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题报道】科学战士——世界卫生组织流行病学专家玛丽-罗斯琳·贝利扎尔

2020 年 11 月 10 日

世界上最慷慨的人或许不是那些愿意扶贫济困的富豪,而是那些在贫寒中可以分享自己仅有的东西的人;世界上最高贵的品质或许并不体现在那些位尊而行善的人的身上,而是反映在那些屡遭不公、命运多舛,却依然秉持善良与正直面对世界的人的所作所为之中。一位年轻的世界卫生组织传染病学家玛丽-罗斯琳·贝利扎尔(Marie-Roseline Bélizaire)就属于后者。她来自西半球最落后的国家海地,她的个人命运曾像这个国家一样充满了动荡和痛苦,但种种的不幸让她坚定地选择了从事人道主义工作。最近,联合国全球传播事务部副秘书长梅丽莎·弗莱明(Melissa Fleming)在她的播客《夜不能寐》中对贝利扎尔进行了采访。请听联合国新闻黄莉玲的报道。

世界卫生组织作为领导全球公共卫生工作的联合国专属机构,经常需要派遣医学专家前往世界各地,在暴发流行病的情况下,尤其需要这样做,向出现疫情的国家提供技术支持。

从公共卫生的角度来说, 2020年毫无疑问是极其不平凡的一年。在这一年,经过近两年的艰苦努力,刚果民主共和国东部的埃博拉疫情终于宣告结束。然而, 2019冠状病毒病的大流行给全球罩上了一层阴霾。

2020年还有一个多月的时间就要结束了,在这短短的一年当中,世卫组织流行病学专家玛丽-罗斯琳·贝利扎尔在世界上两个最贫穷的国家接连亲历了这两场危机。

她首先在刚果民主共和国投身抗击埃博拉的行动,那里的疫情结束后,又立即奔赴中非共和国,协助该国制定战略应对新冠大流行,而且很快她自己就染上了新冠病毒。

 

 

玛丽:“开始时,我头疼得厉害,我就决定去做测试。等他们给我结果的时候,我并不惊奇自己染上了新冠病毒,但我对自己的健康感到担忧,是的,医生也会感到害怕,毕竟我知道中非共和国的卫生情况。我就遵循着中非共和国的要求,这也成了我观察我帮助建立起来的系统是否有效的机会。一个工作队来到我家里帮助消毒,他们像对待其他新冠病人那样对待我,给我提供了心理支持,还有社会支持,给我带来了水和肥皂,让我洗手。因此我就呆在家里,我的症状非常轻,只是头疼得厉害,没有胃口,有一点呼吸急促,我就躺在床上。但我继续工作,参加所有的远程会议,因为我不想让自己脱离这个国家正在努力做的事情,那个时候病例很多,我们每天都得调整战略,总统每天都要求汇报,所以我不能躺在床上不动。结束隔离后,我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举行了一个协调会,从我的经验告诉大家这套体系的问题,哪些方面是我们必须改进的。”

隔离的22天,对于玛丽来说是一个非常孤独的时期,因为她是一个很外向的人,不喜欢独自呆在家里。这段时间与远在西班牙的两个儿子通话给了她很大的精神慰籍。

在玛丽在刚果民主共和国应对埃博拉疫情,以及在中非共和国抗击新冠疫情之时,这两个男孩独自在西班牙的家里生活。自从今年2月14号以来的好几月里她都未能见到他们。

由于西班牙的疫情,她很担心孩子们,但孩子们也同样担心她在疫区的处境。

玛丽: “他们俩现在都呆在家里,只有他们俩,自己照顾自己,但我对他们感到非常骄傲,他们很听话。我告诉他们,别到街上去,他们就不去。但我也很了解他们,并为此担心,如果有什么事情的话,他们是不会告诉我的,因为他们怕我担心他们的健康。所以我就靠在西班牙的同事,他们帮我照看一下。他们告诉我,孩子们都很好,他们在家,没有生病,在做他们的功课。我就相信他们真的没问题。”

玛丽的大儿子20岁,是2010年海地大地震那年,她在海地收养的,但这个孩子从七岁开始就由玛丽照顾。她的亲生儿子今年16岁。

玛丽: “我很了解小儿子,他总是在班上说起我。上次我回到西班牙时,学校邀请我去,并且向大家介绍我说,这是奥利弗的妈妈,她为了我们大家的安全在应对埃博拉。他非常骄傲,但他也很害羞,不会直接告诉我说,妈妈,我为你感到骄傲。2015年我第一次到非洲工作的时候,他非常抑郁,那时我想,我的天哪,我对自己的儿子干了些什么,他跟我那么亲,他不喜欢我离开。我在那一年的十二月份回去了,我不在的那段时间对他来说是个灾难,我后来求助于一位心理咨询师,让他逐渐走出来,他康复了,他现在是我的最大的支持者之一。他理解我热爱我的工作,我必须去工作。所以,当我出现问题的时候,我总是第一个打电话给他,只要我自己有一分钟的时间,我就给他打电话,当我的处境不佳时,他也是我脑子里想起来的第一个要去打电话的人。现在我们母子的关系非常好。”

 

图片:WHO/Lindsay Mackenzie
世界卫生组织流行病学家玛丽·罗斯琳·达尼卡·贝利泽尔(Marie-Roseline Darnycka Bélizaire)骑着摩托车在刚果民主共和国伊蒂波(Itipo)附近的森林中穿行,对接触者进行后续访问。

 

刚果民主共和国东部的埃博拉疫情从2018年8月开始暴发,直到今年6月宣告疫情结束。作为世界卫生组织派往该国的实地工作人员, 玛丽经常和工作队一起前往偏远的丛林地带开展防治工作。路途上会遇到各种艰难险阻。

玛丽: “我们使用直升飞机、汽车、摩托车、自行车,我们也走路。我都不记得有多少次我们不得不砍树,好让直升飞机有地方降落。因为这是在丛林地带,人们住在丛林深处,每次我们去了之后,他们都要往丛林更深处搬。有时候我们得步行三个小时到达一个村子,再走三个小时返回,有的时候我们开车去,但路况非常差。在赤道省,我们不得不用摩托车,有时一天骑160公里。我们不得不去那些习惯住在丛林最深处的社区,我们今天去了,但第二天我们回来的时候,这个村子就已经不复存在了,他们搬到森林的更深处,我们不得不再去找他们。这是他们的生活方式,我们做了一些人类学方面的研究来了解他们在干什么。每次他们看到外人,发现他们住在那儿,他们就不得不离开营地,再重新建一个营地。他们生活在非常小的用树枝搭起来的小棚子里。我们得给他们打疫苗,我们必须去那里看看他们的情况,看看有没有人在营地里死了,确保没有人死了以后继续传播病毒,因为在埃博拉疫情中,有很多这样的情况。如果我们发现有病人,就立刻把他们带回到治疗中心,并且追踪那些接触者,我们开展最深入的调查,找到所有的接触者。”

刚果民主共和国东部长期以来局势动荡,暴力充斥,当地有多股反叛武装同政府军作战,情况非常不安全。有的医疗工作者就在这样的不安全状况下遭遇了不幸。

玛丽: “这是我们在埃博拉疫情中最令人伤心的一件事之一。这个团队在布藤博(Butembo)最大的一个医院之一工作,四面八方的人都来这个医院看病。我们的同事理查德·莫佐科(Richard Mouzoko)是这所医院的团队带头人。那是一个星期五的下午,他正在开会,有两个男人进来,开枪打死了他。就在那一天,我正在一个抗拒抗疫工作最严重的地方之一。我们正在那里进行第一天的疫苗接种。我接到了电话,说你应该现在回到医院来,出了一件事。我说我们正在搞免疫呢,他们说,你必须来,有一个同事死了。他们没有告诉我是谁,所以我一路上都不知道。到了医院以后,我要求看尸体,我才看见是理查德。一天之前,我还在医院里见到他……我什么话也说不出来……但对我而言最困难的事情是之后我得告诉我们的团队,我们必须继续开展工作,因为工作还没有完成,我们在社区当中还有很多的埃博拉病例,我们是战士,是科学战士,我们不用子弹进行战斗,我们没有武器,我们的武器是我们的知识。”

玛丽为团队提供了强大的心理支持,在埋葬了理查德之后,在安保方面做出了周全的安排,然后继续开展抗疫工作。

当地社区向玛丽和团队表达了同情和支持,玛丽认为正是他们的安慰无形中在护佑着她。她开玩笑说,别的同事的车经常抛锚,可是她的车从来没有出过问题。

 

 

玛丽的个人经历非常坎坷,她从小生长在西半球唯一一个最不发达国家——海地。可她总是一直非常乐观,非常努力,这或许是她真正幸运的原因。

玛丽: “我小的时候,母亲把我带到了首都太子港,我在那里长大,上的教会学校。我总是能得到并不是所有人都能得到的信息。我在16岁的时候就组建了一些社区团体,来分享信息,我还建了一个清洁工团体,一个商会团体,帮助妇女在自己的核心家庭实现经济自主。由于这些工作,我得到了当时的总统阿里斯蒂德的会见。我们家里的人都以为我会从政。但是两年以后,发生了变故,我的父亲去世了。我不得不说我是在海地非常困难的一个时期长大的,独裁政权1986年结束,然后社区中出现很多的暴力,死亡变成了很常见的事情。但在我很小的时候,如果社区里有人死了,那是一件大事,仪式都非常神圣。但是在那个时期,死亡变得司空见惯。父亲送我去上学,我们在路上都会看到很多尸体。没有人关心。我17岁的时候,我的父亲去世了。我不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我现在仍然在寻求答案。我想这就是我成为医生的原因。因为在海地,人们不会说,一个人因为一种疾病而死亡,而是说中邪了,因为你是个好人,有人不喜欢你......我知道父亲是生病了,但没有人在意,医生试图跟我解释,但那时我不明白到底是什么。”

父亲去世后,玛丽和弟妹跟母亲一起艰难度日,母亲努力工作,但是还是不足以支撑教会学校昂贵的费用。勇敢的玛丽就去找教会里的修女,请求她们资助,她如愿得到了资助,学习成绩一直非常优异,并开始努力追求成为医生的梦想。

玛丽:“我决定当一名医生,但是在我的国家,你不会因为学习很好,就会成为一名医生,你必须要有关系才能进入国立医学院。我不接受这一点。因此我读了工程学,然后才去学医,我得到了奖学金去古巴学医。我对去古巴非常兴奋,这对我而言是一段极其重要的经历。我的母亲非常高兴。我99年去了古巴,进入了医学院, 2005年毕业。”

2000年3月,在玛丽学习医学的第一年,一个星期二的下午,她接到了一个电话——噩耗再次传来,她的母亲去世了。

玛丽:“就在两天前我还跟母亲通电话,她没有告诉我她生病了,我知道她说有些头疼,但每个人都会头疼,所以我没有问到底是什么。我那时候不能够回去,我不停地哭。我现在成了家里最年长的人了,我得准备好自己,回去处理一切。在海地,死亡是件很大的事情,10年没见的亲戚都会来参加葬礼,我们在美国的亲戚都回来了,但是没有人帮助我,一切都得靠我自己。我得去殡仪馆,我得去看看母亲,我都不相信她已经死了。在那一切之后,我得照顾我的弟弟和妹妹。”

现在,母亲去世已经20年了,但就像父亲的死一样,玛丽一直不知道母亲是怎么死的,她究竟得的是什么病,为什么?母亲甚至连医院都没有去,是在家中去世的。

屋漏偏逢连天雨。紧接着,玛丽不幸的家庭又遭遇了打击。

玛丽:“我还有一个小妹妹在母亲去世的同一年死去了,仅四个月之后,她那时12岁,我没有见到她最后一面。因为我很快就回古巴去了,那个时候古巴没有学分制。我知道妹妹生病了,她去看了医生,她告诉我她得了癌症,但我再也没有见到她。她是7月份死的,当我回到海地的时候,葬礼已经结束了……自从父亲去世了,我就有了一种想法,我告诉自己,我必须去拯救我周围的人,在我妹妹的事情之后,我就变得更加坚强。他们让我更加坚信,这个社区正在发生一些事情,我的位置就在社区里,为什么人们连死了都不知道原因?应该要有相应的结构,让人们知道身体到底出了什么状况。我的小弟弟现在也是一名医生,我对此非常骄傲……我想在我人道主义的一生终结之前,我要建立一所纪念医院,以我母亲的名字命名,纪念我的母亲、父亲、小妹妹,和所有这些人。这就是我努力的动力,因为人们不可以像那样在不知情的情况下死去。”

凡人做事必有缘由。这就是科学战士玛丽-罗斯琳·贝利扎尔——一位年轻的世卫组织传染病学家的故事。她做的事,她的缘由,崇高之至。 

黄莉玲,联合国纽约总部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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