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题报道】呼唤人类与地球“同一健康”——访世卫组织首席科学家斯瓦米内森

2021 年 6 月 2 日

2019冠状病毒病大流行出现之前的多年里,世界卫生组织一直对全球可能出现一场大流行病保持着高度的警惕,并就其预防和应对与各国政府进行合作。尽管这样,来势汹汹的新冠大流行仍然让世界“猝不及防”。对于如何指导各国抗击这场全球疫情,世卫组织的首席科学家苏米亚·斯瓦米内森(Soumya Swaminathan)肩负着特殊的历史重任。最近,联合国负责全球传播事务的副秘书长梅丽莎·弗莱明(Melissa Fleming)对斯瓦米内森进行了采访。斯瓦米内森不但就新冠大流行阐述了她的真知灼见,同时还讲述了她的成长经历。请听联合国新闻黄莉玲的报道。

世界卫生组织首席科学家苏米亚·斯瓦米内森(Soumya Swaminathan)1959年出生于印度南部的钦奈。她的父亲是印度上世纪60年代农业绿色革命之父曼昆布·斯瓦米内森(Mankombu Sambasivan Swaminathan),母亲则是一位杰出的幼儿教育工作者。

儿时的斯瓦米内森往来于父亲的学生中间、实验室和试验田之间,对科学研究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斯瓦米内森:“印度在1947年独立以后不断发生饥荒和干旱,而且依靠从美国和其他国家进口粮食。每年我们都需要进口谷物。那个时候印度的人口大概是2亿5000万到3亿,但很多人都死于饥饿。我父亲经历了孟加拉大饥荒,那次经历促使他成为了一名农业科学家。他在威斯康星州的剑桥学习,回到印度,为印度农业研究所工作,在那儿,他开始研究小麦和大米的高产品种。在10年的时间里,印度从粮食进口国变得能够完全自足。正是旁遮普和哈里亚纳两个邦的农民用这些高产品种带来了如此大的变化。当农民采用创新技术的时候,就能够带来彻底的改变。在那之后,我父亲开始致力于农业的可持续性,因为这些高产谷物的代价是它们需要大量的水以及化学杀虫剂。这当然影响到了土壤和水的质量。我从父亲身上学到的东西是通过科学解决问题,而且与农民结成伙伴,同时获得政治支持。你需要所有这些因素才能够让一个好的想法改变人们的生活。”

斯瓦米内森的母亲米娜·斯瓦米内森(Meena Swaminathan)是一位教育工作者,她在印度开创性地将戏剧融入幼儿教育和语言学习当中。她还是一位勇敢的女权主义者,突破主流,为印度城市中建筑工地移民工人的孩子建立托儿所和学前班,是印度“流动托儿所运动”的积极推动者。

斯瓦米内森:“我在新德里长大,那里到处都有穷人,有很多找工作的移民。我经常跟母亲在一起。她会带着我一起去建筑工地。我记得我那时9岁或10岁的样子,在工地上的所见所闻让我感到震惊。我看到一些婴儿被放在包布里挂在建筑工地的树上或者什么杆子上,由他们不过五六岁大的兄弟姐妹照看,这些本来应该呆在学校里的孩子拿个瓶子给小婴儿喂稀释了的奶或者茶,而他们的妈妈正在搬砖头,或者在工地上干别的活。后来我看到了流动托儿所是怎么样建立起来的。他们就在建筑工地上找一块安全的地方,附近中低收入的妇女在那里照顾这些小孩子。这形成了一个庞大的运动,并从新德里扩散到了整个印度的许多其他城市,今天仍在继续。”

 

 

年少时,斯瓦米内森的学习十分优异,但父母从不给她压力。在经过严格的入学考试后,她进入了印度军医学院。由于她对儿科更感兴趣,毕业后,她又在德里、美国和英国继续攻读,专门研究小儿肺部疾病。

1991年斯瓦米内森回到印度,在位于钦奈的结核病研究中心工作。尽管这份工作以研究为主,但也有机会开展门诊医学,这使她免于仅仅做一个象牙塔里的研究员。

斯瓦米内森:“结核病人通常来自社会中最贫穷的阶层,我到过钦奈所有的贫民窟,我知道这些病人的生活条件,这让我更好地理解了为什么在结核病问题上,单纯的生物医学方法不太行得通,因为有很多的社会、经济和环境风险因素在驱动这种疾病,你必须采取一种高度整体化的方法。”

艾滋病毒会攻击免疫系统,削弱人体抵抗感染的能力。因此,艾滋病人容易罹患结核病。对结核病的研究自然而然将斯瓦米内森引向了对艾滋病的关注。

斯瓦米内森:“印度政府从2004年开始提供抗逆转录病毒治疗。因此在此之前的长达10年时间里,我接触的艾滋病毒感染者知道已经有治疗药物,病人会问我,他们为什么得不到其他国家人们能得到的这些药物,我无言以对。这场流行病的另外一个非常令人伤感的方面是,除了医疗的层面外,它还会对家庭造成影响。通常是家里的男人在很年轻的时候就感染了,他也是家里的经济支柱。他会生病,然后死亡。妻子在他生病期间会照顾他。然后妻子也感染了。有些孩子也被感染了。一旦丈夫死了以后,妻子和孩子就会被娘家或者丈夫的家人赶出来。有时候父母双方都死了,孩子就成了孤儿。我照顾过很多这样的孩子。我们募集资金,通过募捐得到抗逆转录病毒药物,我们也让其中一些孩子活了下来,有的今天都20多岁了。但很多孩子死得非常痛苦和凄惨。在有治疗药物的情况下,看到父母双方和孩子都死于同一种疾病。这是令我永生难忘的。”

在90年代,印度的艾滋病毒感染者蒙受着巨大的社会耻辱,人们对他们普遍存在着严重的歧视,甚至是恐惧。

 

负担得起的艾滋病毒检测方法--抗击艾滋病毒的重要一步。
图片:Public Health Alliance/Ukraine
负担得起的艾滋病毒检测方法--抗击艾滋病毒的重要一步。

 

斯瓦米内森:“有一天早上我在巡视病房,我握住一位病人的手说,你今天感觉怎么样?他知道自己要死了,他的CD4+T细胞载量极低,而且他反复感染结核病。他知道自己时间不多了。他对我说,医生,我知道你为我做了所有可能的事情,你已经尽到最大的努力了,你今天牵着我的手问我怎么样,对我来说就足够了,别的所有人看我的眼光都好像我是个贱民。然后,他说,请照顾我的妻子。我们跟律师合作,为艾滋病人遗留下的这些被剥夺了本应拥有的所有财产和收入的妇女提供无偿法律咨询。因此,艾滋病在医学层面之外有着非常广泛的其他影响。”

在当前的2019冠状病毒病大流行中,为了避免发达国家的医疗工具在中低收入国家难以获得的状况,世卫组织与合作伙伴发起了获取新冠工具加速计划,其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促进新冠疫苗全球公平分配的疫苗获取机制(COVAX)。

斯瓦米内森:“我们一次又一次地看到,高收入国家的医药产品需要数十年的时间才能够进入低收入国家。在流感、艾滋病和乙肝等问题上都是这样。乙肝疫苗问世后花了30年的时间才抵达发展中国家。这正是新冠疫苗获取机制建立的原因,以确保研发出疫苗,同时实现公平获取。”

在正常情况下,研发一种疫苗需要大概7到10年的时间,但是由于新冠大流行导致的严重影响,尤其是初期对发达国家的严重影响,促成了前所未有的科学合作和投资,在短短一年的时间内就有多种新冠疫苗问世。

斯瓦米内森:“我常常想到结核病,世界每年有150万人死于结核病,这种情况年复一年,造成了巨大的影响。但是我们只有在出现一场大流行或者一种非常剧烈的流行病的时候才会采取行动。我们对于那些夺走数以百万计人生命的疾病习以为常,因为这发生在贫穷国家的最贫穷人口中间,不为其他人所知。即使像在印度这样的国家,如果城市里有一个人死于登革热,那么马上这件事情就会登上头版头条,但在这同一天当中,有1000个人死于结核病,却没有得到任何报道。人类对那些即使是非常痛苦的事情习惯了以后,就忘记去关注它们。我希望新的科技能够提供给我们新的以前没有的疫苗,来应对结核病和疟疾这些疾病。”

 

新冠病人在印度加济阿巴德的一个礼拜场所接受氧气。
联合国儿童基金会/Amarjeet Singh
新冠病人在印度加济阿巴德的一个礼拜场所接受氧气。

 

斯瓦米内森表示,新冠大流行让世界学到了许多经验教训,其中之一便是在这个全球化的世界上,世界某一个角落发生的一种疾病会很容易跨越边境,感染其他国家的人口,因此现在需要改变模式,不仅关注某个国家的状况,而是关注全球的公共健康,同时关注动物的健康,关注我们所赖以生存的环境的健康。另外一个教训便是切实投资于公共健康,不要因为看不到立竿见影的效果就认为这些投资是在白白浪费。

确切地说,在新冠大流行之前,世界卫生组织便在殚精竭力的宣传这些观点,但并未引起人们的重视。而新冠大流行到来之后,世卫组织又往往成为众矢之的。作为世卫组织的首席科学家,斯瓦米内森承受着巨大的压力。

斯瓦米内森:“应该说,现在有了某种程度的平衡,但刚开始的那几个月,压力的确非常大,因为这是一种新病毒,我们知之甚少。主要的挑战是在向世界提供基于证据的指导时,我们应当对于我们所说的东西相当自信。与此同时,我们不能等得太长,不能等到所有的证据都进来。我们不断被批评说太慢。的确,在一场大流行病中,你必须快速行动,但与此同时,除非你有科学基础,否则你不能提供建议。因此,这总是一个平衡的问题,我们一直行走于一条细钢丝之上,在什么时候告诉人们做什么,以及是否有足够的证据支持这些问题上进行平衡,因为这会带来极大的影响,这意味着世界各地的政府会开始执行世卫组织告诉他们去做的事情。”

在过去的一年多时间里,从偏远的山村到城市的街道,在手机的对话中,在互联网上,在社交媒体上……到处充斥着有关新冠病毒的信息,其中包括许许多多缺乏科学依据的错误信息。针对这种情况,世卫组织创造了一个新词汇infedemic, 意思是“错误信息大流行”。

斯瓦米内森:“我想这是第一次普通人暴露于科学、决策和医药产品研发的复杂关系之中。他们也质疑许多来自世卫组织的指导意见。在海量的信息中,有许多信息要么是错误的,要么是误导性的,人们在可靠信息和错误信息之间很难鉴别。”

 

印度孟买的医务人员正在社区开展新冠疫苗接种宣传活动。
© 儿基会图片/Bhushan Koyande
印度孟买的医务人员正在社区开展新冠疫苗接种宣传活动。

 

世卫组织收到很多关于新冠疫苗的问题。对此,斯瓦米内森表示,新冠疫苗的推出仍处在早期阶段,世卫组织仍在观察。

斯瓦米内森:“关于新冠疫苗我们现在知道的是,它可以保护你免于罹患严重疾病、住院和死亡,如果政府提供疫苗,你就应该接种。我们现在还不知道的是,疫苗是否能够预防感染,因此你需要确保采取预防措施,因为即使你没有生病,你还是可能感染,并且传播病毒。或许再过2个月,我们就会知道哪些疫苗事实上可以阻止传播,到那个时候我们就将改变我们的指导意见,但在此之前我们需要谨慎行事。”

由于新冠疫苗的研发进展史无前例,许多人对疫苗研发的速度超快提出质疑,甚至怀疑研发过程中有些步骤打了折扣。

斯瓦米内森:“由于新冠疫苗的研发速度非常快,而且其中许多疫苗是使用信使核糖核酸(mRNA)疫苗这样的新平台,因此我认为很多人的确存在真实的疑问。我想对于这些真实的问题我们应当回答。有很少的一部分人反对疫苗,而且不是基于任何理性,他们也不会改变自己的想法。但这只是很少的一部分人。对于那些真实的问题,我们会向人们解释,我们没有在任何步骤上打折扣,或者跳过了任何步骤,研发速度快是由于进行了大量的投资,在同时平行地开展许多步骤。在临床试验结束之时,已经进行了扩大生产规模投资,可以很快为人们生产数以百万计的疫苗,这在任何医药产品上从来没有发生过的。通常这会花很长的时间,制药公司会等待看他们的产品是否成功,才决定开始投资于制造。但在新冠大流行中,制药公司、政府和慈善家进行了大量的投资来缩短这些时间。但是时间的缩短不是通过在临床试验的质量上做妥协,这些步骤必须完成,监管方在批准之前仔细地审视了数据。因此任何通过了监管程序、通过了世卫组织的预先批准程序的疫苗,人们都应当有信心,我们仔细地审视过了安全性、有效性和生产质量。”

全世界有70亿人口,要使全球人口对新冠病毒具有群体免疫,需要为50亿人接种疫苗。疫苗推出的速度越快、覆盖的人口范围越广,就越能够抑制病毒的变异。斯瓦米内森目前较为担心的一个问题便是何时针对变异病毒与相关方合作,以提供指导意见修改疫苗。

她目前还担心这场大流行对贫穷人口造成的不成比例的影响,年幼的学生不能上学,而贫穷学生或许永远再也不能回到课堂,还有营养不足和营养不良以及人口贩运抬头等等问题。

斯瓦米内森:“当世界在思考如何走出这场疾病大流行的时候,这不仅仅只是关于如何控制2019冠状病毒病,而是关于所有其他没有得到满足的健康需求,这些需求与贫穷相关,与缺乏获取健康服务与产品相关,因此我们需要确保能够为所有人改善卫生服务。全民健康覆盖是解决所有这些疾病的方法。即使在我们将更多的资源用于结束这场大流行,并为下一场大流行进行准备的同时,我也希望全民健康覆盖再度得到重视。”

黄莉玲,联合国纽约总部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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