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题报道】无冕人权外交官与不同宗教间对话推动者——施奈拉比
人权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的1939年，一个在匈牙利避难的犹太男孩为了生存，突发奇想，打了九遍草稿，给当时的美国总统罗斯福写了一封信，恳求能够获得签证去美国。不幸的是，这封信石沉大海。所幸的是，这个男孩在大屠杀中得以幸存，而且最终如愿来到美国，不仅成为了一名犹太教拉比，而且将其毕生精力贡献给促进人权和不同宗教间对话的事业。由于所做出的卓越贡献，他荣获了美国总统克林顿颁发的“总统公民奖”。他就是著名的亚瑟·施奈拉比（Rabbi Arthur Schneier）。最近，施奈拉比接受了联合国负责全球传播事务的副秘书长梅丽莎·弗莱明（Melissa Fleming）的采访，畅谈了从儿时到现在的经历和心路历程。请听联合国新闻黄莉玲的报道。
亚瑟·施奈是美国纽约市上东区公园东犹太教堂的拉比。到明年，他在那里担任这一神职将满整整60年。
施奈并非土生土长的美国人。1930年，他出生在奥地利，父亲是一位富有的商人，拥有一家百货公司，外祖父则是匈牙利一名颇具影响力的拉比。
二战期间，德国纳粹的到来在“一夜之间”彻底改变了他和家人的命运。
施奈：“我出生在维也纳，是个非常快乐的孩子。不幸的是，我在六岁时失去了父亲，所以只有母亲和我。我去上学，有很多朋友，有犹太朋友、基督徒朋友……但后来纳粹接管了，我的生活一夜之间改变了。我变成了贱民。我有许多基督徒朋友，过去我们常常一起去看足球比赛，在学校一起玩得很开心，我们去朋友家庆祝节日，也邀请他们来我们家过节日……破坏关系的不是孩子，不是我的同学，父母教他们‘不要再跟犹太人有任何接触’。犹太人不能进入公园，我不得不脱掉我的吊带皮短裤……这是一种为了打破多年来奥地利人之间和平共处的联系和纽带的煞费苦心的努力，而且带来了很多的痛苦。它教给了我一个教训，让我明白，孩子不是天生就心怀仇恨，他们是被教导如何去憎恨。当你成为非人性化的对象时，无论是犹太人还是任何其他族裔、种族或少数群体，都很容易引起敌意。”
施奈和母亲被迫逃往外祖父母所居住的匈牙利。刚开始，匈牙利的局势还算平稳，对待犹太人的态度还没有特别恶劣。但不久，情况发生了彻底的转变。外祖父母被送往了犹太人隔离区，继而被送往奥斯威辛集中营，并在那里被杀害。
施奈和母亲侥幸在红十字国际委员会的一个庇护所里幸存了下来。这个庇护所一共保护了800多名犹太人。
拉比亚瑟·施奈尔童年照
施奈：“我知道什么是迫害，什么是痛苦，没有什么比经历战争、饥饿、被追逐让你对此会有更深的体会。所有这些真正给了你一种世界观和决心。当我发现我的外祖父母在奥斯威辛被烧死时，我就下定了决心。我外祖父一直很关心我，他是在整个地区都非常有名的拉比，他没有儿子，只有一个女儿，谁来接替他？所以我发誓，为了纪念他，无论我在生活中遇到什么，我都将学习成为一名拉比。”
二战结束后，施奈和母亲回到了维也纳。当时他们感到唯一的希望是前往“新大陆”美国。几经周折，施奈最终得以前往美国，母亲则在两年后得到签证，到美国与他团聚。
在纽约，施奈就读于犹太高等学府叶史瓦大学（Yeshiva University），并于1951年毕业，获得学士学位；1953年他获得了纽约大学的硕士学位；1955年获得叶史瓦大学拉比授衔。
1962年，施奈拉比成为纽约市公园东犹太教堂的高级拉比，从此开始了他作为一名犹太拉比、一名人权活动家、一名宗教间对话的促进者的职业生涯。
施奈：“人活着不能只是被过去麻痹。你不能只是记得自己很害怕，那样你就不能前进。从天主教皇保罗六世以来，我同每一位教皇都打过交道。当你看到天主教会与犹太社区以及梵蒂冈的犹太人之间关系的转变时，你就会觉得有希望。不放弃。我重复一遍，不要放弃。我还要继续强调。第一次世界大战，第二次世界大战，朝鲜战争，越南战争，冷战。所有的战争都将结束，每一场冲突都会结束。”
的确，施奈突破了传统拉比的角色，走出犹太社区，促进不同宗教间的对话。他参与了几乎每一场具有宗教、族裔色彩的战争的和平斡旋。1965 年，他还创立了“良心呼吁基金会”，作为“商业和宗教领袖的跨信仰联盟”，致力于促进“和平、宽容和族裔冲突的解决”。
在上世纪90年代的波黑战争期间，施奈拉比协同巴尔干地区的宗教领袖，通过一项宣言，明确无误地确认“以宗教名义犯罪就是最大的反宗教罪行。” 这些努力帮助开辟了通往结束波黑战争的代顿协议的道路。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右)与纽约市公园东犹太教堂的拉比亚瑟·施奈尔一起出席了“缅怀大屠杀受难者国际纪念日
2020年秋季，阿塞拜疆和亚美尼亚再次因纳戈尔诺-卡拉巴赫问题爆发冲突，今天施奈拉比为了缓解受冲突影响地区的人道主义局势仍在开展大量的斡旋努力。
施奈拉比表示，没有什么能够比看到“对手”之间“铸剑为犁”让他感到更为高兴的事情。
施奈：“我最大的快乐是当联合国举行一年一度的大屠杀纪念日时，我在那里服务，看到在第一排有美国大使，还有俄罗斯大使，以色列大使，德国大使。我对自己说，‘他们曾经是敌人’。这就是为什么我来到联合国的原因，当时罗纳德·里根（总统）想要代表政府给我一个任务，我说，‘你知道，我很荣幸地接受’。”
1988年，施奈拉比开始作为一名来自美国的副代表，参与了联合国大会负责社会、人道主义和人权事务的第三委员会的工作。
2006年，他成为了联合国不同文明联盟高级别小组的成员，2008年，他被任命为驻联合国不同文明联盟大使。
施奈：“我是一名公众代表，得到了美国参议院的确认，就像（马丁·路德金的妻子）科雷塔·金（Coretta King）一样，她也是一名公众代表。美国在联合国有公众代表，通常是参议员或众议员，或公众人物。就这样，我真正参与了联合国系统。我在冷战最糟糕的日子里与苏联常驻代表建立了关系。这些个人关系使我能够传达不偏不倚的信息，始终保持大门敞开，但强调人权、宗教自由和尊重的重要性。不仅仅是宽容。我不喜欢宽容这个词。宽容意味着一个人比另一个人优越。我不想被容忍。我不想成为二等公民。我要尊重，相互尊重，相互理解。”
在苏联解体后，施奈拉比在俄罗斯重建犹太人社区及其宗教生活方面做出了不懈的努力，并在莫斯科犹太教堂回归犹太社区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除了访问俄罗斯之外，施奈拉比还前往中国、东欧和拉丁美洲，开展了约70次以促进宗教间对话为宗旨的访问，可以说成为了一位“无冕”外交官。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右）与纽约公园东犹太教堂资深拉比施奈尔（中）及天主教会纽约总主教多兰（左）共同参加匹兹堡市“生命之树”犹太教堂袭击案受害者悼念活动。（2018年10月图片）
2012 年，施奈拉比在斯雷布雷尼察事件17周年纪念活动上发表了主旨演讲。在南斯拉夫解体期间发生的斯雷布雷尼察大屠杀中，7000多名穆斯林男子与男孩被残酷地杀害。施奈拉比是迄今为止唯一一个在这一事件的周年纪念活动上发表讲话的非穆斯林宗教领袖。他在那次讲话中还转达了美国总统奥巴马的致辞。
施奈：“当你领导会众时，你处理的不仅仅是问题，你处理的是从生到死的生命本身，人们会遇到的各种问题，他们需要精神指导，所以你真的会接触到生活中的各种情况。如果你想成为一名真正优秀的外交官，如果你想成为联合国或任何政府的优秀代表，你必须感受到你的选民的痛苦、快乐和苦难。”
2001年, 美国总统克林顿向施奈拉比颁发了“总统公民奖章”，称赞他 “作为一位大屠杀幸存者，一生致力于克服仇恨和不容忍，鼓励跨信仰对话和跨文化理解，并在世界范围内成为了促进宗教自由的一股力量。”
对于当今世界的局势，施奈拉比在采访的最后表达了他的忧虑。
施奈尔：“当今世界动荡不安，缺乏对领导人的信心和信任。无论是在美国国会，还是在欧洲的法国、德国，人们对领导人都缺乏信任。我对我的朋友（联合国）秘书长说过很多次，他是良心的道德声音，虽然他的力量有限，但他是良心的道德声音，他解决了一些问题。但如果你看看当今世界的领导力，那就是问题所在。我们正在经历技术和社会变革的过渡期，而2019冠状病毒病大流行加剧了这种变革，仇恨、暴力、分裂抬头。我必须告诉你，在 11 名信徒在匹兹堡的犹太教堂被杀后的那个早晨，我站在那个教堂里，他们还在这个被鲜血浸染的避难所里。特别是作为大屠杀幸存者，我从没想过这会发生在美国。看看都发生了什么，纽约所有的这些示威活动，还有现在的反犹太主义。是的，我曾经害怕在欧洲被认定为犹太人，在纳粹时代我被打上了黄星标记。你总是对可能遇到什么事情而感到害怕。现在你知道了，犹太人坐在洛杉矶的一家餐馆，在纽约的街头，会遭到殴打。这是非常令人担忧的。我认为社交媒体是一种诅咒。上帝创造的一切都有积极和消极的一面， 就像核能有正面也有负面，核能可以解决许多问题，但出现了广岛原子弹爆炸。网络空间、弹道导弹、核竞赛和气候变化……我们有很多的问题，我们需要有正确的领导。就像我常说的，‘团结，我们就将获胜。分裂，我们注定失败’。我希望并祈祷子孙后代能够期待光明的未来。”
黄莉玲，联合国纽约总部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