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题报道】联合国人道副秘书长：富裕国家在抗击新冠疫情中没有向贫困国家提供充分的帮助
来自英国的洛科克自2017年起担任联合国主管人道事务的副秘书长、联合国人道协调厅的负责人，同时根据联大决议，代表联合国秘书长管理联合国“中央应急基金”。他表示，自己是在今年一月的一次联合国内部会议上第一次知道“新冠疫情”的。
洛科克：“1月6日，新年假期刚刚结束，[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就召集了包括世卫组织总干事和我本人在内的几个人开了一个会。一份新的报告刚刚出炉，其中提到，全球在应对未知的呼吸道传染病方面存在许多不足，一旦疫情发生，就可能导致大规模的生命和经济损失。我们在会上讨论了一系列应对措施，包括在联合国内部开展一次模拟演练。在会议的最后，世卫组织的紧急项目负责人瑞安——他是一个经验丰富而且总是充满干劲的人，我们在抗击埃博拉期间有过非常密切的合作——他当时说，他的团队正在就一种由中国报告的病毒收集信息，虽然目前知道的并不多，但看起来情况可能会很严重。这就是我第一次知道新冠病毒。”
2018年11月，联合国负责人道事务的副秘书长洛科克访问也门萨那的一个流离失所者营地。
洛科克表示，针对疫情风险，全球各路专家和各种报告所提出的警告和建议不胜枚举，然而，许多国家的应对工作未能充分考虑本国的社会现实和人们的行为方式。勤洗手、保持社交距离、戴口罩、减少聚集，加上病例检测和追踪，这些措施看起来似乎并不难，但要真正落实，却面临着法律、政治、管理和社会层面的诸多限制。一些分析人士把过去八个月间全球各国的应对情况大致分成了四类。
洛科克：“第一类国家大多在亚洲，他们在不久之前曾经有过应对‘非典’、禽流感和中东呼吸综合征等传染病的经验，对疫情风险非常警觉、对公共卫生系统进行了投资、政府在民间享有的信任程度较高，大多数国民都自愿遵守严格的限制措施，也有一些国家是通过专制体制确保必须遵守。这些国家一般都早早开始了行动，应对工作也比较有效。
第二类中包括许多欧洲和北美国家，他们的医疗体系相对庞大和健全，但是近年来对于应对流行病的经验较少。部分国家，比如英国，在2008年金融危机后采取紧缩措施，削减了公共卫生系统的经费。部分国家高估了自己的能力、低估了风险，领导人高度自信，经验却非常有限。通常，这些国家的应对行动开始得更晚、速度相对缓慢，措施力度也较弱。
疫情之下的阿根廷首都布宜诺斯艾利斯。
第三类是正处在抗击埃博拉和艾滋病第一线的国家，其中包括一些非洲国家。他们深知自己的应对能力有限，但是至少拥有相关的经验。因此很早就采取了果断行动，将有限的可用措施充分推广。此外，人口结构较为年轻，以及城市化程度较低或许也使这些国家在应对疫情方面有所受益。
第四类则是既能力有限又缺乏应对经验的国家，其中包括一些中等收入国家，主要在拉美，但同时也包括那些全球最为贫困、最深受冲突影响的脆弱国家，他们常常还拥有大量的难民和流离失所人口。今年三月疫情刚刚暴发的时候，许多人都担心这些国家将会遭受最沉重的打击，事实也确实如此，但这种打击与其说是来自病毒本身，倒不如说是源于疫情所造成的经济破坏。
总的来说，那些高度重视个人自由、近期应对经验较少、公共卫生系统相对整体发展程度而言较为薄弱、对政府的信任度下滑，以及领导人危机应对能力不足的国家，面对疫情表现得不如预期。但其中有些国家也占据了两大可以用来弥补的优势：承受经济萎缩的能力较强，同时，坐拥足够的科学和工业实力，能够以比其他国家更快的速度研制出疫苗和疗法。”
洛科克表示，全球在三到四月期间的大规模“暂停”之所以能够实现，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富裕国家采取了一系列“非常手段”，避免了经济封锁所带来的最严重后果，然而贫困国家却无法享有这样的“奢侈”。
泰国曼谷一家购物中心的女性工作人员。
洛科克：“今年三四月间……全球相当一部分的经济活动暂时停止了运转，以便减轻病毒传播的影响，同时为找到解决方案，尤其是疫苗和治疗手段争取时间。这一前所未有的非凡应对措施之所以可行，完全是因为富裕国家能够保护自己的国民，免遭经济封锁最严重后果的影响。他们把财政和货币政策规则抛到脑后，引入了一大批贷款、休假、免税、工资补贴，以及央行资产收购等‘非常手段’。虽然全球主要经济体之间并未经过正式的磋商，但各方却几乎整齐划一地实施了非常相似的计划，集体行动加强了措施的有效性，虽然成本高昂，但却是一个正确的选择。
然而，我对于全球疫情应对工作最为严厉的批评是，这些富裕国家，未能向同样面临经济紧缩，却缺乏资源、机构以及市场准入，无法采取类似措施的贫困国家，提供足够的支援。”
洛科克表示，这是全球治理的失败，也是使疫情引发如今这般严重人道主义后果的原因之一。
洛科克：“富裕国家为了保护国民，投入了全国收入的20%以上，而贫困国家，原本收入就少得多，且所能投入的资金比例只有2%…
…在2008年金融危机期间，全球为保护脆弱国家所采取的措施，包括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所有成员发放特别提款权、对多边发展银行进行资本重组，增加流动性以应对信贷紧缩等等，迄今为止都未能得到采用。此外，国际社会也未能有效解决最贫困国家所面临的债务负担。
疫情之下的墨西哥城。
在过去，这些国家也曾经团结合作，既为了自身利益、也为了更加广泛的共同利益，开展过协调一致的行动，如今，这些措施却未能得到落实，这是对当前地缘政治形势的一个注脚，它所体现的是全球主要国家在治理领域的失败。
其所导致的结果就是，在有人道主义机构开展援助工作的国家，疫情所造成的经济和社会后果都要严重得多，而假如国际社会能够多采取一些行动，情况原本是不会那么糟的。”
洛科克表示，虽然全球都受到了疫情的严重影响，但最贫困国家所遭受的打击最为集中，且疫情在这些国家所引发的后果，最终又将反过来波及整个世界。
洛科克：“极端贫困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第一次出现了上升，到2021年底，可能将有多达1.5亿人重回极端贫困，每天的生活费不足1.9美元……贫困国家的医疗系统严重受损，预期寿命将会降低，每年死于艾滋病、肺结核和疟疾的人数可能将增加一倍，面临饥饿的人口也将翻倍…
…盖茨基金会在九月的一份报告中指出，过去的25个星期，可能会使最近25年来的发展成果化为乌有。要知道，25年前，在我工作的一些国家，全国有四分之一的儿童活不过五岁，大多数孩子从来没上过学，每18名女性之中就有一个会死于分娩。
同时，我们也必须意识到，现在正在酝酿着的这些危机，最终很可能会殃及每一个人。所有这些贫困、饥饿、疾病和苦难会造成不满、无助和绝望，随之而来的就将是冲突、动荡、移民和难民潮，还有许许多多其他的危机。”
国际移民组织协助中美洲移民从墨西哥自愿返回。（资料图片）
洛科克表示，联合国于今年3月25日启动了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全球应对计划，目前已经筹集到了38亿美元，正在为多项重要的应对工作提供资金。
洛科克：“我们的目标是，首先，也是最困难的，遏制病毒传播，降低感染率和死亡率；其次，阻止人权、社会团结、粮食安全和生计状况恶化；第三，保护那些最为脆弱的群体，包括难民、境内流离失所者以及收容这些人口的社区。
我们已经在60多个国家向因为疫情而失去收入的人提供了相当于17亿美元的现金汇款；援助了3300万难民、流离失所者和脆弱移民；为7000多万人改善了用水、卫生和清洁设施；为7500万人提供了必须的医疗服务，同时还为7500万人提供了精神健康和心理援助…
…联合国有5万名在人道主义危机第一线工作的同事，与我们合作的非政府组织工作人员人数更多，他们每一个人在疫情期间都坚守岗位，冒着风险、在非常艰难的情况下坚持了下来。
但我们也非常清楚援助工作的局限。我们募集到了38亿美元，但真正的筹款目标是100亿。最多只能说，如果没有迄今为止的人道主义援助，情况将会更糟，但这绝对不是什么值得称道的事。”
人道主义工作者在叙利亚西北部提供援助。（资料图片）
洛科克表示，为了更好地帮助全球应对疫情，国际社会需要从以下五大领域为脆弱国家提供支持。
洛科克：“首先，对全球56个面临最大规模人道主义危机的国家继续维持援助……其中最关键的任务之一就是采取必要行动，避免也门、南苏丹，以及萨赫勒等地迫在眉睫的饥荒威胁…
…第二项重要工作是，亡羊补牢，采取之前所说的那些显而易见、成本低廉又十分有效的措施，缓和脆弱国家以及受冲突影响国家所承受的经济和财政压力……同意向所有的基金组织成员发放特殊提款权、达成协议，允许不需要使用提款权的国家迅速把自己的配额转让给确实有需要的脆弱国家；落实上个月在20国集团会议上通过的债务处理框架，并且覆盖所有的公私债权人；要求国际金融机构更加积极地扶持脆弱国家，对有需要的国家进行债务重组；同时进一步向世界银行的‘国际开发协会’（IDA）提供支持，这是最贫困国家最大的单一优惠资金来源。
第三，为疫苗的有效部署制定清晰的计划……其中尤其需要关注两大挑战，首先，不能‘拆东墙补西墙’，将为最贫困国家提供其他援助，比如食品援助或是麻疹等常规免疫的资金调去购买疫苗，这种做法不合情理，而且很可能最终会导致死亡人数的增加。
联合国开发署向加沙地带提供医疗用品。
另一项挑战则是这些脆弱国家开展免疫工作的能力……我记得，在尼日利亚北部，在十年的时间里，我们曾经满心欢喜地庆祝小儿麻痹症消除、疟疾得到控制，随后才发现为了完成这两项得到捐款方支持的目标，当地其他疾病的免疫工作都暂停了……因此，如何在接种新冠疫苗的同时，不影响其他免疫项目的开展，对于这些国家有限的医疗资源而言是一项艰巨的任务，这个问题现在就必须认真考虑。
我要提的第四项重点与女性和女童有关。从开始这份工作到现在，最让我心痛的经历，就是在全球每一个发生人道主义危机的地方，听到女性和女童描述她们所经历的残酷和虐待、忽视和冷漠，而导致这些苦难的大多都是男性。我恳请各位捐款方，真正将资金投入这一迫切需要的领域。
最后，虽然不情愿，但无论在国际还是国家层面，非政府组织和援助机构的‘换血’看来已经不可避免。一份覆盖1000多家非洲民间机构的调查显示，大多数机构都遭遇了经费削减和关闭项目的情况。在英国，只有半数的非政府组织预计两年之后仍将继续维持运转。捐款方需要尽力让那些最好的、最有可能在未来发挥作用的机构生存下来。这些出色的机构对于推动发展至关重要，而且一旦失去，想要再重建就很难了…
…对于多边主义机构在未来所能发挥的作用，一定也会有许多反思和探讨，我所知道的每一个多边机构的领导人，都急切地渴望从疫情之中吸取教训，思考今后如何做得更好。从理性的角度来看，通过合作来应对涉及到每一个人的共同危机，显然符合所有人的利益，但在当前的地缘政治形势之下，理性能否占据上风，目前仍然有待观察。”
钱思文，美国纽约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