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题报道】首先是女性，然后才是士兵？——剖析女性维和人员所面临的挑战
国际和平研究所在10月20日与合作伙伴共同发布了一份题为《首先是女性，然后才是士兵：女军人在联合国维和行动中所面临的禁忌与污名》的研究报告。报告的作者弗尔迈伊（Lotte Vermeij）曾于2015-17年间在联合国刚果民主共和国稳定团担任女性保护顾问，并长期与联合国合作，对维和部队进行培训。
她表示，这份报告共对来自53个国家的142名女性军人进行了访谈。她们的服役范围涉及联合国在塞浦路斯、黎巴嫩、西撒哈拉、马里、达尔富尔、南苏丹和刚果民主共和国等地的共11个维和行动。
联合国利比里亚特派团一名来自尼日利亚的女性维和人员。(2018年1月图片）
弗尔迈伊援引这些女性军人的亲身经历表示，女军人在个人、社区和国家层面都面临着误解、不公和阻碍，但联合国维和行动集合不同国家、不同文化背景的多元化特点，使得其中的一些问题显得更为突出。
弗尔迈伊：“歧视、行为不当、性骚扰和性侵犯仍然普遍存在，同时，维和行动也常常倾向于让女军人担任一些‘传统上属于女性的职位’，如性别和保护官员等，而忽视她们实际的背景和专长。由于一些根深蒂固的习俗、观念和想法，还有一些男性军人不愿听从女性的领导。”
弗尔迈伊进一步指出，性别领域的歧视性行为还会与种族和社会等其他因素相结合，而女性在维和行动中属于“少数群体”的事实又使得报告和应对此类行为变得愈发困难。
联合国马里稳定团来自柬埔寨的维和人员即将前往该国北部的加奥地区。（2014年5月图片）
弗尔迈伊：“一名女性维和人员在访谈中说，因为肤色的原因，我常常被人无视、或是受到恶劣的对待，试图就改进工作提出建议的时候还被人嘲笑，说‘你一个小黑妞懂什么’。另一名女性维和人员则表示，虽然她在本国的军队中早已习惯了男性主导的环境，但在派往维和行动期间所遭遇和目睹的歧视、羞辱和骚扰还是远远超出了她的预期，多次亲眼目睹的不当行为让她觉得维和行动的营地甚至比外面更不安全，女性在提交正式投诉时常常会遭到阻拦，有时甚至是欺压和孤立。”
弗尔迈伊表示，受访的女性军人都表示，这些不愉快的经历是她们不愿再参与维和行动的主要原因。但与此同时，世界各地的女军人也正在通过多种渠道，对改善现状做出积极努力，她们同时也对联合国维和行动部和出兵国提出了许多建议。
弗尔迈伊：“部分建议包括，联合国维和行动部应进一步强调女性在维和行动中所发挥的重要作用，同时与出兵国加强合作，增加派往维和行动的女性军人数量，通过培训确保所有维和人员都切实尊重联合国的价值观，对不当行为进行问责，并在维和行动中建立性别战略和支持网络等。”
2014年8月，伦德少将与来自中国的刘超少将签署交接文件，正式接替后者，成为联合国驻塞浦路斯维和部队的指挥官。
来自挪威的伦德少将（Kristin Lund）曾担任联合国停战监督组织特派团团长、以及联合国驻塞浦路斯维和部队指挥官，也是联合国历史上的第一位女性维和部队指挥官。她在挪威军队中有40多年的服役经历，还曾多次参加联合国与北约的海外维和行动。
她表示，在担任塞浦路斯维和部队指挥官期间，性别平等、行为守则和“零容忍”政策每周都会出现在军官会议的议程上。
伦德：“我会首先了解卖淫在哪些出兵国是合法的，对我而言，这是判断男性对待女性态度的一个重要指标，在涉及到这些国家的部队时，我就会花更多精力向指挥官和士兵明确行为守则。”
来自蒙古的女性维和人员正在联合国南苏丹特派团服役。
伦德表示，在第一线的工作中，有许多切实可行的方式，能够帮助加强女性维和人员的有效参与。
伦德：“塞浦路斯维和部队的许多岗位在设计之初并没有考虑到性别需求，由于住宿和工作环境的原因，女军人常常被留在营地之内，而非前往第一线。因此我做了很多改进，比如要求给厕所装上大门，在小便池前挂上布帘，在军车内制定男女军人共处的行为守则等等，这些都是具体到细节的改变，要实现起来也并不困难，许多下级军官理解我的用意，便主动撤下了健身房里措辞不当的海报。还有一支部队，起初将女军人的住宿营房安排在驻地大营之外，我也下令他们立刻整改，这不仅是出于安全考量，同时也是作为同一支部队、同一个集体的统一规范。”
伦德表示，或许是自己身为女性，在服役期间所遭遇过的切身经历，让她更加关注这些细节。
伦德：“有些男性军官问我，作为一个将军，要不要管得那么细？不好意思，答案是肯定的。或许是因为身为一名女性，我自己也经历过许多这样的禁忌和困难，深知一个良好的工作环境有多么重要，因此更加感到责无旁贷。”
2018年7月，联合国南苏丹特派团来自中国的女性维和人员正在该国首都朱巴执行巡逻任务。
来自澳大利亚的哈德森少校（Kristy Hudson）从军已有27年，她曾是联合国驻巴勒斯坦停战监督组织的一名军事观察员，目前正在联合国维和行动部担任军事培训官，主要负责在培训和人员选择领域为成员国提供建议和支持。
在人员选择方面，许多接受访谈的女军人表示，不少与维和行动相关的职位或机会，常常都只在熟人间的“小圈子”里口耳相传，而在男性占据绝对多数的部队里，这种做法显然让女性处于不利地位。对此，哈德森少校表示，联合国正与成员国合作，让人员的任免过程变得更加透明和民主。
哈德森：“首先，我们可以与成员国合作，积极要求他们将相关职位以民主的方式通过网站等渠道公开发布，让所有人都看到，有意参加的女性军人可以与她们的上级沟通，不一定是说我现在就想去，也包括说，我希望未来两三年内可以被派去，现在应该做哪些准备等等。
一名来自韩国的女性维和人员正在参加授勋仪式。
另外，虽然联合国维和行动部不能决定成员国的人员任免机制，但我们可以提供建议和指南，比如，我们可以要求成员国提供多名而非仅仅一名候选人，并在仅有男性获得提名时要求给出相关理由等等，在一些关键职位的选择上，我们现在就是这么做的。”
而在军队的装备方面，哈德森少校表示，需要改变的不仅仅是工作流程和管理结构，还有很多想法和观念，以及有意和无意的偏见。
哈德森：“就在昨天还有一个所谓的军事专家跟我争辩，坚持说提供适应女军人的装备——具体到一个头盔——是浪费金钱。他认为，根本不需要提供适应女军人尺寸、能够真正保护她们头部的头盔，就算发给她们一顶因为尺寸过大、总是滑下来、挡住视线、影响她们完成任务的头盔，也根本没有关系。”
哈德森少校表示，类似的观点她在工作中常常听到，这种想法，最终只会影响部队的整体表现和对人才的吸引力。
哈德森：“想象一下把男装西服穿到女性身上的情况就会明白，男性的服装和装备无法适合女性的身体和需求。不管男兵还是女兵，如果向他们提供的是会妨碍行动、会在身上撞出淤青或是把手压麻、会影响他们完成任务的装备，首先受害的就是部队的战斗表现，这与加强部队能力建设的目标背道而驰。
其次，不愿在装备方面进行投入，也会向女军人传递出一个信息，就是部队认为她们没有价值、不值得投资。军人的装备是为了帮助他们更好地完成任务，因此在设计过程中大量应用了人体工程学，许多装备都是量身打造的，假如一个国家在采购军需装备时只考虑到男性的使用需求，几乎就相当于故意降低女兵的工作表现，这完全不利于提升军队的整体实力，也无法吸引和留住有才华、有热情的职业军人。”
注：参与本次活动的人员均以个人身份发表观点，不代表她们所服役的部队或是所供职的机构。活动组织者表示，在受邀参加的女军人中，还有不少人因为担心影响自身职业发展，而谢绝了相关请求，这也从另一个侧面说明了女性军人在个人、社区、国家和联合国维和行动层面所面临的重重挑战。
钱思文，美国纽约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