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题报道】国际妇女节:全球女性主义运动促进实现经济自主 弥合性别差距

2021 年 3 月 8 日

在20世纪,由于经济发展和多次女性主义浪潮,全球性别差距有所缩小,但世界许多地区的进展依然缓慢。任职于伦敦国王学院的爱丽丝·埃文斯(Alice Evans)博士就全球范围内的女性运动进行了广泛研究。在今年国际妇女节到来之际,埃文斯应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非洲部邀请,在其播客节目中探讨女性主义运动如何帮助妇女克服障碍、实现经济自主权,这对于实现性别平等至关重要。请听联合国新闻张立的报道。

女性主义的历史可以追溯到18世纪后期,近代西方女性运动发生在19-20世纪初,旨在促进女性获得投票权;开始于20世纪60年代的女性解放运动旨在为女性争取法律和社会上的平等;在1992年前后的女性运动则提倡实现妇女的个性和多样性。

任职于伦敦国王学院的爱丽丝·埃文斯指出,随着经济发展,许多妇女实现了经济自主,但她们仍面临不平等的对待,旨在促成改变的女性运动是实现性别平等的基础。

爱丽丝·埃文斯:“随着经济发展,妇女生育率下降,教育程度提高,许多人获得了经济自主权,但是即使经济有所发展,妇女仍可能在大街上受到性骚扰,在工作中受到不公平的对待,并在家里受到虐待。只要妇女仍然沉默、隔绝、分裂和消极,这些重男轻女的做法就可以持续下去。因此,我试图强调的是,由于女性主义运动,女性对不公平的做法予以批评,她们在全国范围内得到动员,推动制定更加平等的法律,并要求落实。这必然是性别平等的基础。”

埃文斯指出,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增长可以提高女性的就业率,这对女性运动以及性别平等至关重要。

爱丽丝·埃文斯:“劳动密集型工作的增长是一大主要驱动力,因为全世界的雇主都倾向于雇佣男性。他们认为男人更可靠、更有生产力,但是当劳动力需求强劲时,当雇主确实需要更多工人时,他们便不情愿地雇用更多女性。因此,你会看到更高的女性就业率和不断缩小的性别工资差距。因此,我非常希望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能够解决如何带来更多劳动密集型增长的难题。这样一来,我们将会看到更高的女性就业率。这对女性运动尤其重要,因为通过就业来获得经济自主权,可以让妇女远离虐待行为,而且通过进入公共领域,妇女之间可以建立友谊。在公共领域或俱乐部和社团中的相处过程中获得的女性间的友谊确实是女性运动的基础。”

 

世界银行图片/Dominic Chavez
加纳首都阿克拉的工人正在赶制海外客户的成衣订单。这家纺织工厂致力于改善劳资关系,提供高质量的免费餐食及医务室,并努力让提高工人的社会生活质量。

 

埃文斯表示,经济发展是促进性别平等的重要因素之一。但在中东和北非地区,虽然石油产量带动了经济增长,性别不平等现象依然存在。

爱丽丝·埃文斯:“在中东和北非,强大的宗教当局维护着具有歧视性的家庭法,并且一直拒绝尝试任何改革。因此,在中东和北非,虽然充足的石油带动了经济增长,但强大的宗教当局限制了(性别平等的)进步。在南亚,特别是印度,经济得到了发展,但女性就业率低仍是一大问题。这部分反映了一种文化:一旦实现了家庭的经济富足,那么妇女往往会退出劳动力市场,特别是在农村地区。但是,只要妇女与世界隔绝,那么问题又回来了。” 

埃文斯指出,过去20年,拉丁美洲大部分地区的立法机关中的妇女代表性大幅提高,超过了欧洲和亚洲,而不懈的女性运动是其中一大推动因素。

爱丽丝·埃文斯:“现在有10个拉丁美洲国家要求在立法候选人中实现性别平等。随着妇女席位的增加,阿根廷、玻利维亚、哥斯达黎加、厄瓜多尔、墨西哥、尼加拉瓜的议院中平均有46%为妇女。墨西哥的2019年宪法规定,行政机关、司法机关和州机关应实现性别平等……妇女对其在政治决策中的边缘化状态进行谴责,男性议员因此默许给妇女分配名额,但席位非常少,而且还存在许多漏洞。但是妇女在公共领域和公民社会中仍保持着势头。她们推动加强执法。她们填补了这些漏洞,以加强分配给妇女的名额、增加女性代表性。妇女就任后,人们看到妇女同样有能力成为立法者,因此加大了对她们的支持,开始为妇女投票,这确实改变了人们的预期。”

埃文斯的研究指出,在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妇女在政府中所占的席位超过了北美地区。她表示,妇女在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的农耕文化中发挥重要作用,因此有着固有的实现性别平等的潜力,但这并不意味着这些地区比北美地区在更大程度上拥有性别平等。

爱丽丝·埃文斯:“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具有实现性别平等的内在潜力。它只是由于发展不足而受阻。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以农耕为主,而妇女一直是农耕劳动不可或缺的部分。因此,妇女一直存在于公共领域,在社会中一直很重要。这不一定意味着就是母系,但她们在公共领域一直发挥着作用。实际上,近年来的许多血腥残酷的冲突加速了这一步。因此,在利比里亚、乌干达和卢旺达,妇女成了养家糊口的人。她们成为户主、社区组织者、和平运动的领导人,并有组织地修复破坏。通过担任传统由男性充当的角色,妇女开始认为自己是有能力的、坚强和自主的。人们看到妇女承担男性角色,便开始质疑他们对于性别的意识形态,同时增加了对议会、行政部门、政府官僚机构、司法机构和公民社会中女性领导人的支持。但是非洲女性(在公职中)的比例更高一定表明它比美国更具有性别平等性吗?不,因为其中一些国家是为了战略性地提高其国际声誉。请记住,不平等现象可能持续存在。”

埃文斯还强调了沟通对女性运动的重要性,尤其是在农村地区的妇女,她们常常经历隔绝和孤立,这给她们造成阻碍。那么,全球的城市化进程是否有助于推动实现妇女权利?

 

粮食署图片/Damilola Onafuwa
尼日利亚拉各斯,两名妇女在保持社交距离的情况下领取粮食署提供的食品换购券。

 

爱丽丝·埃文斯:“城市使人们能够聚在一起,与各式各样的人分享想法,女性有可能从中受到启发和鼓舞。我曾在柬埔寨的城市地区工作过。我听说有女孩在街上看到其他女孩在做作业,于是便要求父母送她们上学…… 因此,通过其多样性、临近性、异质性,城市完全可以促进社会变革,因为它们使人们变得有胆量,促成了这种滚雪球式的社会变革。此外,在城市地区,政府服务往往会更好,这有利于性别平等。例如,警察行动更迅捷,生育更易控制,因为你距离卫生诊所较近,但这是有条件的,那就是妇女得离开家并找到工作,并与其他人交往,而我们在中东和北非看不到这种条件,在南亚很多地方也看不到。它还取决于政府系统的应对速度,或者这些服务是否能带来任何益处。因此,城市化可能在女性就业率高的前提下带来帮助。”

埃文斯指出,聆听女性的意见及其优先事项是每个机构都应关注的工作。而对于每个人来说,真正重要的是宣传对性别平等的支持,而不是因为别人的眼光而对性别不平等的做法保持沉默和服从。

爱丽丝·埃文斯:“我认为有时候我所说的‘消极陷阱’会导致不平等现象继续存在。如果人们看到了对这些(不平等)做法的广泛支持,可能是私下里的支持,但因为他们想要被别人喜欢和尊重而服从这些做法,这可能造成我们所说的多数人的无知和消极陷阱,因为我们看不到潜在的盟友。因此,真正重要的是宣传对性别平等的支持。比如,对于性骚扰,不仅需要‘我支持受害者’这种表演式的呈辞,而且要宣传对虐待的零容忍,因为这样,施暴者就会知道自己无法逃脱罪名,受害者知道他们可以要求问责,因此他们更有可能提出自己的主张。这是一些组织可以做的事。这些组织可以在实践中证明其对两性平等的支持,因为这将加强对性骚扰等事件的举报。”

张立,联合国纽约总部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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