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题报道】“世界城市日”：危机让城市品质历久弥新 —— 专访知名建筑师诺曼·福斯特
英国当代建筑设计师诺曼·福斯特在20世纪70年代以发起高科技运动闻名，并获得第21届普利兹克建筑奖，他设计过摩天大楼、办公室、画廊、机场、体育场馆，规划过城市，甚至设计过太空港。
福斯特表示，历史上的诸多危机往往改善了城市的品质。新冠大流行也是一样，加速了城市的改变，比如，一些曾被大量机动车占用的城市空间重归市民使用。
福斯特：“面对新冠危机，我的观点是，它放大了已经非常明显的加速（城市改变）的趋势，这些趋势有的是关于出行和工作模式，有的是关于工业和文化在城市中的作用。如果你回顾历史的教训，那么所有迹象都表明城市将变得更加绿色、清洁、安静和安全。新冠大流行带来了新的态度，我们看到一些事情自然发生。比如，步行街虽不是新的概念，但通常需要几年时间才能实现，但现在我们正看到它一夜之间就出现在城市中。伦敦苏荷区的街道正在扩展，柏油马路正用作人行平台。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在人口稠密的欧洲城市，人们可以骑车和步行，这最终将比不断扩张的城市更具可持续性。”
英国伦敦苏活区，餐厅在执行防疫规定的情况下营业。
福斯特表示，对于城市来说，唯一的不变就是变化，要从过去的文化形态，尤其是从过去的危机当中汲取教训。
福斯特：“纵观历史，对于城市来说，唯一不变的就是变化，城市通过当时可用的技术不断演化。比如，在1666年火灾之后，伦敦开始了以四四方方的砖墙结构为标志的格鲁吉亚建筑风格，这成为了伦敦的DNA。19世纪中叶的霍乱之后诞生了现代卫生设施，并修筑了泰晤士河河堤，留下一笔奇妙的遗产。20世纪50年代的大雾促成了从煤炭向天然气的转型。历史带来的经验是积极和正面的。”
在泰晤士河便远眺伦敦碎片大厦（London Shard）的景色。
探讨可负担住宅 解决城市不平等
自1980年以来，城市不平等现象一直有增无减，世界最大的城市往往也是最不平等的地方。新冠大流行进一步加剧了这一局面，给非正规部门、最贫困和最脆弱的社区造成了最沉重的打击。
福斯特表示，从数据上看，在拥挤不堪的住宅中发生新冠感染的概率更高，因此我们需要再次探讨可负担住宅的意义，通过立法和提供援助确保城市底层人民融入不断变化的新城市。
福斯特：“我认为新冠大流行促使我们更加感激为我们服务的人，我此前接触的一些令人兴奋的城市将社会各行各业的人充分地融合在一起。我们可以对此进行重新探索。我觉得这既需要立法，也需要提供救助，需要认识到城市和市政领导人有力量进行创新并创造这样的住所，也可以开展研究以获得更高的可持续性，并在建筑物的建造和使用过程中减少碳排放。请记住，人们在建筑物之间的出行活动加在一起造成的碳排放占全球40％以上。因此，我们需要整体性的思考。过去六十年来，我作为城市规划者和建筑师的经历告诉我，领导者拥有改造城市的力量。因此，归根结底，我们需要政治领导力。”
自行车道旨在将城市基础设施向可持续的零排放交通转型。
可持续建筑意味着更接近自然
福斯特一直利用最新技术探索着建筑设计的边界，但他却认为，可持续的建筑意味着更接近自然，而且大胆的想法与建筑的可持续性并不矛盾。比如，位于伦敦的彭博欧洲新总部大楼就是风格前卫的可持续建筑的代表。整栋楼的设计贯彻着环保、节能的思想，他还大胆决定使用木地板，并通过新颖的设计解决了木地板可能造成的问题。
福斯特：“可持续建筑最终是可以循环利用的，不能被摧毁和替代的。这绝不会影响新建筑物的效用。城市当然必须进行更新。在我所设计的建筑中，迄今为止最具可持续性的建筑就是彭博的欧洲新总部大楼。这座大楼使用了木制地板，你可能会说，在一个人员密集的大楼中使用木地板是不可行的，但通过设计，我们解决噪音、减少能耗、改善照明，让一切都成为可能。因此，激进的想法并不意味着会带来不适，相反，创意是为了改善生活质量。这是迄今为止设计和建造的最可持续的建筑。”
福斯特也基于观察对城市的未来趋势表达了自己的看法。
联合国环境署、联合国人居署与耶鲁大学合作设计的“生态居住单元”是一座可持续的示范性住宅，于2018年9月联合国大会高级别辩论期间在联合国纽约总部进行展出。
福斯特：“城市的年轻人并不那么愿意拥有机动车，而更热衷于共享交通工具，比如搭乘Uber，使用共享单车等，并出现了诸如空中缆车、单轨电车等新的交通工具，空中出行正在出现，这将释放更多城市空间。由于水资源越发珍贵，未来可能会在城市中建造农场，通过水培技术提高产量。因此，城市农场是提供新鲜农产品的新式农市。”
福斯特表示，对于中低收入国家来说，可持续建筑也并非是奢侈品，因为建筑的品质与奢华无关。
福斯特：“这并不在于你花了多少钱，而是你如何聪明地花钱。有品质的设计并不为金钱驱动，其中的创意元素才让一切变得不同。南美的一位工程师，用不起眼的材料砖打造了一座奇妙的建筑，这个故事的本质是，质量与奢华无关。这就看你如何利用资金。我认为，如今，联合国成立75年是一个转折点，它彰显了城市和城市领导人的重要性，城市领导者、工业界、企业、学术界一道努力，可以比政府部门更有效地应对气候变化等危机。”
张立，联合国纽约总部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