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题报道】科学战士——世界卫生组织流行病学专家玛丽-罗斯琳·贝利扎尔
健康及卫生
世界上最慷慨的人或许不是那些愿意扶贫济困的富豪，而是那些在贫寒中可以分享自己仅有的东西的人；世界上最高贵的品质或许并不体现在那些位尊而行善的人的身上，而是反映在那些屡遭不公、命运多舛，却依然秉持善良与正直面对世界的人的所作所为之中。一位年轻的世界卫生组织传染病学家玛丽-罗斯琳·贝利扎尔（Marie-Roseline Bélizaire）就属于后者。她来自西半球最落后的国家海地，她的个人命运曾像这个国家一样充满了动荡和痛苦，但种种的不幸让她坚定地选择了从事人道主义工作。最近，联合国全球传播事务部副秘书长梅丽莎·弗莱明（Melissa Fleming）在她的播客《夜不能寐》中对贝利扎尔进行了采访。请听联合国新闻黄莉玲的报道。
世界卫生组织作为领导全球公共卫生工作的联合国专属机构，经常需要派遣医学专家前往世界各地，在暴发流行病的情况下，尤其需要这样做，向出现疫情的国家提供技术支持。
从公共卫生的角度来说， 2020年毫无疑问是极其不平凡的一年。在这一年，经过近两年的艰苦努力，刚果民主共和国东部的埃博拉疫情终于宣告结束。然而， 2019冠状病毒病的大流行给全球罩上了一层阴霾。
2020年还有一个多月的时间就要结束了，在这短短的一年当中，世卫组织流行病学专家玛丽-罗斯琳·贝利扎尔在世界上两个最贫穷的国家接连亲历了这两场危机。
她首先在刚果民主共和国投身抗击埃博拉的行动，那里的疫情结束后，又立即奔赴中非共和国，协助该国制定战略应对新冠大流行，而且很快她自己就染上了新冠病毒。
Ebola in DR Congo: WHO epidemiologist Dr Marie Roseline Darnycka Bélizaire
玛丽：“开始时，我头疼得厉害，我就决定去做测试。等他们给我结果的时候，我并不惊奇自己染上了新冠病毒，但我对自己的健康感到担忧，是的，医生也会感到害怕，毕竟我知道中非共和国的卫生情况。我就遵循着中非共和国的要求，这也成了我观察我帮助建立起来的系统是否有效的机会。一个工作队来到我家里帮助消毒，他们像对待其他新冠病人那样对待我，给我提供了心理支持，还有社会支持，给我带来了水和肥皂，让我洗手。因此我就呆在家里，我的症状非常轻，只是头疼得厉害，没有胃口，有一点呼吸急促，我就躺在床上。但我继续工作，参加所有的远程会议，因为我不想让自己脱离这个国家正在努力做的事情，那个时候病例很多，我们每天都得调整战略，总统每天都要求汇报，所以我不能躺在床上不动。结束隔离后，我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举行了一个协调会，从我的经验告诉大家这套体系的问题，哪些方面是我们必须改进的。”
隔离的22天，对于玛丽来说是一个非常孤独的时期，因为她是一个很外向的人，不喜欢独自呆在家里。这段时间与远在西班牙的两个儿子通话给了她很大的精神慰籍。
在玛丽在刚果民主共和国应对埃博拉疫情，以及在中非共和国抗击新冠疫情之时，这两个男孩独自在西班牙的家里生活。自从今年2月14号以来的好几月里她都未能见到他们。
由于西班牙的疫情，她很担心孩子们，但孩子们也同样担心她在疫区的处境。
玛丽： “他们俩现在都呆在家里，只有他们俩，自己照顾自己，但我对他们感到非常骄傲，他们很听话。我告诉他们，别到街上去，他们就不去。但我也很了解他们，并为此担心，如果有什么事情的话，他们是不会告诉我的，因为他们怕我担心他们的健康。所以我就靠在西班牙的同事，他们帮我照看一下。他们告诉我，孩子们都很好，他们在家，没有生病，在做他们的功课。我就相信他们真的没问题。”
玛丽的大儿子20岁，是2010年海地大地震那年，她在海地收养的，但这个孩子从七岁开始就由玛丽照顾。她的亲生儿子今年16岁。
玛丽： “我很了解小儿子，他总是在班上说起我。上次我回到西班牙时，学校邀请我去，并且向大家介绍我说，这是奥利弗的妈妈，她为了我们大家的安全在应对埃博拉。他非常骄傲，但他也很害羞，不会直接告诉我说，妈妈，我为你感到骄傲。2015年我第一次到非洲工作的时候，他非常抑郁，那时我想，我的天哪，我对自己的儿子干了些什么，他跟我那么亲，他不喜欢我离开。我在那一年的十二月份回去了，我不在的那段时间对他来说是个灾难，我后来求助于一位心理咨询师，让他逐渐走出来，他康复了，他现在是我的最大的支持者之一。他理解我热爱我的工作，我必须去工作。所以，当我出现问题的时候，我总是第一个打电话给他，只要我自己有一分钟的时间，我就给他打电话，当我的处境不佳时，他也是我脑子里想起来的第一个要去打电话的人。现在我们母子的关系非常好。”
世界卫生组织流行病学家玛丽·罗斯琳·达尼卡·贝利泽尔（Marie-Roseline Darnycka Bélizaire）骑着摩托车在刚果民主共和国伊蒂波（Itipo）附近的森林中穿行，对接触者进行后续访问。
刚果民主共和国东部的埃博拉疫情从2018年8月开始暴发，直到今年6月宣告疫情结束。作为世界卫生组织派往该国的实地工作人员， 玛丽经常和工作队一起前往偏远的丛林地带开展防治工作。路途上会遇到各种艰难险阻。
玛丽： “我们使用直升飞机、汽车、摩托车、自行车，我们也走路。我都不记得有多少次我们不得不砍树，好让直升飞机有地方降落。因为这是在丛林地带，人们住在丛林深处，每次我们去了之后，他们都要往丛林更深处搬。有时候我们得步行三个小时到达一个村子，再走三个小时返回，有的时候我们开车去，但路况非常差。在赤道省，我们不得不用摩托车，有时一天骑160公里。我们不得不去那些习惯住在丛林最深处的社区，我们今天去了，但第二天我们回来的时候，这个村子就已经不复存在了，他们搬到森林的更深处，我们不得不再去找他们。这是他们的生活方式，我们做了一些人类学方面的研究来了解他们在干什么。每次他们看到外人，发现他们住在那儿，他们就不得不离开营地，再重新建一个营地。他们生活在非常小的用树枝搭起来的小棚子里。我们得给他们打疫苗，我们必须去那里看看他们的情况，看看有没有人在营地里死了，确保没有人死了以后继续传播病毒，因为在埃博拉疫情中，有很多这样的情况。如果我们发现有病人，就立刻把他们带回到治疗中心，并且追踪那些接触者，我们开展最深入的调查，找到所有的接触者。”
刚果民主共和国东部长期以来局势动荡，暴力充斥，当地有多股反叛武装同政府军作战，情况非常不安全。有的医疗工作者就在这样的不安全状况下遭遇了不幸。
玛丽： “这是我们在埃博拉疫情中最令人伤心的一件事之一。这个团队在布藤博（Butembo）最大的一个医院之一工作，四面八方的人都来这个医院看病。我们的同事理查德·莫佐科（Richard Mouzoko）是这所医院的团队带头人。那是一个星期五的下午，他正在开会，有两个男人进来，开枪打死了他。就在那一天，我正在一个抗拒抗疫工作最严重的地方之一。我们正在那里进行第一天的疫苗接种。我接到了电话，说你应该现在回到医院来，出了一件事。我说我们正在搞免疫呢，他们说，你必须来，有一个同事死了。他们没有告诉我是谁，所以我一路上都不知道。到了医院以后，我要求看尸体，我才看见是理查德。一天之前，我还在医院里见到他……我什么话也说不出来……但对我而言最困难的事情是之后我得告诉我们的团队，我们必须继续开展工作，因为工作还没有完成，我们在社区当中还有很多的埃博拉病例，我们是战士，是科学战士，我们不用子弹进行战斗，我们没有武器，我们的武器是我们的知识。”
玛丽为团队提供了强大的心理支持，在埋葬了理查德之后，在安保方面做出了周全的安排，然后继续开展抗疫工作。
当地社区向玛丽和团队表达了同情和支持，玛丽认为正是他们的安慰无形中在护佑着她。她开玩笑说，别的同事的车经常抛锚，可是她的车从来没有出过问题。
Voices from the field - Dr Darnycka Bélizaire
玛丽的个人经历非常坎坷，她从小生长在西半球唯一一个最不发达国家——海地。可她总是一直非常乐观，非常努力，这或许是她真正幸运的原因。
玛丽： “我小的时候，母亲把我带到了首都太子港，我在那里长大，上的教会学校。我总是能得到并不是所有人都能得到的信息。我在16岁的时候就组建了一些社区团体，来分享信息，我还建了一个清洁工团体，一个商会团体，帮助妇女在自己的核心家庭实现经济自主。由于这些工作，我得到了当时的总统阿里斯蒂德的会见。我们家里的人都以为我会从政。但是两年以后，发生了变故，我的父亲去世了。我不得不说我是在海地非常困难的一个时期长大的，独裁政权1986年结束，然后社区中出现很多的暴力，死亡变成了很常见的事情。但在我很小的时候，如果社区里有人死了，那是一件大事，仪式都非常神圣。但是在那个时期，死亡变得司空见惯。父亲送我去上学，我们在路上都会看到很多尸体。没有人关心。我17岁的时候，我的父亲去世了。我不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我现在仍然在寻求答案。我想这就是我成为医生的原因。因为在海地，人们不会说，一个人因为一种疾病而死亡，而是说中邪了，因为你是个好人，有人不喜欢你......我知道父亲是生病了，但没有人在意，医生试图跟我解释，但那时我不明白到底是什么。”
父亲去世后，玛丽和弟妹跟母亲一起艰难度日，母亲努力工作，但是还是不足以支撑教会学校昂贵的费用。勇敢的玛丽就去找教会里的修女，请求她们资助，她如愿得到了资助，学习成绩一直非常优异，并开始努力追求成为医生的梦想。
玛丽：“我决定当一名医生，但是在我的国家，你不会因为学习很好，就会成为一名医生，你必须要有关系才能进入国立医学院。我不接受这一点。因此我读了工程学，然后才去学医，我得到了奖学金去古巴学医。我对去古巴非常兴奋，这对我而言是一段极其重要的经历。我的母亲非常高兴。我99年去了古巴，进入了医学院， 2005年毕业。”
2000年3月，在玛丽学习医学的第一年，一个星期二的下午，她接到了一个电话——噩耗再次传来，她的母亲去世了。
玛丽：“就在两天前我还跟母亲通电话，她没有告诉我她生病了，我知道她说有些头疼，但每个人都会头疼，所以我没有问到底是什么。我那时候不能够回去，我不停地哭。我现在成了家里最年长的人了，我得准备好自己，回去处理一切。在海地，死亡是件很大的事情，10年没见的亲戚都会来参加葬礼，我们在美国的亲戚都回来了，但是没有人帮助我，一切都得靠我自己。我得去殡仪馆，我得去看看母亲，我都不相信她已经死了。在那一切之后，我得照顾我的弟弟和妹妹。”
现在，母亲去世已经20年了，但就像父亲的死一样，玛丽一直不知道母亲是怎么死的，她究竟得的是什么病，为什么？母亲甚至连医院都没有去，是在家中去世的。
屋漏偏逢连天雨。紧接着，玛丽不幸的家庭又遭遇了打击。
玛丽：“我还有一个小妹妹在母亲去世的同一年死去了，仅四个月之后，她那时12岁，我没有见到她最后一面。因为我很快就回古巴去了，那个时候古巴没有学分制。我知道妹妹生病了，她去看了医生，她告诉我她得了癌症，但我再也没有见到她。她是7月份死的，当我回到海地的时候，葬礼已经结束了……自从父亲去世了，我就有了一种想法，我告诉自己，我必须去拯救我周围的人，在我妹妹的事情之后，我就变得更加坚强。他们让我更加坚信，这个社区正在发生一些事情，我的位置就在社区里，为什么人们连死了都不知道原因？应该要有相应的结构，让人们知道身体到底出了什么状况。我的小弟弟现在也是一名医生，我对此非常骄傲……我想在我人道主义的一生终结之前，我要建立一所纪念医院，以我母亲的名字命名，纪念我的母亲、父亲、小妹妹，和所有这些人。这就是我努力的动力，因为人们不可以像那样在不知情的情况下死去。”
凡人做事必有缘由。这就是科学战士玛丽-罗斯琳·贝利扎尔——一位年轻的世卫组织传染病学家的故事。她做的事，她的缘由，崇高之至。
黄莉玲，联合国纽约总部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