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题报道】竭尽全力让颠沛流离的人回家——访联合国难民署负责人格兰迪

2020 年 11 月 17 日

“家” 对于每一个人都有着深刻的含义,家所能给予我们的实属太多,但最根本的是家能够让我们感到安全。当家不再安全时,人们被迫流亡,成为难民,这是一个人可能陷入的最可怕的梦魇之一。帮助颠沛流离的人回家是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菲利普·格兰迪 ( Filippo Grandi  )一生的追求。最近,联合国全球传播事务部副秘书长梅丽莎·弗莱明(Melissa Fleming)在她的播客《夜不能寐》中对格兰迪进行了采访。请听联合国新闻黄莉玲的报道。

在联合国副秘书长弗莱明对难民署负责人格兰迪进行采访之时,格兰迪正在难民署总部所在地日内瓦的家中休养。他感染了2019冠状病毒病。

与其他感染新冠病毒的联合国工作人员一样,格兰迪染上病毒并不令人感到意外,因为全世界的8000多万难民和流离失所者分布在五大洲,作为难民署的负责人,他长期都在外旅行,大量的旅行使他不可避免地接触了许多人。

格兰迪: “首先这让我大吃一惊,我以前认为自己绝对不会染上新冠病毒,但现在我意识到这会发生在任何人身上,无论你多么小心。我没有太严重的症状,只是很累,发烧,咳嗽,味觉和嗅觉变得不灵敏,特别是开头的那几天。这次经历也让我认识到,我们是多么的脆弱。不像其他病毒,新冠病毒让我们所有人都以同样的方式暴露其中。我有朋友、联合国和很好的医疗保健的支持,因为我在瑞士的日内瓦,这里的医疗条件非常好,医生每天早上和晚上分别给我打一次电话。但我不禁会想起所有那些得不到这种医疗、心理和人的支持的所有人,他们要独自面对这种非常复杂的疾病,这在心理上是很难承受的,但有数以百万计的人面临这种处境。对于难民来说,你不能去医院,因为没有医院,或者医院已经满员。在新冠大流行之前上学的难民女孩中,可能有一半以后回不到学校了,因为她们的家庭太穷了,她们得去工作,或者更糟,必须早婚,或者遭受剥削,以及更糟糕的情形。”

今年63岁的格兰迪来自意大利北部一个条件优越的家庭。当地人信奉天主教,有很强的从事慈善活动的传统,特别是妇女。他的母亲为一家完全由妇女组成的非政府组织工作,使他从小深受影响。

 

难民署/Georgina Goodwin
联合国难民署主席菲利普·格兰迪在2019年2月7日正式访问坦桑尼亚西部卡苏卢区的Nyarugusu难民营期间,与那里的妇女及婴儿交谈。

 

他在职业生涯的最初并没有从事人道主义工作,但1984年,一个很偶然的机会把他带上了这条似乎是命中注定的职业道路。

格兰迪: “我在大学里学的是历史,毕业后,我开始在一家出版社工作,是一个很普通的工作,我想做点不一样的事情。我有一个美国朋友曾在意大利学习,那个时候他在泰国领导着一家非政府组织,专门援助难民。他到意大利来度假,有一天晚上我们俩一起聊天,喝酒。我跟他说,我想做你做的这样的事情,有用,又在很遥远的地方,有异域色彩——那是前互联网时代。我的朋友就说,那你来跟我干吧,试几个星期。所以我就丢掉了一切,去当了一个志愿者。”

格兰迪的朋友是总部位于曼谷的一个非政府组织的负责人。他建议格兰迪到边境去。那时正值越南军队入侵柬埔寨、推翻红色高棉的时期,泰国和柬埔寨边界到处都是柬埔寨难民。这个非政府组织负责运行救助难民的医疗和营养项目,有很多来自国际和地方的医生和护士。在那里,格兰迪上了刻骨铭心的第一课。

格兰迪: “第一个星期,我到了这家非政府组织运行的野战医院。里面非常热,有很多人病得很重,绝大多数人都患了疟疾,他们全都是柬埔寨难民。有一个小男孩就在我面前死去。这是当时我所经历过的最令我震撼的经历。在那之前我从未见过人死去,但这是一个小孩子,在母亲的双臂当中就在我眼前死去了。这对我而言是一个决定性的经历。我受到了极大的震撼,我当时觉得非常不舒服,头晕目眩,非常虚弱,我不得不坐下来。但接下来,我开始反思人道主义工作的重要性。它让我明白,人道主义工作不是解决办法,只是给予危机中遭受苦难的人们的第一帮助;但它是如此重要,这种帮助一个人、帮助一个孩子,让他不会死去的纯粹的团结精神是多么的重要。这件事也让我看到了失败,我们没能让这个孩子活下来。它促使我去想,我一生奉献于此是多么重要。”

红色高棉在越南军队的攻势下,逃到边境地带,并携带了平民,包括他们的家人和其他平民。作为一个中立的援助组织,格兰迪所服务的非政府组织决定不能让这些人呆在丛林里饿死,于是派他跟一个货车司机一起为这些人运送蔬菜。格兰迪明白红色高棉犯下了严重的暴行,内心感到非常纠结。

格兰迪: “我认识到了另外一个重大的问题——人道主义援助就其动机本身非常崇高,拯救人们的生命也至关重要,但这也是复杂的政治的一部分,特别是在战争中提供援助的情况下。这次经历唤醒了我,它告诉我,向儿童提供食物、奉献终生非常好,但是你必须要了解复杂的政治环境,由于这种政治环境,有时必须要做出极其困难的决定。”

就这样,格兰迪作为一个志愿者在泰柬边境的工作将他送上了毕生的人道生涯,并把他带到了非洲、中东和阿富汗等地。

 

 

他在1988年底加入了联合国难民署,被派往苏丹,当时非洲之角刚刚走出80年代中期的饥荒。

1990年第一次海湾战争爆发时,他被派往了中东。

格兰迪: “当局势明朗起来,可能会出现一场国际战争来解放科威特时,我作为特别团队的成员被派到了伊拉克周边国家。因此联合国不仅在参与政治讨论,也被要求建立一个人道主义计划,以防有大量人口逃离伊拉克时提供援助。但结果是有大量伊拉克库尔德人外流,进入了伊朗和土耳其。所以我就到了土耳其。这也是一次不同寻常的经历,因为联合国那个时候的紧急应对组织程度跟现在相比简直无法同日而语,难民署当然也不行。所以我们那时基本上就靠自己的装备,呆在土耳其的村子里帮助难民,与军队合作。一段时间以后,库尔德人回到了伊拉克北部,我们陪伴他们,并在伊拉克工作了一段时间,帮他们重新融入,重新建立村庄。”

在那次海湾行动之后,难民署决定针对紧急情况大力改进应对准备能力。这也是格兰迪第一次参加大型紧急行动,在那之后,他成了难民署的一位全球紧急状况官员,经历了世界上一波又一波的危机。

让他最难忘的一次危机发生在1994年的扎伊尔,也就是现在的刚果民主共和国。当时卢旺达发生了种族屠杀,导致200万卢旺达人逃到非洲大湖区的其他国家。

格兰迪: “在四天当中,有100万人跨过了卢旺达和刚果的边界,如果这还不够糟的话,在几天之内,霍乱就开始暴发。我甚至都不能说那里有营地,人们在一片广大的区域里参天露宿,没有足够的栖身之所,没有足够的药物、食物,特别是水。我们不得不面对一场紧急状况,有的人走着走着就死了,人们是如此虚弱,他们就这样跪在地上就死了,整个身体都还没有躺到地上。这种情况持续了大约10天。我从未见过这种情形,你感觉到是那样的绝望和无能为力。我的同事花了几天的时间和军队一起挖坟墓埋葬死者。不知道在这100万人里有多少人死了,估计大概在3万到5万左右,很多人。死了的人在埋葬之前就用草席卷起来。他们的家人就这样把他们放在路边,卡车来了以后就收走。这样的情况即使是说起来都让人感到非常的难受。那些长长的草席,裹着死者的尸体,有儿童,有成年人,那些形象,即使是在26年后的今天也会回到我的梦里。”

的确,像其他援助组织的工作人员那样,难民署的工作人员虽然没有直接遭遇暴行,但目睹暴行,目睹其后果,甚至仅仅是在访谈难民的过程中听到的描述,都足以让他们经历二次创伤,让他们的灵魂受到考验。

 

 

格兰迪:“在逃离缅甸若开邦来到孟加拉国的罗兴亚难民中,我们听到了儿童眼睁睁地看着父母被杀害的可怕的故事,或者是父母看着他们的孩子被杀死,或者是妇女当着全家人的面被强奸的全过程。听到这些故事对我们而言很难受,但是跟他们所经历的相比算不了什么。而且从积极的一面来看,这个工作会带来极大的满足感。说满足感有一点自私,但是当你看到一个孩子因为终于可以吃上饭,或者喝到干净的水的时候露出来的笑容,会带给你一种巨大的分享快乐的瞬间。在2001年到2004年的时候,我是难民署驻阿富汗的负责人,当时有300万阿富汗难民在流亡了几十年以后返回了祖国。他们面对巨大的挑战,因为他们回来以后什么也没有,这个国家遭受了战争的摧残,但是那种回家的欢欣,我永远也忘不了。人们是如此顽强,克服了艰难险阻回家,这种能量和希望非常强大,非常激励人,它帮助我克服了那些创伤经历,也给了我能量。”

从2010年开始,格兰迪担任联合国近东难民救济和工程处主任专员,负责为中东地区的500万巴勒斯坦难民提供援助。2016年他开始担任联合国第11任难民事务高级专员。

在此之前,这一重要职位一直由富有经验的政治家担任。在竟聘面试时,面试官问他的第一个问题就是, “没有政治经验,你如何开展工作?” 格兰迪回答说,现在或许正是时候,联合国应该有一个没有政治背景、彻头彻尾的人道主义者来担任难民高专,这将发出一个信号:难民署的工作深植于政治中,但这项工作绝不是政治性的。

叙利亚战争爆发后,大量难民逃离该国,其中一些人试图前往欧洲,一开始,难民得以进入,但很快随着大量难民试图涌入,欧洲关起了大门,于是乎有了“欧洲难民危机”的说法。在格兰迪看来,这是一种明显的政治论调。

格兰迪: “从欧洲近代的历史来看,叙利亚难民的问题会被那些丑化难民和移民的人利用。一个人可以就此做很多文章,其中一种就是我们听得最多的对团结精神的批评,而这对于在竞选中赢得选票是非常有用的。我们已经看到许多政府在这种论调上获选。但坦率地说,没有任何一个对难民和移民怀有敌意而上台的政府真正解决了问题的根源。建造围墙,把人们推回到海上,或许阻止了一些人抵达某个国家,但这些人仍然在那儿,他们仍需要帮助,需要继续生活。而那些没有这种议程的政府也变得非常的小心,因为他们害怕有人会指责他们太软弱,指责他们损害了国家利益。”

绝望的叙利亚难民大抵会从土耳其通过地中海试图抵达希腊,再前往欧洲其他国家,也会通过陆路进入东欧国家。尽管路途漫长而危险,不少人因此而丧生,但绝望的处境仍然迫使他们踏上危险的旅程。

 

难民署图片/Bassam Diab
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格兰迪(图左)走过叙利亚东姑塔郊区杜马饱受战争创伤的街道。

 

一次,格兰迪来到了匈牙利边境,看到了布满尖利倒刺的铁丝网。

格兰迪: “这是一个让我身为欧洲人而感到羞耻的地方——不管我的工作是什么,我为作为一个欧洲人而感到羞耻。他们的论调是这里是欧洲的边界,匈牙利是在抵御欧洲免遭入侵。这种论调持续到了今天。对此我很明确,我不想淡化边界管制的重要性,包括欧洲的外部边界,这是非常重要的,但是以这种方式建筑堡垒,视觉上看上去就是团结的反面。它在告诉人们,不许来这儿,你们就该受苦,在我们欧洲,在我们联盟,没有你们的位置。这是不可接受的。欧盟是构建在团结与协作的基础之上,是二次大战及其后果的产物。如果你用有倒刺的铁丝网来告诉那些受苦而且寻求安全的人们:这就是你们会得到的东西,这是对欧洲价值观的背叛。世界上90%的难民并没有在欧洲、北美、日本或者澳大利亚,他们绝大部分是在保持边界开放的贫穷国家,但富裕得多的国家却在自己的边界建起了倒刺铁丝网。我告诉欧洲的领导人,你们的所作所为会成为一种价值观的先例,它具有全球意义,是非常重要的。欧洲曾经多年来一直有着很好的庇护实践,当流入的人口增多时,问题的复杂性增加了,这些做法是用来处理小规模的流入,但是欧洲有能力来设计应对更大的流入的优良做法,这也正是欧盟委员会通过欧洲难民和移民协议而在做的,我们对此表示支持,并希望最终能够通过,这才是前进的方向:一个管理良好、谨慎而严格的体系。”

在当今日益动荡的世界上,摆在难民署面前的工作何其艰巨。格兰迪说,无论是救助一个难民,让她/他有一个安全的家,还是为一群流离失所的人寻找解决办法,他总是在自问:他自己、难民署有没有尽一切可能去完成工作,如果还没有,他便寝食难安。

黄莉玲,联合国纽约总部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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