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题报道】攻克“雷场”——记联合国地雷行动处阿富汗项目负责人保罗·赫斯洛普

2021 年 4 月 28 日

在每一天的几乎每一个小时,在世界的某一个地方,可能是农田,海滩,沙漠,或者一条通往学校的小路,一片松林……会有一个人因为碰触到地雷或其他爆炸装置而受伤,甚至丧命。联合国与合作伙伴一直致力于在遭受地雷和战争遗留爆炸物影响的国家排除这些危及生命、影响社会经济发展的危险品。在数十年的努力中,已经有30多个国家彻底清除了地雷,还有许多国家正在稳步朝着这一目标迈进。那些冒着生命危险的排雷人员为之作出的奉献堪称可歌可泣。联合国地雷行动处阿富汗项目负责人保罗·赫斯洛普(Paul Heslop)就是其中一位。最近赫斯洛普接受了联合国负责全球传播事务的副秘书长梅丽莎·弗莱明(Melissa Fleming)的采访。请听联合国新闻黄莉玲的报道。

赫斯洛普从1994年开始从事排雷工作,在将近30年的时间在世界许多国家参与过排雷行动,在这一专业领域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但在采访一开始,他首先指出,人们对于排雷工作危险性的认识大多出于想象。

赫斯洛普:“排雷远没有人们想象得那么危险。实际上,最近有更多的排雷人员死于驾车往返雷场途中发生的交通事故,而非在雷场上。因为当他们在雷区时,他们是在非常严格的条件下工作。我们致力于执行国际排雷标准,我们拥有高水平的安全监督和质量控制。不幸的是,在我们开展工作的国家,道路十分糟糕,他们经常驾驶高功率车辆。因此不幸的是,从统计学上讲,与实际在雷场中的工作相比,来往于雷场的路途更容易导致排雷人员丧生或受伤。”

赫斯洛普从事排雷工作其实出于偶然。他本来是英国的一名军人,但在一次橄榄球比赛中,他受了伤。

赫斯洛普:“我的膝盖骨折了,这个医疗问题导致我被降级。当我正在为这个事上诉的时候,碰到了一个朋友,这位朋友正在为一家专门从事扫雷工作的英国非政府组织哈洛信托会(Halo Trust)工作。 他说,我们正在找人去莫桑比克,你感兴趣吗?两周后,我到达了马普托,从那时起我就一直在扫雷。在野外的头六个月,由于帐篷没有通过海关,所以我在一辆路虎的后排座位上睡了六个月。我的同事在联合国难民署的塑料布下面睡觉,而我们都是国际人员,所以你可以想象那些排雷人员在什么地方睡觉!”

 

 

在莫桑比克工作了一段时间以后,赫斯洛普来到了安哥拉。那时安哥拉长达27年的内战尚未结束。在那里,他遭遇了一次刻骨铭心的经历,对铲除地雷这一祸害的决心也由此更加强烈。

赫斯洛普:“那是一个星期六或星期日下午,我和同事坐在院子里。我们听到了几百米外传来的一声巨响,由于我们的车都配备了救护设备,所以我们跑上了车,朝冒烟的地方开过去。那里有一条小溪流过几栋房屋,一个小女孩躺在小溪的一侧,她显然是引爆了地雷。她的家人非常担忧,但没人敢上前,大家都很害怕。我和同事跳进水里,拿着担架沿着河水往上走,我们希望河里没有地雷。我们抓住她,把她放在担架上,然后跑回汽车,开车去了几英里之外一个有外科医生的无国界医生组织的医院。我们全身充满了肾上腺素,非常紧张,不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我们到了医院,拉出了担架,那个小女孩从担架上掉了下来,向后滚开了,我们才看到,她不仅失去了一条腿,而且当她摔倒时,她的头落在另一枚地雷上,炸飞了她的半边脸。所以她已经死了。这是一次令人非常难过的经历。”

当时,赫斯洛普服务的哈洛信托会除了在实地开展排雷工作之外,还与其他公民社会组织一起大力推动通过一部国际法,全面禁止杀伤人员地雷。这就是1997年在加拿大渥太华通过的《关于禁止使用、储存、生产和转让杀伤人员地雷及销毁此种地雷的公约》。在这部公约通过前9个月,赫斯洛普在安哥拉接待了已故的英国王妃戴安娜视察雷场,在全球引起轰动,对公约的通过起到了极大的推动作用。

赫斯洛普:“禁雷条约是一个由民间社会组织推动的运动,真的没有得到多少政府的支持。当时有很多的游说活动。英国红十字会认识戴安娜王妃,而国际红十字委员会是这一条约的主要支持者。红十字会与戴安娜取得了联系,邀请她访问一个受地雷影响的国家。他们认为安哥拉刚刚摆脱冲突,无论从哪个角度来看,可能都是最佳选择。我在安哥拉工作的那个小镇曾经被围困了22个月。一天晚上我坐在那儿数灯柱上的弹孔,一个灯柱上有190个弹孔。是的,这个小镇真是被打得千疮百孔。在最初的六个月里,我们清理了6000多件爆炸物。当时每月会发生20到30起爆炸事故。因此,戴安娜的加入将带来绝佳的视觉冲击,最后的效果也确实做到了。我们为她的参观做好了准备。她去了一个真正的雷场。我们向她展示了一个挖出来的真正的地雷,然后她将这枚地雷引爆。那天真的非常有意思。戴安娜开始时非常紧张,我并不感到惊讶,我自己第一次进入雷区时也是极其紧张的,而且,我没有100多个世界各地来的记者跟着。然后,她去了红十字会的骨科中心,同一位正在安装腿部假肢的女孩合影。那是20世纪的两张标志性照片。一张是戴安娜身穿防弹衣走过雷区,另一张是她和一个因地雷而失去了一条腿的小女孩在一起。当你看20世纪影像的蒙太奇时,那是反复出现的两幅图片。我很荣幸能够通过安排这次访问来展示世界各地排雷人员所做的令人难以置信的工作。”

 

联合国地雷行动处多次获得秘书长创新奖。图为赫斯洛普作为2018年接受常务副秘书长颁奖的团队中的一员。
©UN Photo/Rick Bajornas
联合国地雷行动处多次获得秘书长创新奖。图为赫斯洛普作为2018年接受常务副秘书长颁奖的团队中的一员。

 

禁雷公约目前有164个缔约国,在推动全面禁止杀伤人员地雷方面取得了巨大的进展,地雷的生产、储存和使用大幅减少,还有31国家全面清除了地雷,将安全的土地还给了那些一度受到地雷困扰的社区。

赫斯洛普:“殖民地独立战争和冷战时期遗留下来的地雷绝大多数现在都已经清除了。因此,在莫桑比克,当我1994年开始在那里工作时,据说清除地雷需要五十年。但莫桑比克两年前已经没有地雷了。在世界范围内,安哥拉、尼泊尔、柬埔寨、越南、老挝等国家都取得了巨大的进步,伤亡大幅减少,其中一些国家已经宣布自己清除了地雷。”

国际社会提供的资金对于排雷工作的开展至关重要,但是在实地开展艰苦卓绝的排雷工作是各个受地雷污染的国家的排雷人员。赫斯洛普说,他们是真正的英雄。

赫斯洛普:“在世界的扫雷人员中,国际人员的比例是很小的,真正解决问题的是本国的排雷人员,是那些安哥拉、柬埔寨、阿富汗、伊拉克本国的排雷人员,他们是真正的英雄,他们有很强的动力,许多非洲的排雷人员都感到非常自豪。有意思的是,1997年塔利班宣布任何为清除地雷而丧生的阿富汗人都是烈士,因此社区中对这些人非常尊敬,现在阿富汗还有为数不多的一些女性排雷人员。排雷人员(一天)能拿到一美元的薪水。试想一下当我们曾经每天部署1万8000名阿富汗排雷人员时,这对1万8000名作战年龄的男子产生的影响是什么?他们领取薪水,而不是选择AK步枪。这让他们的社区更安全,让他们的工作有了目标,他们在阿富汗社会中有了方向,他们可能支持着10到20个家庭成员。有多少排雷人员用自己的工资让子女受教育,让祖父母获得医疗服务?所以,我们所做的工作的影响远远不只是从根本上清除了地雷。”

排雷工作经过多年的发展也比以前更加安全,但伤亡仍然在所难免。在安哥拉工作时,赫斯洛普的一位同事不小心碰触了地雷,在送他前往无国界医生组织医院的途中,赫斯洛普一直握着他的手,到了医院在手术室中一直陪同着他做完了截肢手术。那一幕,在20多年后的今天仍清晰地印在他的脑海中。

 

联合国地雷行动处副主任保罗·赫斯洛普(右)2011年在喀布尔郊外的扫雷现场
©UNMAS/Alan Macdonald
联合国地雷行动处副主任保罗·赫斯洛普(右)2011年在喀布尔郊外的扫雷现场

 

赫斯洛普:“伤亡率下降了,以前要危险得多。当我第一次参加排雷时,防护设备是一副防弹墨镜,我们没有任何防弹衣。我们有一个非常基本的探测仪、一枚探针和一个小刮刀,仅此而已。现在,我们穿上凯芙拉牌防弹衣,有面部防护罩,我们驾驶的是防雷车,还有可以穿透地面的雷达,技术和防护水平极大地提高,但归根结底,最有效的排雷工具是拥有正确的设备、经过正确的培训的人。过去大约每清除400到500枚地雷,就会有人发生事故,现在这个比例大概是2500枚。但是人都会犯错误,而当你在处理炸药时,这种错误是非常不宽容的。”

虽然排雷工作数十年来取得了很大的进展,但目前全世界仍然有59个国家有领土受到地雷污染,还有32个国家没有加入禁雷公约。此外,赫斯洛普表示,9/11事件后,冲突的性质发生了改变,在冲突中使用的爆炸性武器也发生了改变,带来了新的巨大挑战。

赫斯洛普:“80年代末、90年代初,冷战结束,柏林墙倒塌,那个时候我们在这些国家运作的能力与现在完全不同,挑战也完全不同。但是2001年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9/ 11事件发生时,我在纽约,负责哈洛信托会驻联合国的联络办公室。我在公寓楼的屋顶上看着被飞机撞毁的世贸大楼燃烧时,我意识到世界已经改变了。我打电话给我们在苏格兰的总部说,我们需要将我们的团队撤离阿富汗,因为会出问题。两天后,我们用红十字国际委员会的航班把我们的人撤了出来,那时轰炸很厉害。从那天起,世界发生了变化,非对称团体的运作方式,援助机构工作的方式,都变得截然不同,联合国成为了攻击的目标。当我第一次部署到非洲时,穿着我们带有徽标的白色T恤,开着侧面带有徽标的白色汽车会给我们保护,但现在它使我们成为了袭击目标。特定的简易爆炸装置被用来针对联合国,尤其是维和人员。在过去的五年中,我在纽约的几乎所有的工作都是在支持索马里和马里等地的维和行动,在那里,叛乱组织利用简易爆炸装置袭击维和人员,试图破坏维和行动。”

目前在阿富汗,超过95%的这类伤亡来自2001年9/11事件后使用的地雷或简易爆炸装置。在叙利亚、伊拉克、也门、马里和索马里,问题也日益严重,尤其是简易爆炸装置,赫斯洛普将其称为“恐怖”装置。

赫斯洛普:“简易爆炸装置是一种‘非自愿’的自杀炸弹。人们走路的时候绊到引线,要么身上勾到了绊索,或者踩到压力开关,像在伊拉克,人们回家时,电灯开关或冰箱已经被动了手脚,然后他们开灯或打开冰箱门的时候会发出砰的一声……这些炸弹曾经叫做诱杀装置。现在存在一个关于如何将其归入渥太华《禁雷条约》的问题,在阿富汗,他们非常希望将其归类为地雷。因此,在阿富汗,我们称它们为简易地雷。然而,由于冲突的性质,我们无法去清除这些装置,因为我们是中立的,人道主义组织无法清除正在使用的设备。因此,如果这些装置被用来针对北约的车队、部队或阿富汗警察,我们无法去清除它们,因为这会使我们成为战斗人员。我们只能清除废弃的简易地雷。但是,简易地雷是造成今天阿富汗大量人员伤亡的原因。它们以成千上万的数量被制造,但每一个都略有不同。因此,排雷人员必须具有更高的技能水平、知识水平和更好的设备,并且在某些情况下,他们必须得发现这些简易地雷非常小的特征性金属,因此探测器变得非常昂贵。”

 

赫斯洛普在伊拉克摩苏尔排雷
UNMAS/film Still
赫斯洛普在伊拉克摩苏尔排雷

 

“简易爆炸装置”听起来似乎是土法炮制的炸弹,应该杀伤力不会太强,但事实恰恰相反。

赫斯洛普:“传统的杀伤人员地雷是一种制造设备,里面一般装有50到300克炸药,其设计目的通常是炸断士兵的腿。当一名士兵受伤时,他需要两个人抬,然后他身后有一条医疗链。因此,在传统冲突中,地雷受害者成为了进攻部队的后勤问题。在阿富汗这样的‘非对称’环境中,他们选择使用自制炸药,这意味着很大的重量。他们通常使用容量为15到20升之间的棕榈油油桶来制作炸弹,里面大约会装15至25公斤的自制高爆炸药。15公斤的高能炸药跟300克炸药对人体能够造成的破坏是截然不同的。他们通常针对车辆使用这些炸弹,这就是阿富汗发生的最糟糕的情况。这些接送人的卡车后部可能有20个人,25公斤炸药在坐了20个人的软蓬卡车下面爆炸,把人们炸得血肉横飞。不幸的是,我们在阿富汗还看到,每起事件的伤亡人数正在上升,而且伤害的状况非常可怕,也造成了更多的死亡,从十年前的每年200人死亡增加到了现在2000人。”

排雷工作一方面面临“简易爆炸装置”带来的挑战,一方面国际援助资金不断减少。赫斯洛普倍感担忧。

赫斯洛普:“我们失去了过去25年所取得的成就。排雷是成功的。但是捐助方有一定程度的疲劳感。有一种‘哦,这永远不会结束’的感觉。这不是事实。现在的问题是事情的性质发生了改变。我们没有传达成功的故事,人们对一个实际上已经在稳步得到解决的问题上失去了耐心,我们无法获得所需的支持。”

除了那次橄榄球比赛导致膝盖骨折之外,赫斯洛普还曾受过另外一次重伤——尽管这并非由于排雷造成,但身体的伤残让他对生活变得更加乐观和积极,从事排雷事业的信念也更加地坚定。

赫斯洛普:“我处理炸弹二十年毫发无损,一朝滑雪却摔了一个大跟头。那虽然不是一个滑雪初学者用的坡,也是纽约上州卡茨基尔斯一个相对容易的山坡。那是一个冰冷的下午,我撞到了雪道边缘,身体开始旋转,并且越来越快,最后冲出了雪道的边缘,以每小时50或60英里的速度飞驰,直到在没有衬垫的情况下撞到一辆扫雪机上。在高速的冲击下,我整个身体抱在了扫雪机的金属杆上,折断了手臂,刺穿了肺,撕裂了主动脉。但幸运的是,我的主动脉没有彻底断开,我只流了八品脱(1品脱=0.125加仑)的血。我被直升机撤离,四个人做出了挽救我生命的决定。一名血管外科医师将一个支架置入我的主动脉中,再晚15分钟,我就没命了。我在重症监护室待了几个星期。我的手臂现在瘫痪了。我成了身体有残障的残疾人。我也有诵读困难。学习障碍一直是我得面对的一件‘很有趣’的事情,但是现在我身体也残疾了。但我得继续下去,这件事更显出了我的幸运所在。我在生活中是多么的幸运。我的工作很棒,我和一群很棒的人一起工作,做这些了不起的事情。而且我很幸运,我受过足够的教育,我受了创伤,但它并没有真正改变我的生活。在我工作和旅行过的国家中,看到那些失去双腿,失去手臂,比我的残疾严重得多的人如何生活的时候,我只有尊重。有一天,我和两个儿子坐在出租车上。司机是个老兵,他失去了双腿和两条胳膊,但他可以开着车到处去。我说,儿子,你看着那个男人,如果他能继续生活,有勇气在这样的情况下继续生活,我就没问题,你们也没有任何问题。”

黄莉玲,联合国纽约总部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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