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题报道】仅有一线希望也要做出最大努力——访联合国也门事务特使格里菲斯
和平与安全
在当今世界最为严重的几场武装冲突和人道危机中，也门局势有其堪称“世界之最”的残酷性：这个国家在五年的冲突中多次濒临饥荒的边缘，是联合国领导的大规模人道援助行动一次又一次地将其拯救，避免了饥荒。联合国同时还在另外一条战线上竭尽全力：努力在冲突方之间进行调解，弥合看似难以弥合的分歧，最终实现和平。领导这项工作的是联合国也门事务特使马丁·格里菲斯（Martin Griffiths）。最近，联合国全球传播事务部副秘书长梅丽莎·弗莱明（Melissa Fleming）在她的播客《夜不能寐》中对格里菲斯进行了采访。请听联合国新闻黄莉玲的报道。
开始于2010年左右的“阿拉伯之春”民众运动也蔓延到了红海岸边的也门，并在2011年导致时任总统萨利赫下台，将权力移交给当时的副总统哈迪。哈迪接任以后的过渡并不顺利，没有使民众的愿望得到满足。在北部地区长期进行叛乱的什叶派胡塞武装趁势在2014年底到2015年发起进攻，并很快在军事上大举推进，占据了首都萨那，迫使哈迪逃往国外。
也门的动荡局势促使邻国沙特阿拉伯联合了其他8个以逊尼派为主的阿拉伯国家进行了干预。阿拉伯盟军原本以为在几周之内就能结束这场战争，但没想到，这场战争至今已持续了整整5年，给也门人民带来了巨大的灾难，结束的前景仍不明朗。
目前联合国主导的调解由英国人马丁·格里菲斯领衔担纲。
格里菲斯：“简而言之，我的工作就是确保这场战争的相关各方有机会通过谈判和对话解决分歧。我是调解人，当然是代表联合国、代表安理会进行调解。调解人的任务很复杂，因为这不是我的冲突，我不是也门人，这是‘我们’的冲突，因为它不仅对也门人民，也在更大的范围内造成了严重的后果。但是，调解人的工作是为人们注入希望，去表明有解决方案，并就如何解决不可避免的分歧提出想法，让人们在似乎是无止境的战争中感到有出路，而他们的领导人需要接受这一点。”
在5年多的冲突中，也门有大量平民伤亡，200多万人流离失所。根据联合国人道主义事务协调厅的最新估计，2021年上半年，也门需要援助的人口将达到创纪录的2430万，明年需要33亿8600万美元的援助资金。根据联合国衡量粮食保障的五级指标体系，明年上半年也门处于第四级“紧急缺粮状态”的人口将从今年的360万达到500万，而“紧急缺粮”距第五级——饥荒仅一步之遥。
格里菲斯：“现在该停止这场战争了。现在是他们、我们以及国际社会加紧努力、让双方领导人松手停止扭打的时候了——现在就停止。我们无力承受让战争继续下去。也门的人道主义前景日益严峻，饥荒迫在眉睫。这不是也门第一次濒临饥荒，过去两年中，我们一直在面对饥荒，由于非常有效的人道主义援助，局面扭转了。但这次，前景更加暗淡。由于新冠大流行，我们无力为保护也门人民的计划提供资金。因此，情况将变得更糟，除非也门的领导人紧急就正确的事情做出决定。我们需要停火。我们现在特别需要在人道主义援助、药品、重建保健服务方面让也门开放。”
目前新冠大流行的第二波疫情正在横扫北半球的许多地区，战乱中的也门医疗设施严重受损，缺乏医疗人员和药品。这个国家如何应对疫情令人倍感担忧。
截至目前，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的数据，也门累计共有2087个新冠病例，607人死亡。
格里菲斯：“由于正在进行一场战争，人们没有在城市之间移动，道路是关闭的，而病毒需要移动，需要人们来转移它们，因此也门人民似乎避免了遭受新冠病毒这个祸害的全部影响。但是我们也看到，在新冠病毒出现在也门的最初几个月里，那里几乎没有什么卫生基础设施，只有很少的药物，当然，也没有进行接触者追踪，因此统计数字非常令人怀疑，而且我们听说了南部的亚丁和北部的萨那出现了乱葬坑。现在，在世界其他地区正在经历第二波疫情，病毒也会返回也门。”
今年12月14日是也门战争中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斯德哥尔摩协议》签署两周年。这份协议就是在特使格里菲斯的推动下达成的。其主要内容是在该国西部红海沿岸的荷台达省停火，并且进行战俘交换。这份协议的落实基本上得到了维持，但该国其他地区的冲突仍然在持续，也门继续在战争的泥沼中越陷越深。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中），瑞典外交部长玛戈特・瓦尔斯特伦（左中）和联合国也门特使马丁・格里菲斯（右中），参加2018年12月13日在瑞典举行的也门政治磋商。
格里菲斯：“两年前，有可能发生争夺红海城市和港口荷台达的战斗。这些港口是世界上最大的人道主义援助计划的直接切入点，可能出现的战斗将对这座城市的人民造成毁灭性的后果，而且也将破坏人道主义管道。因此，我们所有人都非常努力地阻止战斗发生，战斗的确通过一系列完全不同的条件和联盟而停止。国际人道主义团体站在最前面，坚决主张不应发生战斗。在这种外交支持下，我们得以与双方合作，达成停火，停止了战斗，努力奏效了。但这是两年前。现在我们看到协议在磨损，在脱落，并且又出现了战斗的势头。这提醒了我们为什么一天都不能浪费。”
《斯德哥尔摩协议》并非全国范围内的停火协议，但时至今日，这份协议仍然是也门和平希望的象征。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格里菲斯是在2018年2月被任命为特使的，仅仅在短暂的10个月之后他就促成了这份协议的达成。
新冠疫情来袭之后，由于封锁，格里菲斯调解的谈判变为线上进行，缺少了面对面谈判中那种人与人之间近距离沟通的亲和力，使得谈判变得更加困难。
尽管这样，今年9月，格里菲斯努力促成也门冲突方来到日内瓦，举行了面对面的会谈，并就落实《斯德哥尔摩协议》中有关交换战俘的内容达成了一致，双方随即交换了近1050名战俘。
因也门冲突而流离失所的一个难民家庭。
格里菲斯：“我们的合作伙伴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告诉我们，这是自朝鲜战争以来，红会在战争期间经历的最大规模的释放战俘。这是一项巨大的成就，在一场愤怒的冲突中取得的巨大成就。我相信，原因之一就是因为他们坐下来互相交谈。我坚信——这不是凭空的乐观——我坚信，如果我们能够让他们面对面坐下来，在未来几周内，他们将同意在全国范围内实行停火，他们将最终同意我们可以开辟和平之路。”
格里菲斯说，也门交战方的不慌不忙有时让他感到愤怒，尽管秘书长古特雷斯一再叮嘱他要“耐心，耐心，再耐心”。但归根结蒂，他对于调解工作持积极的乐观态度，不管谈判是多么的艰难、曲折。
格里菲斯：“我经常被人指责过于乐观，我认为这并非不公平。你必须怀有希望。我做了20多年的调解，我发现90％的努力都是失败的——调解绝不是一件你想投资的事情。这意味着，首先，总需要有一个后备方案，永远不要陷入死胡同，总是要找到一条出路，以便你可以采用另一种方式来处理问题；其次，出现问题时不要放弃。调解人的工作是继续前进，继续努力。因此，90％的失败是真实的，但是，你也很幸运有机会在一场战争中有所作为。”
格里菲斯今年69岁。他的父亲曾是一名商人，但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加入了联合国当时派驻的最大一个维和行动，前往了刚果。父亲的言传身教激励了他期望服务于联合国的梦想，促使他在伦敦大学对东南亚进行研读之后，作为联合国儿童基金会的一名志愿者前往老挝，从此开始了他的事业。
格里菲斯在外交、人道主义和政治谈判方面有着非常丰富的经验。他曾担任联合国驻非洲大湖区以及巴尔干地区的区域人道主义协调员，1994年他担任联合国人道主义事务协调厅的前身人道主义事务部的负责人。1999年，他创办了位于日内瓦的“人道主义对话中心”，这是一个专门致力于在反叛武装与政府之间促进对话的组织，他在这方面的专长也得益于领导这个中心长达10年的经历。
也门因冲突而流离失所的青年女性。
格里菲斯：“调解员要做的当然是让自己进入战争领导人的头脑，并试图弄清他们为什么要做某些事情。也许更重要的是，试着想象他们可能会如何做一些不同的事情，最后他们实际上可能会如何去做正确的事情。同理心是让你可能有一半的机会去发挥这种想象的唯一方法。而且，根据我的经验，领导战争的人并不像你我一样，他们与我们不同。多年来，我与世界许多不同地区的叛乱组织有很多关系。运作叛乱团体的人在生活中做出了决定，他们与众不同，试图了解他们来自何处，了解他们想要的东西是调解人要做的事情。 因此，如果你对同理心不感兴趣，那就请待在家里。”
格里菲斯开展的第一次调解是促进印度尼西亚亚齐省反叛武装与政府的对话，最终，亚齐在第二位调解人的继续努力之下恢复了和平。此外，他还在亚洲的其他地区、非洲和欧洲开展了大量的调解工作。
格里菲斯：“我曾经有机会在西班牙政府和巴斯克恐怖组织埃塔之间进行调解。我有机会与许多被列为恐怖分子多年的人待在一起，并试图了解他们，即使他们犯下过可怕的罪行。我总是发现，我们有许多共同的东西：孩子、父母、对美好生活的渴望——与具体文化无关的普遍的东西。这些东西存在于在他们身上，甚至存在于军阀身上。我记得与埃塔的一位创始人一起度过了很多时间，他被列为恐怖分子已有25年。我试图了解日常生活对他的意义。他长期没有见到自己的家人，因为他去探望家人的话，警察会把他抓起来，还有很多我们无法想象的事情。他说，为什么要阻止我抢银行——这是我唯一能弄到钱的途径？我说，嗯，你知道的，我们正在努力制止这种事。因此，让自己进入这样的人的头脑中，从某些方面来说，这是一场噩梦，是想象力的壮举，但它可以建立桥梁。我说，你们地区人民的苦难已经持续了35年，你们在追求什么？你们想要实现什么？他们回答说，我们希望巴斯克地区的人民有权决定自己的未来。然后，你作为调解人就得为此努力。现在，我们在也门也看到了同样的情况，你得试图找到一种方法来满足这位领导人的愿望，或者当他想到人民的苦难时，他会发生改变。我很少发现人们会冷漠，最终是因为他们看到周围的悲剧。因此，战争的悲剧成为了一种宝贵的、必不可少的冲动，它促使人们去做正确的事情，困难的事情，这就是摆脱战争。”
担任也门事务特使是格里菲斯第7次加入联合国。他曾失业过，他曾在调解中承受过巨大的压力，并患过抑郁症，是妻子、儿子和女儿的爱让他远离了抑郁的深渊。
他说，他从不把调解人的角色、更没有把自己视作一位救星。他所想的是必须竭尽全力做到最好，因为有太多人的命运是如此脆弱地掌握在谈判室里的人们手中。
2020年9月27日，代表也门政府和安萨尔·阿拉的代表与监督委员会共同主席、联合国特使马丁·格里菲思（最右边）和红十字委员会区域主任法布里吉奥·卡尔波尼（最左边）。
格里菲斯：“1997年我在刚果民主共和国的基伍地区有过一段刻骨难忘的经历。当卡比拉（Kabila）的部队在全国范围内行进、从蒙博托（Mobutu）总统手中夺取金沙萨的时候，基伍有一个难民营，汀基汀基（Tingi Tingi）难民营。有一小段时间这是一个上了世界新闻的难民营，但这件事发生后不久，卡比拉的部队就把这里夷为了平地。当时，我正在通过摄像机接受采访，同时我在采访一名妇女，一位母亲，她的小婴儿正因为极端的病症在诊所里接受治疗。我们就在诊所里，我在跟这位母亲说话，试图了解正在发生的事情。突然之间，我感觉到裤子上有好多水，这位女士在我面前，开始诚惶诚恐地清理我的裤子。事情是她的孩子在我们面前死掉了，更令人难过的是她的尴尬。这件事彻底地说明了那位难民妇女的脆弱性、不安全感和纯粹的悲剧，说明了占据无家可归者的权力关系。令我震惊的是，在她看来在这种时候我似乎是一个需要这种待遇的人，这就是她如何看待她被迫生活于其中的世界。这个瞬间让我明白，这些跟你和我一样的人，是如此的脆弱，他们掌握在我们手中，是如此地易受伤害。”
现在，格里菲斯仍一直尽力确保自己有机会去也门一些最糟糕的地方走访。他说，对于调解人而言，战争的后果有时并不那么直接，因为调解人不像人道主义工作者那样每天都在目睹战争直接的影响，因此他需要到实地去接受这种冲击，这对他来说是充电，是加油，是提醒。
格里菲斯：“塔伊兹是也门中部最大的城市之一，最近四年来一直是战区，那里有一所被雷场包围的学校。儿童、父母和老师每天都去那里上学。没有教材，没有钱付给老师，没有墙壁，实际上，他们每天经过一条穿越雷区的小路，到这座爆炸后的建筑物里上学。人们维持生活的这种决心令人惊叹，当然，它也会让你流泪。因为，对于一个有幸做了父母的人，这太震撼了。这对我来说是一个提醒，说明为什么我应该夜不能寐。”
黄莉玲，联合国纽约总部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