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题报道】从“故事奶奶”到预防种族屠杀——访秘书长特别顾问恩德里图
人权
在尼日利亚中部的一个地区，生活着56个民族，但这些民族之间由于争夺资源、宗教信仰不同和顽固的偏见而存在着纷争和由此引发的暴力。来自肯尼亚的人权工作者爱丽丝·恩德里图（Alice Wairimu Nderitu）在那里进行一年多的调解，她通过讲故事、类比的方式促成了当地社区实现了和解与和平，并被人们尊称为“奶奶”。现在，恩德里图担任联合国防止种族灭绝特别顾问，并在最近接受了联合国负责全球传播事务的副秘书长梅丽莎·弗莱明（Melissa Fleming）的采访。 请听联合国新闻黄莉玲的报道。
秘书长古特雷斯去年11月中旬宣布任命来自肯尼亚的爱丽丝·恩德里图（Alice Wairimu Nderitu）担任联合国防止种族灭绝特别顾问，接替来自塞内加尔的阿达玛·迪昂 (Adama Dieng)。
恩德里图：“我有一个授权，一个非常重要的授权。我的任务是成为催化剂，提供早期预警，出现问题时提请注意——发生暴行和种族灭绝会有各种指征；然后，向秘书长提供建议，秘书长再向安理会提供建议，以确保不会发生种族灭绝。”
恩德里图从小一直生活在和平的环境中，从来没有想过自己会成为一名冲突调解人，更想不到自己有一天会就预防种族灭绝成为联合国秘书长的顾问。
恩德里图的父亲在内罗毕工作，家里住在内罗毕的乡间。儿时的经历让她见证了社区长老作为调解人的魅力。
恩德里图：“我在村子里长大，我们有传统制度。通常是男性的长老来主持。他们会坐在一棵树下，一个人会过来说，我的牛丢了，邻居家的一头长得像我家的牛。这两个人就会跟长老说牛到底归谁的事情。然后长老们会做出决定。我对此很着迷。我的祖母会读写。他们经常在有东西要读或写的时候就叫上她。我有一个厚脸皮的哥哥，他常常爬树，在树上听长辈们说些什么，而且觉得很好玩。我记得我八岁生日那天，哥哥告诉我，我要给你一样生日礼物，你要保证永远不要告诉任何人。我说，我不会。然后他带我爬上了树，在上面看到我们认识的那些强壮的人这时是多么地谦逊，这真令人惊讶，连我们老师的案子也由长老来裁决。最后，当他们做出决定时，其中一个长老会拿着棍子敲在地上说，已经决定了。我告诉哥哥，我要当长老，坐在那里做决定。我哥哥说，你是个女孩，女孩不能那样做，只有男人才行......现在我和哥哥讲起这件事都把它当作一个笑话，但我们都记得。”
1990在内罗毕的一所大学毕业后，恩德里图开始在肯尼亚人权委员会工作。
2007年肯尼亚举行大选后，由于来自不同族裔的候选人对选举结果存在严重分歧，引发了全国范围内大规模的族裔暴力。一度和睦相处的邻里之间都会反目成仇，甚至暴力相向。
那时，恩德里图作为肯尼亚人权委员会的人权教育负责人，需要四处出差，她在全国各地看到许多人被杀害。
恩德里图：“我有一个儿子，我们一起回到了内罗毕，那时他十岁。我们遇到一个人，他受了很严重的伤，在寻求帮助。我们把他扶上车，并开车去了不远处的医院。不幸的是，在到达医院之前他就死了。医院不肯收，而我十岁的儿子还坐在车里。我就跟他说，他只是睡着了。然后我不得不把那个人带到太平间，并在警察局写下我在哪里找到他的陈述。而且，那个时候开车穿过城市甚至也是非常危险的，因为路障太多，我们遇到的很多人都非常可怕，他们是抢劫的暴徒。我就到处亮出我的人权卡，然后说，我为人权工作，我为人权工作。我们总算是设法回到了家，但我为让儿子接触到这一切而感到非常、非常内疚。”
对儿子的歉疚，以及做人权工作所见证的种种暴行，让恩德里图承受了巨大的心理压力，而不知如何排遣。所幸的是一次在美国圣地亚哥进行培训期间，她得到了有效的心理疏导。
恩德里图：“很久以后，儿子告诉我，他其实知道那天发生了什么。但我花了很长时间才明白，在一个没有心理治疗的社区中，我曾经因为我儿子接触过这些事而倍感压力。我问自己，我对我的孩子做了什么？在这之后，他还会以同样的方式看待事物吗？我的人权活动到底能走多远？我做了些什么？直到我去圣地亚哥时，一位治疗师跟我说，我必须在脑海中有这样一个形象，我不是一个容器，而是一个东西可以通过的筛子。这句话的影响是如此强大。每当我处于所有这些冲突情况中，当我看到所有这些事情时，我在离开时会对自己说，你是个筛子，你是个筛子；你不是一个容器，你是一个筛子。这样让这些事情过去。至于我的儿子，有一天，他告诉我，我不会做你做的那种工作，在我们家，有一个人做就足够了。他学习了金融，然后对电影制作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他就完全改变了轨道，成为了一名影片制作人，专注于社会正义问题。看着他在没有我逼迫的情况下按照自己的意愿成为电影制片人，这让我感到非常欣慰。”
在人权领域工作多年后,恩德里图开始在非洲多个国家进行冲突调解，包括埃塞俄比亚、津巴布韦、苏丹、南苏丹等。她在尼日利亚进行的社区间调解，导致一个地区充满纷争的族裔间实现了和平。
为躲避暴力而逃往喀麦隆的尼日利亚难民。
恩德里图：“我去了一个叫南方高原的地方。那里有 56 个民族社区，56 个！我在一个足球场进行调解，花了一年多的时间。各个民族多姿多彩，有些人骑着马来。这次调解是一个非常激烈的过程，人们在为许多问题而争吵，包括放牧，尤其是关于牧场。他们为各种民族刻板印象和偏见而争吵，还有基督徒和穆斯林之间深深的不信任。所以在一天的工作结束后，我上床睡觉时，已经筋疲力尽。这的确很累人，因为当你进行调解时，你会花一整天时间观察房间里的人——谁在和谁说话？谁不和谁说话？谁在谈论什么？当这个人说话时，谁会变得激动……你必须保持警醒。我总是说，作为调解人，你必须有一张非常小的嘴巴、一双大眼睛和一对大耳朵，因为你必须不断倾听。而且我改变了着装。尽管我是一个坚定的女权主义者，但在这种空间里，我希望人们记住我说的话，而不是我穿的衣服。所以我开始融入其中，按照人们的打扮来穿着，我开始穿长裙，戴头巾。我不希望人们在进行关于土地使用的非常复杂的讨论中，以及在讨论什么时候应该让谁的奶牛去河里喝水的时候注意我的头发。”
在一年多的调解过程中，当地的56个民族每一个都派出了6个代表参加，这些人分别是各民族在宗教、文化、商业、青年、妇女和意见方面的领袖和代表。
恩德里图表示，来自56个民族的这些代表最终实际上成为了好朋友，因为他们在一年多的时间里坐在一起进行交流，尽管有时他们难以独自承载他们社区里那些生气和愤怒的人们。
尼日利亚东北部博尔诺州首府迈杜古里（Maiduguri）的一个流离失所者营地，一个孩子在庇护所前。
恩德里图：“有一个民族在公开场合看起来非常好，说的都是正确的事情，但是在背后却干了很多可怕的事情。我告诉他们，你可能知道蝎子过河的故事吧？蝎子过不了河，因为它不会游泳。蝎子看到一只青蛙，于是说，青蛙先生，你能帮我过河吗？青蛙说，不，我不能。蝎子说，为什么？他说，我知道你，你会蜇我。蝎子说，但我为什么要蜇你？我需要过河。请帮助我。于是青蛙说，好吧，跳到我背上，我们走吧。于是他们开始过河。青蛙在游泳，一直游泳，然后，到了河中央，蝎子蛰了青蛙。当他们都沉没时，青蛙问：为什么？你为什么这样做？蝎子说，因为那是我的本性，我是蝎子。然后，我问那个民族社区的人，在这场暴力中，你们是否已经到了这种地步，成了这只蝎子？尽管你们知道你们的孩子因为在这种环境里长大而受到如此严重的伤害，尽管你们知道孩子们已经很久没有上学了，因为暴力，你们甚至不能去最近的市场。但是，一次又一次，你们继续在做我们在这张谈判桌前说明的你们不应该做的事情。你们是蝎子吗？如果你们是蝎子，我们该怎么办？这意味着你们无法摆脱其他人已经脱身的这个暴力阶段吗？而且我们还必须不停地阻止其他人进行报复吗？我没有说，你们为什么要杀人？而是说，你现在是蝎子吗？他们说，不，不，不，我们不是蝎子。其他人则说，不，不，不，你们就是蝎子。在整个讨论中，没有人指名道姓，每个人说的都是蝎子。最后，有了道歉。我们再次邀请所有社区来到足球场，他们会站在那里，用颤抖的手拿着纸，用颤抖的声音读出了道歉，但无论如何道歉是读出来了。人们会回家，并且说已经道歉了。这是非常有力的。”
恩德里图就这样大量使用讲故事的方式促进人们通过类比来增进沟通、理解和互信。她也由此在调解社区中成了一位有名的“奶奶”。
恩德里图：“不知从什么时候起，他们开始叫我为‘奶奶’。这是一种荣幸，因为它取代了‘那个来跟我们交谈的肯尼亚女人’的身份。这都是因为我讲的那些故事。”
在恩德里图的职业生涯中，当她在向人们讲授关于人权的知识时，经常碰到一个难题，人们常常问她，你说到的这些人权跟我们到底有什么相干，你说警察不能施暴，可警察照样施暴……此外，还有很多人知道危险即将发生，却无处报警、求助……
恩德里图：“所有这些知道暴力即将发生但不知道该告诉谁的人们，还有些人知道该告诉谁，但那些人要么无能为力，要么并不想采取行动，所有这些人们让我彻夜难眠。我认识很多这样的人。现在我处于这个位置，他们希望我能做点什么。当宣布我被任命时，有三四天我用不了电话。电话不停地响，好像震得要从电话架上掉下来。消息不断涌来。世界各地的人都来电话告诉我他们的情况。我一直告诉他们，我还没有报到，任命只是宣布了。但他们说，你知道吗，我们明天就会遭到袭击，你必须做点什么，你肯定认识某个人……诸如此类。因此，当我每天晚上睡觉时知道某个地方的某个人知道他们将受到攻击，而他们不知道该告诉谁时，我就会感到这是一个很难的位置。”
二战时的犹太大屠杀震撼了人类的良知，国际社会在《联合国宪章》下团结起来，誓言“再也不允许”发生这样的事件。然而，在1994年的卢旺达，在1995年波黑战争期间的斯雷布雷尼，在2017年缅甸北部的若开邦，在埃塞俄比亚北部的提格雷地区从2020年一直持续到现在……大规模的杀戮仍在进行。
逃离北部提格雷州冲突的埃塞俄比亚难民抵达苏丹境内的难民署接待中心。
恩德里图：“每次谈到我们办公室的名字时，人们甚至不想听到‘种族灭绝’这个词。所以人们知道这是不应该发生的事情。但是，尽管我们已经说过‘再也不允许’，我们一直在说‘再也不允许’，但暴行仍在发生。种族灭绝是‘人’的创造，所以必须有一个‘人’的解决办法。我认为世界还没有学会的是如何应对。预警已经有了。你会与各地的人交谈，人们会给你很多关于正在发生的事情的信息，但应对极差。有时你会发现种族灭绝变成了被杀人数的比较。因此还有很多事情要做。在这个特殊的时刻，我非常强烈地感到我们需要把重点放在为什么人们会进行种族灭绝的原因上。例如，现在我们正在做很多关于仇恨言论的工作，但我们在努力理解这些人这样做的原因和基础方面做得还不够，我们应该探讨在这些基础原因中我们可以解决什么问题、去中断产生这个不断喷涌仇恨的社会循环？我们为此需要投入大量的精力，让‘永不再发生’成为现实。”
黄莉玲，联合国纽约总部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