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题报道】珍视地球,呵护生命——记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卫生项目部主任阿布巴卡尔·坎波

2021 年 4 月 21 日

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在全球190多个国家和地区开展工作,拯救儿童的生命,捍卫他们的权利,帮助他们实现自己的潜能。其中一项重要工作是降低儿童死亡率,改善儿童的健康。领导这项工作的儿基会官员名叫阿布巴卡尔·坎波(Aboubacar Kampo),他有着在众多复杂危机中从事公共卫生工作的丰富经验。最近他接受了联合国负责全球传播事务的副秘书长梅丽莎·弗莱明(Melissa Fleming)的采访。请听联合国新闻黄莉玲的报道。

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卫生项目部主任阿布巴卡尔·坎波是一位马里公民,但他会说四种语言:英语,法语、德语和俄语。在联合国这样一种多语言、多文化的环境中,这无疑给他开展工作带了许多便利,同事们都很喜欢和尊敬他,亲热地称他为“阿布”。在2007年加入联合国之前,阿布曾是一名职业医生,早年的经历让他学会了这四门语言。

阿布:“我的父母在东德学习医学。他们在那里相识。所以我出生在德国东部的卡尔马克思斯塔德(Karl Marx Stadt),现在叫开姆尼茨(Chemnitz)。我在西德长大,我父母在那里做专科医生。后来我父亲决定回国为自己的国家服务。我母亲是塞内加尔人,而我父亲是马里人。 1985年,我们回到了马里,我在那里读高中。高中毕业后,我获得了赴俄罗斯的奖学金。 因此,我实际上是在当时的苏联开始接受医学培训的。我在那里呆了四年,然后回到了马里,在马里完成了医学培训和实习。”

阿布后来又到美国攻读硕士学位,学习了传染病学和复杂急诊学。然后他回到了马里,被派到一个非常边远的地区做医生,那段经历让他看到了公共卫生的力量,并产生了浓厚的兴趣。随后他加入了一个国际非政府组织,被派往冲突刚刚结束的利比里亚。

 

 

阿布:“我认为人道主义者是一群了不起的人,我真的爱他们,这就是我前进的动力。起初我也有过疑虑,有恐惧。我仍然记得,当我到达利比里亚时,我在蒙罗维亚住了一晚,蒙罗维亚当时是由政府控制的。然后他们把我送到了布坎南(Buchanan),那里是完全由叛军控制的地区,没有政府,没有军队,我们当时实际上是由儿童兵守卫的。对我来说,这是从未见过的事情。我在布坎南的第二个夜晚,一些叛乱分子想强行进入医院的大院。他们射击,敲大门。我被安排来负责,因为协调员实际上是在我到达布坎南的同一天去了蒙罗维亚,他叫我负责。对我来说,这次经历给我上了一课。第二天早上,我们醒来后,什么都没有发生。国家工作人员告诉我,现在我们需要去见指挥官,你可以和他们交涉这件事。我说,好吧。他们就把我带到了一家非常阴暗的酒店,这是总部。我见到了一个大概19或20岁的男孩,他是整个地区的负责人。我很震惊,我以为我会见到一位或许比我年长的资深军官。我跟他说了这件事,他还挺专业的,他说,好的,我们会处理的。以后就再也没有发生过这类事情。”

在那时的利比里亚,儿童兵很常见。看到这些孩子,令阿布产生了深深的同情。

阿布:“我记得一个12或13岁的孩子,他的枪扛在肩膀上。他又矮又小,但他却拿着枪,因为他不够高,枪还有一截拖在地板上。看着他,你真的想知道,他必定遭遇了什么苦难,肯定是个被剥夺了童年的孩子。”

阿布和同事们对布坎南医院进行了翻新,并在整个南部地区开设了25个初级卫生保健中心。他们是当时唯一为利比里亚整个东南部地区提供医疗服务的机构。

阿布:“每天早晨,我们去主医院,看患者,当时我们有两名国际医生,一位利比里亚医生,医院里有很多利比里亚护士。医院有50张病床,但我们每天看150名患者,至少要进行五到六次手术,工作量很大。但我确实想相信,我们做得非常出色,我们在那个时候给当地居民带来了一点希望。就我个人而言,这也是一次很好的专业经历,它使我对紧急情况和复杂人道主义局势有了深入的了解。”

利比里亚内战期间出现了大量的暴行。作为一名医生,目睹暴行的后果有时让阿布觉得“人不配获得地球的这一恩赐,因为人没有很好地爱护它,因为人间确实存在残暴的行径。”

阿布在布坎南医院救治过一个名叫艾琳的年轻女孩。艾琳经历了他所见到过的最残酷的暴行。

阿布:“艾琳被带到我们医院。她基本上是被扔到了我们医院门口。送她来的汽车司机甚至不想收钱,因为她快要死了。她的身体正在分解,散发出异常难闻的味道,感染性很强。我们接收了她,给她清理,治疗了三个月才让她基本摆脱了所有的感染。

 

科特迪瓦教育部长在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卫生项目部主任阿布巴卡尔·坎波的陪同下,参观了该国的一所用塑料砖砌成的幼儿园。
©UNICEF/ Miléquêm Diarassouba
科特迪瓦教育部长在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卫生项目部主任阿布巴卡尔·坎波的陪同下,参观了该国的一所用塑料砖砌成的幼儿园。

 

艾琳是一个非常漂亮的富拉尼族女孩。当时仍处于查尔斯·泰勒(Charles Taylor)掌管国家的时期,她所住的村庄陷入了叛军之间的战斗。那些叛乱分子强奸了她,而那时她实际上已经怀孕了。有一次在她被强奸时,强奸她的人发现她怀孕后,就对着她的肚子开了枪。当然,她失去了婴儿,身体里出现了瘘管,在她被带到我们医院之前,她拖着有瘘管的身体已经将近两年。

她之所以具有高度的传染性,就是因为他们朝她的肚子开枪导致她的双下肢都瘫痪了,所以她不能走路,她不能坐。在这件事发生后的两年里,她一直躺在床上,因为有瘘管,尿液一直流,所以丈夫抛弃了她,她和母亲在一起。她母亲把她带到了每一家医院,她们甚至去了蒙罗维亚的两家大医院,但他们无法修复她,然后她们来到了布坎南的利比里亚政府医院。

我们不得不隔离她,因为她传染性太强了,感染了医院里所有的患者。她很难闻,对于很多人来说这是非常不舒服的,但是我们有非常敬业的护士。我们修复了她的瘘管。入院两个月后,我们对她进行了手术,没成功。第二次,也没成功。然后我们进行了第三次手术,彻底缝合好了,确保再也没有泄漏。

那几个月里,艾琳一直躺着,不能坐。我们开始给她治疗后,让她用不同的位置躺着,因为她身上的褥疮很严重。我们甚至必须进行植皮手术来覆盖这些褥疮,因为这下去是不可能的。我记得四个月后当我们第一次把艾琳放在轮椅上的时候,她母亲哭了。她说,这是两年半以来她的女儿第一次坐起来。接下来,我们一直继续治疗,给她进行康复教育,6个月后,艾琳可以自立了,她可以自己从床上走到轮椅上,然后四处转转。

然后我们问艾琳,我说,艾琳,你现在很好了,你可以出院了,我们也需要我们的病床,你正占用着一张床,你妈妈也在这儿,你们用了一个房间。她母亲说,阿布,我们应该去哪里呢?在我们村子里,我们不受欢迎,人们把我们当瘟疫,每个人都以为是我们给村里带来了痛苦,她的丈夫也离开了她。所以我们就在讨论到底应该怎么办,我们确实需要这张病床。

有一天晚上,我和医院里的利比里亚医生普拉特大夫正在巡视病房。我们有一名身患绝症的患者,她患有肝癌,从医学上我们已经无能为力,知道她快死了。那天晚上,我们看到艾琳与这位病人说话,安慰她说,让我告诉你我的故事,你会看到这些医生很棒,只要在这里,一切都会好起来的。

 

时任联合国儿童基金会驻科特迪瓦代表的阿布巴卡尔·坎波访问了该国的克拉克罗(Krakro)。
©UNICEF/ Frank Dejongh
时任联合国儿童基金会驻科特迪瓦代表的阿布巴卡尔·坎波访问了该国的克拉克罗(Krakro)。

 

我们看见她,就躲在门后。我们听到艾琳是如何安慰这位患者的。因此,我们雇佣了艾琳,把安慰晚期疾病患者的工作交给了她,而且她做得非常出色。

我们遇到这些事,有时非常困难、艰辛,你会遇到一些正常情况下永远不会看到、永远不会遇到的东西,但是有时候,你会从中看到美好,这让你可以继续前进。”

在医生和护士们专业和悉心的救治下,不幸的艾琳最终获得了一个“美丽”的结局。这让阿布感到无比欣慰。在此之后,他又在许多世界上最复杂的紧急环境中救死扶伤,包括阿富汗、刚果民主共和国、乍得、南苏丹等等。同样,在所有这些危机和暴行中,仍然会有美好的东西展现,这在阿布看来就是真正的希望所在。

阿布:“地方老百姓总是有很多苦难,不平等也非常广泛,但在首都或城市中心,却有很多非常有钱的人。地方老百姓吃了上顿没下顿,但你总会发现他们仍然是非常友善的人。在利比里亚,他们经历了十多年的战争,但他们仍然是可爱的人。在刚果民主共和国也是如此。如果你遇到这些当地人,他们非常贫困,但他们仍然会与你分享一顿饭。他们太好了。我发现一个非常普遍的现象,无论你的社会经济状况如何,好人的脸上总是露出笑容。即使你们来自不同的世界,你们也可以在一起欢笑。让我印象深刻的是总是人们的友善。即使在发生了残酷暴行的地方,你还会看到人性美好的一面,那里并非一切都是暴行。这些经历是一些让我倍感谦卑的时刻。”

如果人们总是用友善对待他人,这个世界上或许就不会有战争和冲突。即使在冲突中,在敌对的人中间,人性中美好的一面有时也会展现。阿布对此有过一次特殊的经历。

阿布:“我记得在乍得,我们负责照管来自苏丹的难民。有一天晚上,村里的街上发生了政府军与叛军的战斗。这真是一个令人感到恐惧的时刻。我们所有人都在床上睡觉,但我们听到了枪声,甚至有重型火炮。那一刻,你禁不住想,我怎么会在这儿? 经过一个半小时的战斗,有人来敲我们的门说,医生,请到医院来。当我们去医院时,看到了战斗中受伤的人,有叛乱分子,有政府官员。我们进了急诊室,接收了所有人,治疗所有人,这让我们自始至终赢得了双方的尊重。

医院不大,只有大概二十张床,因此,政府军和叛军必须共享病床。刚开始,我们以为可以把他们分隔在不同的房间,但是其中一个房间里有女病人,我们不能仅仅因为他们而把这些女病人赶出去。因此,我们必须让他们分享病床。这时我们才意识到,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实际上彼此认识,你可以看到他们相互交谈。在医院期间,我们明确地告诉所有人,医院不许存在武器。只要他们在医院接受治疗,你就可以看到他们在沟通,一出医院,他们就互相用枪指着对方。”

2007年加入联合国儿童基金会以后,阿布被派往多个国家开展卫生项目,包括科特迪瓦、尼日利亚和津巴布韦等国。在儿基会的推动下,尼日利亚成为了非洲最后一个铲除了野生小儿麻痹症病毒的国家,2020年,整个非洲大陆获得认证,消除了野生小儿麻痹症病毒。阿布和同事们是如何在尼日利亚做到这一点的呢?由于当地人存在着对疫苗的不信任和抵触,导致小儿麻痹症在这个西非国家顽固地存在着。为了赢得人们的信任,阿布和同事们在最难做工作的地方建立了流动诊所,为人们提供全方位的医疗服务,逐渐赢得了人们的信任,从而使免疫行动能够获得成功。

 

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卫生项目部主任阿布巴卡尔·坎波与儿基会驻科特迪瓦国家大使、该国说唱歌手纳什(NASH)
©UNICEF/ Miléquêm Diarassouba
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卫生项目部主任阿布巴卡尔·坎波与儿基会驻科特迪瓦国家大使、该国说唱歌手纳什(NASH)

 

在津巴布韦,孕产妇死亡率一度高达每10万名孕产妇有900人死亡。阿布和同事们也开动脑筋,开展了有针对性的措施。

阿布:“我认为他们具有技术专长,津巴布韦人受过很高的教育,他们有医疗系统,但是我们需要更多的助产士,因为危机期间大多数助产士逃到邻近国家去了,比如博茨瓦纳。所以我们不得不重新开设助产士学校,在接下来的两年中培训了大约1500名助产士,让想学习接生的护士都去助产士学校。我们也提高了保健设施和二级医院的技术水平,向他们提供药品、医疗包。后来我们进行了调查,在三年半的时间里孕产妇的死亡人数从900降到了473。”

在与2019冠状病毒病大流行进行的全球斗争中,阿布领导的儿基会卫生项目部发挥了重大的作用。儿基会实际上一直是世界最大的疫苗采购和分发方,长期以来在全球为儿童开展大规模免疫运动的过程中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和专业知识。世界卫生组织牵头成立了旨在推动全球公平获得疫苗的新冠疫苗获取机制后,儿基会当之无愧的成为了这一机制的重要执行伙伴,负责为中低收入国家运送疫苗、建设冷链、提供注射器和其他必要物资。

阿布领导着如此大规模的重要工作,他感到肩上的胆子很重。

阿布:“我们目前最大的担忧是没有足够的疫苗可以一口气给所有人接种。 这打开了一扇门。正如我们已经知道的那样,现在已经有三种病毒变体,而阻止病毒突变的方法就是在很短的时间内让大量的人接种疫苗。

新冠疫苗获取机制的设想非常高尚,但我们并没有生活在一个非常高尚的世界里。恐惧促使人们做一些事,一些他们不应该做的事,而我们可能会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来处理这些事的后果。你现在或许可以让你国家的人口100%地接种疫苗,但是如果出现一种新的变异病毒怎么办?这是我们应该担忧的,只要我们无法遏制新冠大流行,就会有新变种。在原始病毒之外,现在有了三个变体, 大多数大国都已经有了这三种变体。

还有经济因素。不管我们喜不喜欢,目前最大的疾病是贫穷,导致大多数人丧生的是贫穷。新冠大流行使更多的人陷入了更深贫困。 我们在联合国,尤其是在儿基会,我们与之斗争的最大的‘疾病’是在低收入家庭、低收入国家中。”

另一个让阿布感到担忧的问题是中低收入国家的卫生设施投资不足,他希望人们转换思维,不要把对卫生领域的投入看做“花钱”,而是视之为对未来的“投资”

阿布:“埃博拉疫情给人们敲了一记警钟,要求我们改善卫生系统并使之更强大。新冠大流行的出现让这个问题又重新浮出台面,我们在加强卫生系统方面又一次取得了重大进展。我担心的是,一旦富裕国家感到安逸了,我们便会再次忘记这个问题,直到下一次大流行。但也许我们不会再那么‘幸运’——这两个字我要用括号括起来,因为可能会出现一种比新冠病毒毒性更强、更致病的病毒。 比如说,一种结合了新冠与埃博拉特点的病毒,传播速度像新冠病毒那样快,体积像埃博拉病毒那样小,那将是一场灾难。”

黄莉玲,联合国纽约总部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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