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题报道】疫情期间的居家办公将如何改变工作形态和职场环境?

今年3月的防疫封锁期间,法国里昂的记者安-李斯在家办公,3岁的女儿维奥莉特在她身后。
© 儿基会图片/Bruno Amsellem/Divergence
今年3月的防疫封锁期间,法国里昂的记者安-李斯在家办公,3岁的女儿维奥莉特在她身后。

【专题报道】疫情期间的居家办公将如何改变工作形态和职场环境?

经济发展

新冠疫情和防疫封锁让世界各地的许多企业和员工几乎是在一夜之间开启了长达数月的居家办公生活,有人抱怨居家办公等于七天24小时无限办公,也有人如鱼得水,认为效率得到提高。那么,居家后,你的工作时间变长了吗?会议和邮件更多了吗?工作更累了吗?这场史无前例的全球大实验又将如何改变未来的工作形态和职场环境?来自哈佛大学商学院的波尔泽(Jeffrey Polzer)教授作客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分享了他的研究成果。请听联合国新闻钱思文的报道。

从今年年初开始,为防控疫情而实施的“居家令”让视频会议成为许多职场人的“新常态”,一些员工表示,线上开会让会议变得更加冗长,自己简直要被视频会议软件“绑架”。哈佛大学商学院的波尔泽教授在分析了全球各地的2万多家企业后发现,实际情况要更加复杂微妙一些。

波尔泽:“我们的调查覆盖全球16个城市、2万多家企业,超过300万人,结果显示,与居家令实施前的八周相比,居家令实施之后的八个星期内,虽然每天的会议数量增加了,但是每场会议的持续时间却缩短了,所以综合下来,每人每天实际花在开会上的时间略有减少。”

通过与通讯服务提供商合作,波尔泽教授与研究团队能够在保障安全和隐私的情况下,获得详细的分类数据。他发现,电子邮件的数量在封锁令实施前开始大幅激增,而在实施一到两周后又逐渐回到了往日的平均水平,但邮件收发的时间范围扩大了。

 

4月的亚美尼亚首都埃里温,父亲亚瑟和7岁的儿子丹尼双双坐在电脑前。
© 儿基会图片/Arthur Gevorgyan
4月的亚美尼亚首都埃里温,父亲亚瑟和7岁的儿子丹尼双双坐在电脑前。

 

波尔泽:“我们通过记录每人每天第一项工作开始和最后一项工作结束的时间,来计算每天的工作时长,比如从收发第一封邮件、或者参加第一场会议,一直到回完最后一封邮件、结束最后一场会议,中间经过了多少个小时。

对300多万人进行的计算结果显示,远程办公开始后的八个星期,工作日的时长平均增加了48分钟,而且在调查的八周时间内并未出现回落或者波动,始终都处于较高的水平。”

但波尔泽表示,这并不一定就意味着工作时间的增加。

波尔泽:“需要注意的是,我们并不知道在回复第一封到最后一封邮件的这段期间内,大家都在做些什么。对有些人而言,工作时间可能确实变长了,工作量和工作强度也变大了,要从清早一直忙到晚上,但另一些人可能选择在白天休息几个小时,与家人一同用餐,或是去照顾家里的孩子或者病人,处理其他必须处理的事务等等,还有些人可能晚上需要与身处另一个时区的同事开会,因此就重新安排了白天的时间,应该说,虽然工作日的时间范围扩大了,但是灵活性也增加了。”

波尔泽表示,居家办公确实带来了一些新的问题,无法从物理上区分工作与生活环境,增加了“职业倦怠”(Burnout)发生的风险。

 

4月的土耳其伊斯坦布尔,摄影师锡兰正在家中工作。
© 儿基会图片
4月的土耳其伊斯坦布尔,摄影师锡兰正在家中工作。

 

波尔泽:“有人在家里安排了专门的房间作为‘家庭办公室’,与其他房间隔开,每天早晨从厨房走进这间‘办公室’,或是走上二楼,并在工作的时候关上房门,以便帮助自己迅速进入工作状态,而在工作结束后也能及时摆脱出来。

当然,并不是所有人都有条件在家里隔出一间独立的‘办公室’,我们听说过有人窝在自己的卧室甚至是衣橱里工作以便集中精神,把车开到有无线网络的地方,然后在车里工作,也并不是什么奇闻,大家都在想尽各种办法努力适应。

如果无法建立工作与生活的界限,尤其是孩子又在家中上网课的话,产生‘工作倦怠’的风险就会很高。疫情期间居家办公的首要目的是为了保障大家的健康,但在减少病毒传播的同时,也确实可能导致‘职业倦怠’和身心压力的增加。”

此外,波尔泽表示,家庭环境的不同也带来了职场不平等加剧的风险。

 

波黑萨拉热窝,父亲伊戈尔练习平板支撑,3岁的女儿拉娜也来帮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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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黑萨拉热窝,父亲伊戈尔练习平板支撑,3岁的女儿拉娜也来帮忙。

 

波尔泽:“部分员工,因为家庭环境不适于办公,很可能会被排除在企业的重要决策或是会议活动之外。我的同事曾经做过一项调查,发现家中有儿童会显著影响科研人员的工作效率。疫情期间学校关闭,许多孩子在家上网课,显然会对身为父母的员工带来影响。

需要照料儿童或其他家庭成员,或是家庭环境更具挑战性的员工,很可能因此被排除在企业的许多核心运作之外,尤其是涉及协同合作、共同决策,以及在会议上交流信息等方面,有时甚至都不是有意的。这些员工的家庭环境影响到了他们的工作表现和职场晋升,这就可能造成不平等的加剧。”

当然也有好消息。波尔泽表示,居家办公促进了员工与企业之间的互相理解,改变了许多人的观念。

波尔泽:“疫情之前,那些或是因为要带孩子、要处理家务,或是觉得在家办公效率更高,而主动申请居家办公或是弹性工作制的员工,总是会被朝九晚五的办公室一族另眼相看,在居家派和办公室派之间存在着一道分界线,如今人人都必须居家,居家办公也成了再正常不过的事。

 

10岁的加纳女孩德波拉正在通过电视上网课,父亲富兰克林在一旁辅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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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岁的加纳女孩德波拉正在通过电视上网课,父亲富兰克林在一旁辅导。

 

疫情之前,企业对居家人士的要求也是必须像在办公室里一样保持专业,如果视频会议期间有孩子从镜头前跑过,一定会被看作是严重的事故,而现在这样的情况实在太普遍了,这些规矩也都不存在了。

这或许是一件好事。人人被迫居家办公,让许多人第一次亲身体会到了居家办公所需要面对的挑战,无论管理层还是普通员工都发现,居家办公或是弹性工作其实并不像想象中那样轻松,也决不意味着偷懒和浑水摸鱼,大家都是努力在现有的环境下做到最好。好的企业和好的经理人会由此开始主动适应和协调,建立一些制度性的新规则,从而帮助员工更好地协同合作,帮助企业更好地实现运转。”

波尔泽表示,对于未来的工作和职场而言,这段全球性居家办公的日子可能带来更多自由,也可能让控制进一步收紧,关键在于企业和经理人的思路。

波尔泽:“现在有不少企业都说,远程工作改变了我们的想法,有些企业表示,我们的员工可以无限期远程工作,但也有企业很希望能够尽快重回办公室。

 

今年2月的北京,小雨(音)正在上网课,母亲坐在沙发上远程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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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2月的北京,小雨(音)正在上网课,母亲坐在沙发上远程工作。

 

这其中所隐含的问题是,为什么企业需要让员工在朝九晚五的一个时间段内,待在同一个办公地点。可能涉及的情形有两种,一是企业总是担心员工并没有在工作、并没有在产出,待在办公室里可以更加方便地监督,而另一种情况则是,因为企业在工作中需要沟通、协作和交流的部分很多,在面对面的情况下开展起来更加方便,效果也更好。”

波尔泽表示,这两种不同的情形,会引向两种截然不同的处理方式。

波尔泽:“如果是前一种情况,其实现在已经有了许多软件,让经理可以看到员工的电脑屏幕,顺着这种思路,完全可以想象一个恐怖的未来,员工被铁链锁在电脑跟前,老板用软件监控屏幕,监督他们是否真的在工作。当然并不是说所有的企业都会做得这么极端,但如果想要的话确实是可以做到的。

而另一种可能性则是一个合作式的企业,管理者与员工互相信任,企业需要员工的产出,却并不在意这种产出在何时何地,以何种方式完成。与此同时,企业和员工也都意识到高效率合作的重要性和益处,因此,大家达成一致,在每周安排一定的天数,或是在每天安排一定的时间段,让大家走到一起,处理相互合作才能完成的工作。

好的企业应当学会如何用新的方式完成沟通协作,以适应居家办公、灵活办公的场景,同时考虑到员工各不相同的家庭情况,特别注意不让一些员工因为家庭环境的原因而成为职场的‘二等公民’,调整组织结构和一些绩效考核指标,将办公室和居家用最合理的方式结合起来,让员工和企业同时获益,这也是我们开展这项研究的初衷。”


钱思文,美国纽约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