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题报道】实至名归——“世界粮食计划署”获2020年度诺贝尔和平奖 负责人比斯利畅谈神圣使命
人道主义援助
瑞典诺贝尔奖委员会今天宣布，联合国粮食计划署荣获今年的诺贝尔和平奖。秘书长古特雷斯向粮食署执行主任大卫·比斯利（David Beasely）和所有工作人员发去了热情地祝贺。他表示，在他担任难民事务高级专员的十年里，有幸与粮食署的工作人员一道工作，他们在最偏远和危险的地方，以卓越的勇气、奉献精神和能力为世界上最脆弱的人服务。比斯利今年3月在实地考察后感染2019冠状病毒病，成为联合国系统第一位感染这种致命病毒的高级官员，这无疑是这种奉献精神的体现。最近，联合国负责全球传播事务的副秘书长梅丽莎·弗莱明（Melissa Fleming）在她主持的播客《夜不能寐》中对比斯利进行了采访。请听联合国新闻黄莉玲的报道。
今年3月20日，世界粮食计划署执行主任比斯利发表了一则声明，表示自己在数小时前被确诊2019冠状病毒检测呈阳性。他是迄今为止，联合国副秘书长级别的管理层中唯一一位感染这一病毒的官员。
世界粮食计划署是全球最大的人道主义机构，目前在80多个国家开展工作，救助那些因为战争、灾难和其他危机而每天饥肠辘辘的人们。作为粮食署的负责人，比斯利经常在世界各地奔波，毫无疑问感染病毒的几率比常人大出许多倍。
比斯利：“我在旅行。我当时在中东和加拿大进行实地考察，回到了华盛顿特区，然后回家——回到南卡罗莱纳州的永久住所。这是几个月以来我第一次回家，搞人道工作的人都知道，我们的生活就是这样。那是3月13日，一个星期五。在南方，那个时候到处都是花粉，所有东西都染上了一层黄黄的花粉。所以我以为自己有点过敏，还有点咳嗽，身上有点痛。我刚测过两次新冠病毒，是阴性。所以我没有多想。星期五晚上，我有点发烧，星期六和星期天感到酸痛，但还不算太糟。那时我仍然认为我是过敏了。到星期一，我感觉仍不好。我想了想，我见过很多人，最好小心点。所以我开始隔离。星期一我做了测试，结果是阳性。幸亏我隔离了。不过，我的情况从来没有变得糟糕过，只是连续了三个星期，一时好一点，一时差一点，从第二个星期开始我感到胸闷。我的家人真的非常专注地为我祈祷。说实话，我也担心：自己会不会真的患上肺炎？我住在房子的一端，感谢上帝发明了披萨，妻子可以把披萨从门底下送进来，她就这样给我东西吃。好在我是住在自己的家里，我们在一个农场上，周围一英里都没有人。大约一个半星期后，我就能够到外面走走，运动一下，空气非常新鲜，我吃了维生素。然后，世界各地人们开始在家上班，我也就开始在家办公。”
康复以后，比斯利立即前往非洲多个国家和世界粮食计划署粮食分布在全球的几个物流中心考察工作。他担心的是，新冠大流行导致的经济危机会从世界弱势群体手中“夺走救命粮”。
WFP ED David Beasley visits Food Assistance for Assets Project in the Sahel
比斯利：“新冠大流行本身对全球影响巨大。但真正让我担心的是，大约在三个月前，当疫情在全球范围内扩散的时候，每个人都只是在谈论它的健康影响。但人道领域的人都知道，主要捐助国经济恶化的涟漪效应对发展中国家而言是具有灾难性的。我们必须取得平衡，不是疫情与饥饿非此即彼的选择，我们必须同时处理这两个问题，否则死于饥饿的人将多于死于新冠疾病的人。”
4月21日，比斯利在参加安理会就冲突与饥饿问题举行的会议时，对新冠疾病大流行可能引发一场“饥饿大流行”发出了振聋发聩的警报。
比斯利：“现在全世界有1.35亿人处于饥饿的边缘，但是，在新冠大流行的情况下，可能达到2.7亿人。这些人吃了上顿没下顿，处在饥饿的边缘。如果由于供应链中断或他们国家的经济恶化，或者由于捐助国在实施自己的重大经济金融刺激计划而无法提供援助，他们就会失去获得食物的机会，后果绝对是可怕的。我们将会看到大规模的饥饿、死亡、迁移和极端主义团体利用这一机会。因此世界各地的领导人都需要明白，他们不能动用这笔资金去做别的事。我们必须加紧努力，在应对这种极具传染性和非常致命的疾病的同时，帮助世界各地的所有人维护稳定与和平。”
比斯利在向安理会汇报时将新冠大流行可能引发的饥饿规模形容为“biblical proportions”，biblical一词的词根是圣经，比斯利用这个词意在强调可能发生的饥饿规模将极其庞大。他的这番讲话登上了许多媒体的头版头条。
比斯利：“这两年，媒体一直只在说两件事情：英国脱欧和特朗普，没有人对世界各地的问题给予均衡的关注。战争、冲突、穷人、气候冲击、治理不善这些问题无人问津，在社交媒体上更是难以找到突破口。所以我一直在想办法让人们关注特朗普和英国脱欧之外的东西。这个词组首先非常上口，其次这的确是事实，因为我们最终不仅有新冠大流行，还会有饥饿大流行。”
比斯利从2017年3月开始担任粮食署执行主任，三年多年来，他的足迹踏遍了世界各地苦难最多的地方，其间有着太多令他感到心灵为之震撼的经历，包括一次在也门的访问。
世界粮食计划署负责人比斯利2018年9月访问也门时，与面临粮食危机的百姓交谈。
比斯利：“当时也门被封锁，没有援助进入，我得到处看看，让世界知道那里的现实。我只是没想到情况会那样糟糕。我记得，大多数医院都关闭了。但是在这家医院里，你会看到一些只有一、两岁的孩子，但医院里静悄悄的，这些婴儿太虚弱了，哭不出声音。从一个房间走到另一个房间，简直令人心碎。有一个房间里，有一个母亲，还有一个婴儿，她的小脚从毯子下面伸出来。你知道，你会本能地挠挠小脚丫，并希望得到一点笑声。但是你挠这个孩子的脚就像在逗鬼一样，令人心碎。我不得不低着头走出去，走到拐角处去悄悄落泪。还有很多这样的孩子。当你看到这样的悲剧，当你经历这样的伤痛时，它会从灵魂深处激发你所有的激情向世界讲出来。我们都是人，这些孩子是我们的小兄弟，我们的小姐妹。我们必须去那里，并愿意为他们而战。”
比斯利长期从政。1979年，他才21岁还是一名大学生的时候，就当选了南卡罗莱纳州的众议员，并在这个职位上一直工作到1992年。1995年，年仅38岁的比斯利成为了南卡莱罗纳州历史上最年轻的州长。在美国政坛的这些工作，以及投身联合国的事业，只源于比斯利那颗想要奉献于世界的博大心灵。
世界粮食计划署新任执行主任戴维·比斯利在叙利亚时同一位年过七旬的妇女交谈。
比斯利：“我小时候就决定要奉献一生，帮助别人。我是从我父母身上，以及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民权运动中受到的影响。我母亲是一名社会工作者。在过去，社会工作者什么都得靠自己，去帮助那些遭受虐待和忽视的儿童。我在一个破碎的家庭里长大。我还记得，小时候，妈妈会接到一个电话，一个女人正遭到丈夫或其他人的殴打，通常是一个醉酒的丈夫，而且是在深夜。那时我还是个小孩子，所以我必须和她一起上车。我还记得我们停下车来。妈妈熄了车灯后，我们走到一条沟里躲起来，直到那家人熄灯，或者那个醉鬼丈夫终于昏睡过去。她就会跑进去，揪起那对母子就跑，然后我们一路跑上车。她是一个真正的战士，同时也是一个公立学校的老师。那时候南方有了种族融合公立学校，我的学校实际上是美国第一批被强行融合的学校。我们原来是99％的白人学校。然后一夜之间，我们成为了99％的非白人学校。我和我的兄弟、我的家庭就是当时去那所学校的白人之一，我母亲就是老师。她不会从学校里退缩出去。我们一家人站在那儿。那是一段艰难的时期。母亲以身作则告诉我们，必须为公益、为正确的事坚守。”
长期忙于政坛的事务，比斯利觉得亏欠家人。因此，在卸任南卡州长后，他先后谢绝了乔治·布什和现任总统特朗普入阁的邀请。他跟布什说，“我的自我是自我约束，我也不需要一个头衔，但我需要好好地陪陪我的孩子们”。后来，他又接到了加入联合国的邀请，而这份邀请是他从来没有预料到的，更没想到他最后会接受这份邀请。
比斯利：“我接到一个老朋友打来的电话，他说，你会考虑在联合国任职吗？我说，绝对不去。然后我想起了妻子说的话。就在两天前，她要我答应她一件事——接到电话时后不要立即拒绝。我说，为什么？你不想我回到华盛顿吗？她说不是，世界不太平，需要理性的声音和领导才能。我说，好吧。因此我想起了她说的话。我就打电话给我的一个朋友，美国前驻联合国大使、民主党国会议员托尼·霍尔（Tony Hall）。他告诉我，如果上帝在地球上做了什么工作的话，那就是世界粮食计划署在做的事，无论一个人的宗教信仰、性别、国籍如何，他们都会帮助所有人。我说，一直读到的消息都说联合国的效率不是很高。他说，不，不，不，粮食署完全不同。后来，我发现，联合国拥有你所无法想象的一些最了不起的人和计划。”
的确，在后来的工作中，比斯利发现，粮食署的工作人员是一群 “秉持最高标准和最大的社会责任感在工作的人”，他们每天关心的是如何用25美分让地球上某个角落里的一个孩子吃饱一顿饭，这是真正的高效。
比斯利：“我有一份地球上最伟大的工作。我的孩子们告诉我说，爸爸，我们比你当州长时更为你感到骄傲，这让我不禁湿了眼角。但这份工作也令人心碎，让我无法入睡。我必须筹集更多的钱，必须争取更多的援助通道，我必须做这个，做那个。世界各地有足够的财富、经验和专业知识，没有一个孩子应该饿着肚子上床睡觉或营养不良。在那些最艰难的地方，你会看到那一双双小眼睛，那些小孩的微笑，他们什么都没有，但他们有希望。这就会让你重新燃起永不放弃的精神，是的，不放弃，永不放弃。”
黄莉玲，联合国纽约总部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