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题报道】身处饥荒边缘的国度——难民署驻也门代表让·尼古拉斯·伯兹
人道主义援助
联合国将在3月1日为也门这一当今世界为最严重的人道危机之一举行国际捐助会议。在这次会议上，人们会听到一些令人震惊的数字，例如，这个国家过去五年有多达23万人直接或间接因战争而丧命，目前有2400万人依赖人道援助勉强维持生存，今年会有230万名五岁以下儿童陷入严重营养不良……这些数字令人震惊。但对一个个活生生的也门平民而言，这究竟意味着什么？在联合国全球传播事务部副秘书长梅丽莎·弗莱明（Melissa Fleming）最近为她的播客《夜不能寐》所进行的采访中，联合国难民署驻也门代表让·尼古拉斯·伯兹（Jean-Nicolas Beuze）的描述让我们对此能够窥见一斑。请听联合国新闻黄莉玲的报道。
让·尼古拉斯·伯兹目前担任联合国难民署驻也门代表。他长期在联合国工作，到过一些世界上最为危险和艰苦的地方，包括刚果民主共和国、叙利亚、苏丹、阿富汗。在北约轰炸利比亚时，他在利比亚。尽管曾经目睹过一些世界上最严重的人道主义危机，当前也门的局势在他的印象中仍然堪称“之最”。
伯兹：“也门的局势确实非常糟糕。我在非常艰苦的地方工作过，但这是我经历过的最糟糕的局面之一。情况非常危急。有三分之二的人口依靠我们的人道主义援助来维持每日的生存。有一半的医疗设施在五年的冲突中被摧毁了。有八分之一的人因冲突而流离失所。现在，还有新冠病毒。 因此，所有这些问题加在一起，意味着人们在挣扎求生。”
也门冲突始于2014年。在发源于北部的胡塞武装不断取得军事进展的情况下，沙特阿拉伯领导多个阿拉伯国家组成盟军从2015年3月开始，针对胡塞武装发起军事行动，以支持国际承认的总统哈迪领导的政府。尽管联合国的两任特使开展了大力的斡旋，这场战争目前仍在持续。
伯兹举了一个例子，来说明什么叫战争的创伤。
伯兹：“有一次我们参观了荷台达的一个集体避难所，荷台达是主要的前线之一。我在跟孩子们玩耍，问他们的父母一些问题。我看见拐角处有一个女人，她穿着漂亮的印花裙子，但是她的脸有些奇怪。她全身都在爆炸中被火烧过。当时，她正在去市场的路上，为了给孩子们买食物，炸弹就落在她身旁，她整个身体都着了火。她的形象会一直留在我脑海里，这就是为什么我选择在这个领域工作的原因，我所做的就是为了这样的女人。她脸上有灼伤，但她的整个举止是如此的优雅端庄。跟我谈话时，她什么都没要求，可能她也知道我们真的无能为力，她什么都没要求。因为战争，她成了寡妇，她每天担忧的是她的孩子们。”
五年多的冲突给也门造成了严重的人道主义后果。五年来共有23.3万人死亡，其中13.1万人死于间接原因，如缺乏食物、医疗服务和基础设施。目前该国有2410万人需要人道主义援助。
战争爆发以来，联合国多次向国际社会发出警报：也门很快就要出现饥荒。联合国与人道主义合作伙伴一次又一次将也门从饥荒的悬崖边拉了回来。然而，现在的情况也并没有好转，也门再次挣扎在饥荒的边缘。
伯兹：“我看到过一个小女孩，叫法蒂玛，她14个月大，体重5公斤。14个月大的孩子体重应该是10公斤。她确实营养不良，真的很让人伤心。他父亲一直解释说法蒂玛没法吸收任何食物，她腹泻，母亲给她的饭菜都被排泄掉了。这对他来说很难理解，或者也许他拒绝接受自己的孩子营养不良的事实。”
也门的流离失所者
难民署的主要工作是救助难民和境内流离失所者。伯兹表示，也门境内的难民的处境在战争中越来越艰难，新冠大流行开始后，他们又遭受了额外的歧视。
伯兹：“现在难民在也门的处境是被歧视，被当做替罪羊。尽管难民社区已经相对较好地融入了，但在新冠大流行开始时，情况仍然令人担忧。也门的索马里难民在那里已有数十年之久。突然，也门人需要找到新冠病毒为什么会出现在也门的解释或替罪羊。因此，他们将手指向了难民，这同时还与种族主义以及来自非洲的人肤色较深这些因素交织在一起。难民被指责说他们不像也门人那样健康、那样专注于卫生。一般人都这样认为或者直觉就是，如果新冠病毒出现在我们社区、村庄或邻居中间，那是因为有人把病毒带进来了。那么无论是难民还是因冲突而流离失所的也门家庭，就都成了完美的替罪羊。”
也门境内的难民和流离失所者的生活颠沛流离，居住条件极其简陋，缺乏基本的卫生条件。伯兹表示，在这样的情况下，新冠病毒对于他们来说是几乎是一件“无关紧要”的事情。
2017年，联合国难民署的让·尼古拉斯·伯兹(Jean-Nicolas Beuze)在约旦扎卡省的一个难民营会见了一名叙利亚妇女。
伯兹：“大多数人可能会一大家人住在一起，两代或三代同堂，因为人们根本交不起房租。所有人都挤在一个房间里。他们在这里做饭，吃早餐、午餐，通常没有晚餐，因为没有多的钱购买食物。他们也在这里睡觉。因此，跟他们说采取措施预防新冠病毒是件搞笑的事情。比方说，你可不可以把两个床垫分开两米来放？不可以，因为只有一个房间。你能不能定期洗手，不能，因为那里没有自来水，这个女人的孩子必须得走五公里才能取到一点水。不，你不洗手，因为在买米还是买肥皂之间，你只能选择买米。你不会停止在街上乞讨或者干点零工赚点微薄的工钱，早上干活赚的钱就是用来买午餐。联合国非常着迷于说，你需要增强人们的能力来采取预防措施，这听起来真是很棒。但我说，算了吧，这一点都不现实。是的，西方世界的人们担心冠状病毒，但也门人甚至不必担心冠状病毒，因为这里有疟疾、基孔肯雅热、霍乱和登革热，还有饥荒。”
伯兹的父母现在都在日内瓦，他们非常支持他在联合国的工作，为了让他不担心他们会受到新冠疫情的影响，父母严格坚持保持社交距离的规定，很少出门。
伯兹的家境非常优越，在加入联合国之前他所受的教育是当一名钢琴家。但是在日内瓦这个汇集了世界上重要的人权和人道主义机构的城市长大，父母又有着非常强烈的正义感，伯兹从小就被父母带着参加了不少游行和抗议，这在伯兹的内心深深地植下了坚持正义和人权的种子，让他即使在最具挑战性的地方也能坚持。
伯兹：“或许我是那种天生的有福之人，生下来嘴里就含着一把银勺子。从个人的角度来看，不公正是我无法接受的。我真的不能接受人们因肤色、宗教信仰、性取向或健康而受到不同待遇。我们都属于人类，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我们是一体的。我想成为这个人类社区的一份子，而且让它变得更好。这听起来可能有点简单化了，但我就是这么想的，我属于人类，我相信人类， 但是我也知道，人类对待自身很刻薄。”
在也门达利省，一名儿童在一个流离失所营地里玩耍。
作为难民署驻也门的代表，伯兹表示，他从事人道主义工作，尤其是为难民工作，从根本上是出于对人权的坚定信念。因冲突而流离失所的人被剥夺了几乎一切的人权，他们没有安全，没有基本服务、教育、健康和工作，在他看来这就是流离失所问题的核心——人们被剥夺了一切，而他想要为解决这个问题尽自己的一份力。
伯兹：“曾经有人问我，也门人的希望和梦想是什么。我真的很惊讶，因为我真的无法回答这个问题。 我与我的也门同事们，与流离失所的也门家庭交谈，我知道，他们忙于生存，甚至我们自己的同事都是这样，他们当中有些人梦想着搬走并能够学习，但大多数人只关心今晚如何度过。”
黄莉玲，联合国纽约总部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