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题报道】只要有生命,就有希望——访联合国妇女署官员巴罗古

2020 年 11 月 3 日

联合国妇女署是联合国系统中“最年轻”的一个专属机构,成立于2010年7月。该署以维护妇女权益、增强妇女权能为己任,其工作人员对于这一使命毫无疑问有着深入的思考。对于妇女署官员芳弥·巴罗古(Funmi Balogun)而言,这种观察与思考从童年便开始了,并且成为了她人生和事业的推动力。最近,联合国全球传播事务部副秘书长梅丽莎·弗莱明(Melissa Fleming)在她的播客《夜不能寐》中对巴罗古进行了采访。请听联合国新闻黄莉玲的报道。

今天故事的主人公名叫芳弥·巴罗古。她为联合国致力于“性别平等和增强妇女权能”的专门机构——联合国妇女署工作,是妇女署“和平、安全与人道主义事务”部门的负责人。 

巴罗古领导的部门致力于支持难民和流失所者中最需要帮助的妇女和女孩,确保人道主义工作不会成为忽略不平等的“又一个”地方,并促使援助机构和人员认识到流离失所妇女的援助需求不同于男性。

除了本职工作外,巴罗古经常在她的博客“芳弥”(Funmi)上发表一些颇有见地和引人深思的文章。 

巴罗古:“我写生活,写女权主义,女权就是我的一生。我写女性领导者的问责问题——我们如何使自己承担责任?我们作为女性经历了很多斗争,尤其是女性领导者,但我们对自己的问责不够。而且,我们总是将女性捆在一起,就好像女性都是一样的,但实际上我们各不相同。同时,妇女也像其他人一样,有自己的利益。因此,不平等问题有很多的层面。通常我写博客会花很长时间,我可能六个月都不会写,因为我什么也写不出来,有时我会坐下来,一口气写六篇文章。”

巴罗古来自非洲西北部的尼日利亚。她在整个职业生涯中都在从事争取性别平等的斗争。至于她选择这一职业道路的原因,她一直认为,“个人的即是政治的”。

 

 

巴罗古:“就像我一直所说的,个人的即是政治的,然后政治的变成了召唤和职业。我很幸运能加入联合国。对我而言,个人的东西变成了对我的召唤。我来自尼日利亚。作为一名非洲妇女,看着这个社会,我有所感悟。是的,你可以上学,但你不能领导。你可以很聪明,但是没人愿意倾听你的声音。你必须保持沉默。当男人说话时,你只需要听。然后,你可能会被作践——在性方面。你必须以某种方式行事,因为你是个女的。你不能笑得声太大,双腿必须交叉或者并拢。男人不可以看你。但另一方面,一个女孩子在长大的过程中面临着极端的虐待,性虐待,家暴虐待。我的意思是,我跟人们说,我还不认识任何一个人,包括我自己,在成长的过程中从未经历过来自男性亲戚或随便一个什么人的性骚扰和性暴力。妇女就是这样被以一种几乎随意的方式不断地被非人地对待和嘲弄。而且无论你做什么——你仍然是个‘女的’。不管我是在纽约,还是在尼日利亚,我都不会在晚上七点钟以后出门,在我看来,女人并不安全。即使我到了现在这个层次,有些事情我也不会尝试去做,因为我觉得不安全。我并没有受到直接的威胁,但是我知道发生过什么,会发生什么。任何人都可能攻击我,强奸我,因为我作为女性在体力上要弱一些,仅此而已。因此,这是推动我前进的动力,它变成了政治性的,因为它是个人的。我们需要做更多的事情,我们需要逐渐改变社会和联合国运作的方式,无论是我在的联合国工作,还是在我的生活中,就是这样,像一场永远的战斗,去谈判我的空间,为其他女性去谈判空间,她们要讲话,要领导,要做自己想做的事情,而不要别人告诉她们必须做什么。”

巴罗古年仅5岁时父亲就去世了,那时,她的母亲才29岁。她和家人的生活因为这一变故而立刻发生了转变。

巴罗古:“我记得,我们住在一所大房子里,因为我父亲是尼日利亚独立前后为数不多的上过大学的人,所以我过得不错。我们的房子非常漂亮,有一个大花园。然后,我父亲突然因病去世了。大家都很伤心。我们被告知必须离开那所房子。这是第一个转变。我们不得不搬家,因为母亲没有工作,她没有钱。我记得我们不得不搬进一间糟糕得不得了的公寓。父亲的一群朋友来了,他们问母亲,我们怎样能帮到你?她说,我想回去上学。所以他们凑了钱做奖学金,让她能够回到学校。她必须离开我们去英国。就这样,在父亲去世两个月后,她让自己的母亲来到这个可怕的地方和我们在一起,还有一个小婴儿——我的妹妹,那时她只有一岁。”

那是在70年代初,从尼日利亚去英国需要在海上航行整整两个星期。母亲离开了一年半,其间完全没有音讯。

巴罗古:“母亲去学做秘书,她需要一样短平快的东西。那时,人们用秘书,秘书也毕竟是一件容易的差事。所以她一年半没看到我们,她失去了丈夫,回来找了份工作,然后我们搬了好多个城镇,非常不容易。她在那种情况下依然让我们有所作为,但我仍然知道她还有很多事情做不到,因为她是女人。如果是个男人,他可能已经再婚,可能会在他的职业生涯中继续前进。但是我的母亲无法做到的事情太多了。因此,我看到了一个坚强的女人,也看到社会如何让她面对重重困难——仅仅因为你是一个女人。同时,我也看到了个人的选择在拥有良好的机会和一无所有之间产生的不同。她可以很容易就决定,我没有钱,我不能送孩子上学,那么一切就完了。我们看到如此之多的女孩因为父亲的决定而不能上学。在尼日利亚有些州,妇女的识字率不超过15%。有如此之多的妇女,她的家庭决定,你必须12岁结婚。就是这样。因此,作为一名非洲妇女的身份,始终是一种负担,但同时也是一种特权,那就是你知道你确实代表了一些人,而且你可以做出个人的选择,并且可以改变自己的生活。”

 

 

艰苦的生活让巴罗古变得早慧。大约从十岁左右开始,她就注意到,处在掌权地位的妇女凤毛菱角。她开始看到世界的诸多不公平现象,并且意识到“有些事情是不对的”。对于不平等和贫穷问题的情结让少年时代的巴罗古感到沮丧,但同时也踌躇满志。

巴罗古:“我想争取妇女的权利。但是我想通过当记者的方式去做。我是一个非常害羞的孩子。那也因为我是女孩,不被允许说话。我的眼睛很不好,看不清人。我没有意识到别人看到的跟我不一样,因为没人带我去看过医生。所以我从不抱怨自己看不见。我在班上很内向。我搞不懂黑板上写的东西,但是我可以读。英语和历史是我最喜欢的科目,因为我可以近距离地阅读。所以我不会数学和科学。我不知道我当时有点呆,但在班上,每个人都把我当成个笨孩子。但是我读了很多书。我就想,影响世界的唯一方法实际上是写文章,然后我决定要成为一名记者。所以上大学时我选了英语文学。学完之后,我有机会得到了一位杰出的女权主义者的指导。我想她不会自称为女权主义者,但她是尼日利亚最早的女性活动家之一,博兰勒·阿威教授(Bolanle Awe),她曾就读于牛津大学,人非常聪明。我母亲正是她的秘书。她引导我说,你可以做这方面的工作,使它成为你的职业,而不是做新闻记者。然后,我找到了第一份工作,而女权的确成了我一直以来所从事的事业。”

巴罗古的第一份工作是在新组建的尼日利亚妇女事务部工作。在那儿,她继而攻读了“性别与发展”学位。后来,她到马拉维作为志愿者为联合国服务,回国后,她开始正式为联合国工作。

在调到纽约总部前,她曾担任联合国妇女署驻南苏丹代表。

巴罗古:“在南苏丹以及许多其他有流离失所人口的地方,很多男人是不在营地里的,他们是战士,仍在战斗。因此,在难民营和流离失所者营地里的大多数是妇女和儿童。在南苏丹,大多数妇女到营地外寻找柴火做饭时都会遭受暴力,通常是性暴力。但她们必须离开营地去找柴火,男人通常不离开营地。对于男人来说,这也是他们的安全空间,因为有冲突、有战争,如果他们离开营地,就有可能落入敌人手中,也可能落入政府手中。因此,妇女和儿童必须外出,必须冒着暴力侵害的风险寻找食物。同时,她们在营地里没有领导地位,决定食物、住所的不是她们,不论什么事,都没有人问她们的意见。因此,我们试图把问题提到高层,然后在倡导层,让人们明白,所有这些事情都是很重要的,因为它们确实影响着男女获取资源和服务的方式,这些事情是无法在性别问题上保持中性的,因为人们的生活不是中性的。”

对于2019冠状病毒病大流行带来的多重社会后果。巴罗古倍感担忧。在她看来,世界对这场大流行病的反应实际上“扩大了”所有的差距和挑战。“消极的民族主义正在抬头,对妇女权利的强烈反冲,厌女症的加剧,负面的男子气,对人权的压制”等等。她自己从事女权工作20多年以来见证的进步正在倒退,“一切好像绕了一个圈子又回到了原点”。

与此同时, 对于世界各地仍在持续的冲突,巴罗古强调,妇女参加和平进程至关重要。

巴罗古:“没有妇女在谈判桌前就不可能有和平,因为妇女是社会的一部分。我们认为没有妇女参加的和平进程是不可持续的,不仅妇女受到排斥,还导致社区中的残疾人、少数族裔、传统上没有声音的人被排斥在外。谈判和平的方式总是与那些战斗人员或交战各方进行谈判。通常,妇女不是战士,也不是交战方。因此,妇女总是必须乞求、讨价还价,力图参与这些进程。这是不可持续的,它不能反映整个社会,不能反映需求和需要革新的内容,因为冲突本身是治理不良的结果,是错误的体现。因此,在我看来,我们构建不包括妇女和其他群体的和平进程几乎相当于是在奖励战斗人员。”

尽管当今世界的现状让人感到担忧,但巴罗古从根本上是一个乐观主义者。她说,只要有生命,就有希望,就永远会有改变。她相信“每个人为争取改变所采取的每一个小小的步骤”都能带来不同。

黄莉玲,联合国纽约总部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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