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题报道】思念艾萨克 --- 一个在贝鲁特大爆炸中逝去的“联合国孩子”

2021 年 2 月 3 日

艾萨克(Issac)是一个步履蹒跚、活泼外向的小男孩。他的父母来自澳大利亚,妈妈莎拉·科普兰德(Sarah Copland)曾在联合国纽约总部的维和行动部工作,艾萨克就出生在纽约。艾萨克一岁时,莎拉调到联合国位于中东的总部、西亚经济社会委员会从事妇女权益方面的工作,小艾萨克就随父母来到了贝鲁特。没有人会想到,在黎巴嫩这个长期没有有效政府、腐败盛行、法治薄弱的国家,多达2700吨的高危化学品硝酸铵在长达7年的时间里就静静地存储在贝鲁特港口。2020年8月4日,这些硝酸铵发生了大爆炸,几乎将整个贝鲁特变为一片废墟。艾萨克两岁的生命就此戛然而止。在今天的节目中,请您同我们一道来聆听这位普通的联合国工作人员、一位失去了孩子的母亲,莎拉·科普兰德讲述事情的经过和她的所思所想。

(音响:莎拉·科普兰德)

我们在贝鲁特已经待了一年。那天我们在公寓的家里。我正在给艾萨克吃晚餐,他坐在高脚椅上。事情发生时,我的丈夫克雷格正在洗手间里,我给艾萨克唱着童谣,一起吃晚餐。然后,我们听到一声巨响,我去窗前看看是否能看见任何东西,但是我什么也看不到。我看不到有烟雾或类似的东西。于是我回到艾萨克身边,拿起手机看是否有来自联合国的安全信息更新,因为他们会定期发送这种更新。但就在从窗前走回来的瞬间,发生了巨大的爆炸。我被掀翻在地上,艾萨克的胸部被一片玻璃击中。

我的丈夫克雷格跑出洗手间,大喊我们的名字。我们跑到艾萨克身边,那个时候我还没有意识到他受伤了。我担心还会发生第二次爆炸,我也不确定这是不是恐怖袭击,或者这座城市遭到了轰炸什么的。所以我抱起艾萨克就跑到洗手间。我认为那里可能是最安全的地方。在卫生间里,我意识到他正在流血。我用毛巾包住他就往外跑,克雷格就在我身后。我们跑到街上,看到整条街都被摧毁了,人们躺在地上,浑身是血,一切都被摧毁了。对我来说,这就像一部电影,是如此地超现实,这样的场景只应该出现在电影里。当时我还没有意识到这一点,因为我只是在疯狂地跑,我脸上被玻璃划了一个大大的口子,但我什么也没有感觉到,只是专注于艾萨克。

我记得我在尖叫,我的孩子,我的孩子,帮帮我的孩子……我们就这样在街上奔跑。我们从公寓里跑出来,什么都没有,只有身上的衣服,抱着艾萨克在街上奔跑。艾萨克在尖叫。最终,我们走上了一条更宽敞的路。克雷格接过艾萨克。我拦下了一辆车,这人的妻子和孩子都在车上,但他让我们跳上了车,开车送我们去医院。

 

图片:© UNOCHA
黎巴嫩贝鲁特港的特带爆炸对这个首都城市造成了严重破坏。

 

他没有带我们去最近的医院,而是带我们去了约6公里外的一家医院。他不会说英语,我们的阿拉伯语也很糟糕。我们努力地跟他比划:我们附近有几家医院,为什么还要去这么远的地方呢?但是事后看来,这实际上是最好的选择,因为靠近我们的所有医院都被完全摧毁了。我后来听说另一个家庭,他们3岁的女儿去世了,他们把她带到了最近的医院,但被挡了回去,之后他们花了将近一个小时的时间才找到另一家医院。

艾萨克起初一直在哭,他的哭声永远留在我的脑海里。作为母亲,你知道孩子饿了或疲倦时的哭声,但是艾萨克的这种哭声会永远伴随着我,因为这不是我以前听过的哭声,他感到恐惧和困惑,他很疼。但是在去医院的路上,他开始变得安静。我坐在前排,他和克雷格在后排。克雷格只是想让他保持清醒,但是那时他已经越来越弱。那个司机以每小时100公里的速度在街上逆行,为的是让我们尽可能快地到达医院并躲避交通拥挤,街道上到处都是玻璃,他还得设法绕过去。车上有他的两个小女儿。我后来一直都在想着她们。她们看到艾萨克受了伤,看到我满是鲜血的脸上的玻璃,这两个可怜的小女孩可能因此而精神受到了创伤。

那个司机无意中把我们带到了医院的新冠区。我们是最早受到爆炸影响而来到这个医院的人之一,因为每个人都跑到了其他医院。我们在新冠区,他们不想让我们进去。但我们是如此地绝望,开始对这些保安大喊大叫,实际上最后我们是把他们推开进去的。那个时候,我们根本不在乎什么新冠病毒了。我们进去后,他们立即看到了艾萨克的伤,并把他带走。我受伤了,又加上怀有7个月的身孕,他们就立即把我带到另一个区域。那是我最后一次见到艾萨克。克雷格和他在一起。我再也没有见到他。

他们努力了几个小时。克雷格说,他们不断把他赶出手术室,但他不断回去,因为他不想让艾萨克一个人呆着。他说,艾萨克平躺了很久,他们继续尽一切可能抢救他。我是后来才知道的,因为医生请克雷格不要告诉我,以确保我腹中的婴儿的安全,并且我也受了伤,他们要保全我。因此,克雷格必须在整个晚上独自坚持下去。他只是一直告诉我他们仍在治疗艾萨克,他在重症监护室,情况很稳定。后来,他们安排了一位联合国的医生和联合国的顾问到了医院,克雷格和他们一起告诉了我发生了什么。那一幕经常浮现在我的脑海里。

那一刻,我就像被卡车撞了一样。我尖叫着,一直尖叫着。我能听到有人说,别太难过,为了腹中的婴儿你要坚强,他们真的很担心……怀有身孕的确似乎让我有一种力量能够撑下去。这非常令人困惑,因为我当时有两种欲望,一种是真的只是想崩溃,彻底崩溃,尖叫,等等。然后,还有另一个想法,我知道压力对婴儿不好。我不知道怎么地,已经将自己的某些感受区分开了,因为我不想对腹中的孩子产生不好的影响。我们仍然担心爆炸可能会对孩子造成影响,因为我被冲击波撞倒在地,还受了伤。

 

© UNOCHA
8月4日黎巴嫩贝鲁特发生大爆炸后的港口景象。

 

我所有的伤都是浅表性的。我身体上有很多玻璃,基本上是伤痕累累,最大的玻璃在我的脸上。我的双手、膝盖和脚上都缝了针,因为我的脚一直在玻璃上面走。跟其他人相比,从长远来看,我的伤不算什么,尽管我缝了很多针……那时入夜已经有一段时间了,但人们还是不知道发生了什么,医生和护士也不知道。每个人都以为是恐怖袭击、爆炸或其他袭击。过了一段时间大家才知道是港口发生了爆炸。

那天晚上,联合国的同事们专门来帮我们,这是我永远都不会忘记的。我们在的这家政府医院里没有食物,没有床单,卫生间里没有肥皂。有人告诉我,我能得到一件病号服已经很幸运了。因此,在深夜里,尽管这场爆炸摧毁了这座城市,但我的同事们仍在收集食物、衣服和卫生间用品,并送到医院。这是我后来才知道的。克雷格告诉我,他们实际上已经关闭了医院,没有人能进来,因为他们没有空间收病人了。因此,我的同事将所有这些东西通过医院的卫生间窗户交给克雷格,确保我们有东西用。在接下来的日子里,他们也在帮我们,竭尽所能地支持我们。

事情发生前我们已经计划回澳大利亚去生孩子,实际上只有三周我们就要离开黎巴嫩了,我们都在整理东西了。因此,我很难接受这一点:我们是如此地接近“不在那里”。我们又在贝鲁特呆了十天。很幸运我弟弟在军队里,当时他派驻安曼,他飞到了贝鲁特。我在医院住了三个晚上,然后联合国在贝鲁特外面的山区给我们安排了一家旅馆,我们就住在那儿。我再也没有回到城里或我们的公寓。克雷格和我弟弟与联合国的同事一起安排好让艾萨克返回。我们俩都发誓,除非我们知道艾萨克在飞机上,否则我们绝不会离开黎巴嫩。

在我眼里艾萨克是完美的,他很外向,与我刚好相反。他很喜欢和人聊天,非常聪明,是属于那种爱探究的孩子,每当我们有新玩具或其他东西时,他都想弄明白这个东西是怎么回事,各个部分怎么配合。他拼图和组合玩得非常好。他还很厚脸皮,喜欢让人发笑。我最喜欢的是他非常非常招人爱。他就是爱拥抱,尤其爱抱我,他也爱拥抱托儿所里的朋友和老师。

 

图片:© UNOCHA
在8月4日发生致命爆炸后,黎巴嫩的工人正在评估贝鲁特港口的损失。

 

对艾萨克的思念是难以形容的,这就像是一种身体上的痛苦,就像那种幻肢的现象,人们在失去肢体时,仍然可以感觉到这个肢体,但它实际上已经不存在了。我有类似的感觉。我好像已经失去了身体的一部分,我仍然可以感觉到艾萨克,但是他已经不存在了。

十月份,伊森出生了。他是让我每天起床的动力,他就像我们的小救星。他给了我们继续前进的理由。在怀念艾萨克的同时照顾伊森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如果我与伊森在一起度过了愉快的时光,我就会感到有点内疚,觉得对艾萨克不公平。但我又想,伊森应该拥有全心全意和他在一起、和他一起大笑的妈妈。

我开始写博客,写作可以帮助我整理思路,因为想着那么多的事情,我脑子里一团乱。写作也可以帮助其他人与我建立联系,而这反过来又对我有所帮助,因为在过去几个月中,我发现自己封闭了很多。一旦人们阅读了我的感受,就为交流和交谈打开了一扇门。《卫报》刊登了我最近的一篇博客。很多人跟我联系,告诉我他们也失去了孩子,还有贝鲁特的受害者也跟我联系,说我所做的帮助他们表达了自己的悲伤。这让我很感动,让我感到得到了很多支持。

写作给了我前进的动力。这有两个原因。其一,贝鲁特的人们真地让我很感动。贝鲁特的人们联系我,说我正在帮助他们表达悲伤。这让我意识到,世界上有许多的悲剧,特别是在中东这样的地方,西方人总是认为暴力在这里是不可避免的。因此,他们不会去想这些悲剧背后的人,不会去想那场爆炸后有200个像我一样悲伤的母亲。因此,如果我能继续写作并提醒人们,这场悲剧的背后是一个个的人,一个个和我一样感受至深的母亲、一个个失去了兄弟姐妹和朋友的人,那么我写作就是值得的。我并不想假装为黎巴嫩人民说话。一点也不,他们的经历和我的完全不同。我可以离开,但他们仍然不得不留下来面对这个国家的危机。我不假装自己知道他们的经历是什么样的。但是,如果我可以帮助吸引人们关注黎巴嫩的局势,那么这就很重要。

 

© 儿基会图片/Fouad Choufany
联合国儿基会正帮助贝鲁特的儿童缓和爆炸带来的心理创伤。

 

我正在做的另一件事是与受害者团体合作,支持推动对爆炸进行独立调查。刚开始,我没有觉得加入这种争取正义和问责的斗争有什么意义。我好像放弃了,觉得什么都不会发生的,世界仍在运转,人们会忘了这一切。但是后来我意识到,我必须为艾萨克而战,我必须能够看着他的照片说,我已经竭尽所能确保解决那种胡作非为。这首先要进行独立、公正和透明的调查。我们在黎巴嫩、在联合国数十年的报告中看到,这个国家的司法系统效率低下,腐败滋生,资源不足,一切都被政治化了。硝酸铵在港口呆了已经整整7年,上至总统的所有人都知道。我们需要首先进行独立调查,因为没有事实,就没有问责。

回报:

以上是联合国新闻的黄莉玲根据全球传播事务部副秘书长梅丽莎·弗莱明(Melissa Fleming)在她的播客《夜不能寐》中对莎拉·科普兰德的采访编译的节目。

贝鲁特大爆炸已经过去了半年,迄今为止黎巴嫩还没有开展任何有实质意义的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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