解决排队问题，因为东西很少，人们在超市买东西得排队。因此，我父亲被认为是政府的盟友，而且他们知道我父亲是一个进步的人。他不同意政变，他认为总统是民主选举产生的，应该由人民决定总统是否继续执政，而不是由武装部队通过政变来决定。所以他们把他关进了监狱，他被关了将近一年。他以不同的方式受到折磨，心理上的，还有身体上的。他们把他隔离起来，在他床边很近的地方放了把枪，这样他就可以自杀了。当然，他没有那样做。后来，他们把他送回到公共监狱。”
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米歇尔·巴切莱特(左)和苏丹外交部长阿斯玛·穆罕默德·阿卜杜拉签署协议，在苏丹设立联合国人权办事处。
在父亲被监禁的那一年多时间里，每周可以探视一次，巴切莱特和母亲常常去监狱看望父亲。
巴切莱特：“那个时候我二十一、二岁，正在学习医学。只要有空，我们就想去看他。但那很痛苦，因为没有人知道会发生什么。监狱里的很多人突然就消失了，他们应该是已经死了。我们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一些其他国家的政府要求军政府释放我父亲，让他去邻国，但没有成功。另一方面，在大学里，很多医生和教授离开了智利，他们反对军政府，他们要么被大学开除，要么被骚扰。还有一些人非常强硬，支持军政府，他们中的许多人知道我父亲在监狱里，多次欺负我。有人在课堂上讲话，另一个人会说‘巴切莱特，不要讲话’，但我并没有说话，然后我就沉默了。有很多这样愚蠢的小骚扰，但是对于一个年轻的女孩来说，是非常不舒服的。而且你知道他们每时每刻都可以因为你正在做的事情、你的思维方式或者你说话的方式把你关进监狱。所以，压力很大。但最后，我总觉得我很幸运，因为我还活着。我有很多朋友被杀或失踪了，我们一直不知道他们的下落。所以我觉得，我过得很艰难，但其他一些人的处境要糟糕得多。”
巴切莱特的父亲在监狱中心脏病发作，由于没有得到足够的医疗救治而死亡，年仅五十岁。
巴切莱特和母亲也被关进了秘密监狱。在两周的时间里，她们被关在一个叫做格里马迪别墅的地方。
巴切莱特：“他们把我的妈妈关在一个地方，把我关在另一个房间里，那里还有其他女人，我们都被蒙上了眼睛。我在那里看到了一些可怕的事情。我自己没有遇到最糟糕的情况。有些人从电击室回来，状况非常糟糕，还有被强奸的女人等等。当人们处境相同时，就会产生一种团结，互相帮助。被电击了很多次的女人会说，我口渴，我口渴。其他女人会说，不行，你还不能喝水，你得等到身体里的电消失了，不然的话，你会有这种、那种的后果。然后有一天，唯一的一天，一个警卫告诉我，你妈妈没事。然后，他说，我是空军。我说，你能不能给她一支烟，因为我妈妈，如果她不抽烟，她会很痛苦。后来他对我说，我把烟给她了；她没事，她你问好。这很有意思，在很多时候，有恶棍，但也会有好人。”
由于当时巴切莱特还有一个叔叔仍然在空军里担任将领，他在某种程度上给予了巴切莱特母女一种保护，使她们在秘密监狱中免受酷刑。两周后，巴切莱特“突然”被释放了，不久，经过努力，母亲也获释了。她们继而获准前往澳大利亚，同在那里的哥哥团聚。
不久后，巴切莱特前往当时的东德，继续在那里学习医学，并在那里遇到了同为智利人的丈夫。他们结了婚，并在东德生下了第一个孩子。由于当时东德同智利断交，他们的儿子无法在智利使馆登记，成了无国籍人。在儿子8个月大时，巴切莱特全家回到了智利。
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巴切莱特在访问刚果民主共和国伊图里期间向刚果媒体发表讲话（档案照片）。
巴切莱特：“这是我的国家。我的人民正在受苦。我必须做我应该做的事情。这并不是我的座右铭，责任这个词从一开始就在我的奶瓶里。对我来说，很难首先考虑我自己。我知道智利需要我，我就必须在那里。有很多人没有回去，我知道回去有风险，但我一直想，有这么多人为了民主和自由而死，我当然不想死，但我不能留在国外，我不能一无所知地呆在家里。我需要做一些事情，以某种方式成为无声者的代言人。”
皮诺切特通过军事政变上台以后，统治智利长达17年，包括从1981年到1990年的民主过渡时期。直到1990年，艾尔温通过选举成为了总统，智利才恢复了民主政治。
巴切莱特1979年回到智利后，她在东德的学业得不到承认，她只好继续在国立智利大学完成医学学习，并继而获得奖学金研读儿科和公共卫生。毕业后，由于所谓的政治背景的原因，她作为医生的职业道路进展并不顺利，于是为一个专门救治因国家紧急状态而受伤的儿童的基金会工作。
1990年，巴切莱特做为一名普通医生进入卫生部。十年后，她被任命为卫生部长。但那时她已经对军事进行了深入的研究。两年后，她被任命为国防部长，成为拉丁美洲历史上首位女性国防部长。2005年，巴切莱特作为社会党候选人竞选总统获得了胜利，由此成为智利首位女总统。
巴切莱特：“我们努力解决智利存在的不平等问题，在改善或扩大社会权利和经济权利方面做了很多工作。我们努力让国家继续发展，但人们可以分享繁荣的经济，而不是让繁荣为少数人所享有。我们创建了国家人权研究所，以及记忆和人权博物馆，用受害者和家属提供的大量图片资料来告诉孩子们智利曾经发生过什么。现在，我们的责任是永远不要回到这样的过去。我们可能不能对过去负全责，但我们得对未来负责。”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右）与联合国人权高专巴切莱特（中）出席一场聚焦通过女性赋权促进经济发展的活动。
第一届总统任期结束后半年，巴切莱特接受时任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的任命，领导新组创的联合国妇女署，担任执行主任一职。 2013年，巴切莱特再次回国参加竞选，并以比第一次竞选时更高的得票率再次当选总统。2018年卸任后，秘书长古特雷斯任命巴切莱特担任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这一重要职位。
巴切莱特：“我一生的经历帮我走到了现在这个位置，更好地去了解世界是如何运作的，更好地了解人权的重要性，人权在我的心中，在我的生活中。我的任务不仅是要谴责并成为无声者的声音，我也需要让成员国参与进来,确保他们真正相信他们需要在保护、促进和确保人权方面发挥重要作用。但每个国家的情况不一样，这并不意味着你需要改变话语的实质内容，而是以一种有意义的方式进行调整，因为在许多决定中存在着太多的污名化、刻板印象和偏见，或者干脆不认为人权是一件重要的事情。有的国家说人权是西方的发明，这当然不是西方的发明。我总是说，世界任何地方的任何母亲都希望她的孩子安全、温暖、有食物。”
黄莉玲，联合国纽约总部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