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题报道】为正义而义无反顾——访联合国打击网络犯罪负责人尼尔·沃尔什
法律与预防犯罪
和平、人权与发展是联合国的三大支柱，围绕这三大支柱开展的工作意味着联合国人员常常需要到世界上最危险和最艰苦的地方，面对一些常人难以想象的复杂挑战。无论是在冲突后的动荡国家维持和平，帮助那些颠沛流离、身无分文的难民，还是在非洲的丛林地带去说服人们预防埃博拉，都很可能将自己的安全置于危险之中。但世界各地仍然有许许多多的人热衷于为联合国工作，其中不乏来自各行各业的精英。最近，联合国负责全球传播事务的副秘书长梅丽莎·弗莱明在她的播客《夜不能寐》中采访了联合国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打击网络犯罪和洗钱部门负责人尼尔·沃尔什（Neil Walsh）。相信听了他的故事，您就会对“联合国人”加入这一国际组织的初衷有所了解。请听黄莉玲的报道。
尼尔·沃尔什（Neil Walsh）是总部位于维也纳的联合国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打击网络犯罪和洗钱部门负责人。他的孩提时代是在上世纪80和90年代充斥着恐怖主义暴力的北爱尔兰贝尔法斯特度过。
在整个童年时期，沃尔什经常目睹枪击和爆炸，看到家人和朋友因此而死去。但对他震动最大的是11岁那年亲历恐怖袭击的一次经历。这次遭遇也奠定了他一生的职业追求。
沃尔特：“我仍然清楚地记得，那是一个周六的早上，我和父亲在贝尔法斯特市中心，我们当时在一家店门关着的商店里。我在听到炸弹爆炸之前就感觉到了冲击波。我从未听过这样的声音，好像是你在一家夜总会里呆了五个小时，就站在扬声器旁边，什么也听不到。我四处张望，到处是灰尘和玻璃。我父亲在商店的另一侧，他冲过来抓住我就往外走。这是一条很小的街道，街上有辆警车，是有很重装甲的BMW护卫车。一个爱尔兰共和军恐怖分子拿着一个像对讲机一样的无线电装置走到这辆警车旁，里面装有塑性炸药，然后把它噗通一声丢在车顶上。里面的警察听到了声音，知道那是什么，然后他们把车门打开45度角，当他们跳出来时，炸弹爆炸了，他俩都受了重伤。但是还有一个老太太经过那辆汽车，她被冲击波掀到了商店的橱窗上。我还记得看到她躺在地板上的残缺不全的身体。她还活着，但基本上被从腹部炸分了家，肠子流了出来，到处是血。还有其他人躺在街上，四肢不全，到处都是鲜血、粉尘、烟雾和火。爸爸抓住了我，我们跑到与这条平行的一条街上，想回到我们的汽车那儿。我们沿着这条街走着，我的眼泪落下来，一个女人朝我们走过来，人们还在购物，只是一条街之隔，但由于建筑物的布局，你实际上无法听到另外一条街上的爆炸。她指着我说，别哭了，没什么好哭的。我父亲打断了她，抓住了她的大衣说，炸弹在街上炸死人了。她说，哦，天哪，我不知道，真抱歉。但对我来说，就是那一刻，我决定要做一些什么来阻止这种事情。我想成为一名医生，一名外科医生。但是，在考试时，我没考好，没有获得进入医学院的分数。但是我的后备申请是心理学和犯罪学。”
Awake at Night with Neil Walsh, UN Cybercrime expert
沃尔什大学毕业后做了警察，但很快就被诊断出患上了直肠癌，14年后的今天，他仍在跟病魔作斗争。
沃尔什：“当我第一次被诊断出癌症时，我在英国做执法人员。在26岁患上直肠癌极为罕见，几率是小数点儿后两位数，而我从21岁起就出现了症状，而且确实是明显的症状。上厕所时有血，那是不正常的。但我不去管它，因为我不想去看医生，这多少有点尴尬。愚蠢的我忽略了它，然后到了25岁时，有时我去洗手间，出来的只有血，大量的鲜血。我想，不对了。所以我回到医生那里，但他说，不用担心，没什么，你还年轻，你还去健身房举重，很可能是痔疮，它会好的。所以我又回去了，但没有变好，我们又进行了六个星期相同的治疗方案，情况仍然没有好转。医生说，好吧，保险起见，我送你去医院。那是2006年5月10日，在伦敦北部。我永远也不会忘记这一天。我记得自己半裸躺在沙发上，穿着衬衫，戴着领带，膝盖蜷到下巴，任何一个男人这样子都不会好看。医生轻轻地进来了，他说，你介意我医学院的学生进来吗？我说当然不介意。一个21岁左右的漂亮女孩进来了，我不知道是我更不自在，还是她更不自在。但是很快他们就说，你的直肠中有一个肿瘤，而且很可能是癌症。后来我做了很多次外科手术，切除了直肠和部分大肠，还必须进行回肠造口术，肚子上有个袋子，要六个月才能重新把肠子接起来。接下来的五年里我都在恢复，同时仍在执法部门工作。”
那次大手术之后，沃尔什又经历了多次腹部外科手术，上一次癌症手术是在2018年。
沃尔什：“他们在我身上做了非常罕见的手术，可能全世界只有极少数的人经历过这种手术。人的大肠的第一部分位于身体的右侧，我的已经被切除了，剩下的大肠被倒过来，缝合在我臀部的肌肉上，然后连到我的小肠上。我还做了一次紧急手术，当时肚子里的东西卡住了。外科医生从我的胸部和耻骨开刀，因为我的肠子里面被疤痕堵住了。由于多次手术，我的腹部和骨盆简直乱七八糟。我现在有五处疝气，肠子卡在我的腹部和骨盆的不同部位，这需要迅速得到处理。否则，肠穿孔或血液供应阻断是很危险的。我很快就会进行这次手术。”
通常身患严重疾病的人不会愿意让别人知道自己的病情，但沃尔什却截然相反，他甚至通过社交媒体大量宣传有关防治直肠癌的知识。
沃尔什：“我在执法部门工作过，然后从事反恐工作，进行过9·11事件的调查，还干过打击人口贩运的工作。在这些工作中，你会看到人类中最糟糕的东西，你会看到有些人遭遇了无法阻止的事情、成为犯罪行为的受害者。我就想，如果我能做些什么来最大程度地减少这种疾病就好了。因为没有人谈论这种病，当我第一次被诊断出来的时候，我们没有手机上网，你必须去图书馆讲这些事。而且我被诊断出的那一天，我就意识到自己的死亡风险非常高。我想我可以做些事情来首先引起人们的注意。如果这可以帮助一个人了解自己体内发生的事情并寻求帮助和建议，甚至可以挽救生命，那就是值得的，而不是尴尬不尴尬的问题。”
与其他许多人一样，2019冠状病毒病大流行暴发后，沃尔什也开始远程办公，他说工作量甚至比以前大了一倍，而且除了绝对必要的诸如去药店之类的外出之外，他极少出门。对于那些体质较弱、有基础病的人目前的处境，他感同身受，同时也对身体健康的人们提出了忠告。
沃尔什：“由于癌症治疗和目前的类固醇治疗，以及肺栓塞对我肺部的影响，我是免疫系统受到抑制的人之一，也是2019冠状病毒病风险较高的人之一。所以，我要对人们说，请不要杀了我；请不要选择去俱乐部、去餐馆或在不必要的时候外出，当你可以通过保持社交距离来预防这种病毒时，请不要成为病毒的无声载体和无声杀手。我知道这很难，但是我们的生命掌握在你的手中。请不要让我的孩子没有爸爸。请看一下有多少人死于这种疾病。作为一个社会，我们所有人都可以在其中发挥作用。”
尽管沃尔什一直在与残酷的病魔作斗争，但他同时一直坚持在自己的职业道路上奋斗。最终加入了联合国毒品与犯罪问题办公室，领导着该办公室至关重要的打击网络犯罪和洗钱行为的工作。
沃尔什：“我们经常看到，或者公众经常看不到的，是网络犯罪的规模。其中最可怕的犯罪是对儿童的性剥削和虐待。你可能听到过一个术语‘儿童色情制品’，这实际上是一个非常不准确的糟糕术语。我们都知道色情是什么。当我还是一名警察时，我第一次不得不观看了一个很小的孩子被强奸的录像，那是色情片吗？色情制品涉及的是在同意的情况下为了金钱做某些事的成年人。在网上被强奸的孩子不参与色情活动。他们是被虐待了，被剥削了，而且规模是惊人的，这是一种全球规模。我们还看到，在‘暗网’（Darknet）上，也就是互联网的加密隐藏部分，出现了成千上万的对儿童进行性虐待的图片和视频。而且，有时候人们会认为性虐待儿童，可能是16、17、18岁的孩子在镜头前，那是虐待儿童，是非法的，但是我说的是还有一些只有几岁，一直到新生儿，被强奸和虐待，甚至还有直播，按观看次数付费。这种情况每天都在全球范围内发生。”
在新冠大流行的封锁期间，网上性虐待儿童的罪行变得比以前更加猖獗。数周前，联合国毒品与犯罪问题办公室的合作伙伴——互联网监察基金会（Internet Watch Foundation）发布的一份报告显示，仅在英国，今年4月份就阻止了30万次互联网上访问性虐待儿童资料的企图。
哈萨克斯坦阿拉木图市一个为被贩运和被虐待儿童提供支助的服务站。
沃尔什说，或许在二、三十年前，性虐待儿童的图片和视频并不容易获得，但现在每个人都有移动设备，在搜索引擎上点击几下，就会发现这些材料。不幸的是，目前这些图片和视频的网络托管最多的是位于欧洲，以前是美国，现在是荷兰。因此网络公司可以解决部分问题，但同时在这个问题上也存在一个“人”的解决方案，
沃尔什：“侵犯儿童的是那种在公园里穿着遮蔽雨衣令人毛骨悚然的家伙吗？不是的，而可能是像你我这样的人。我曾处理过一些案例，经营托儿所的妇女虐待儿童，并拍摄、出售。因此，侵犯者大概90％是男人，但也有女人，这也是应当引起注意的，有可能是妈妈、姐姐、姨妈或朋友这些能够接触到孩子的人。在东南亚有些国家，有的贫困父母为了钱这样做。”
沃尔什和他的同事们支持世界各地的政府打击网络犯罪。在他们的协助下，最近萨尔瓦多成功地将一名对儿童进行性侵害的男子送入了监狱。这名男子不仅在社区中强奸儿童，而且在网络上对多个国家的70多名儿童进行性侵害，最终被判处了40年监禁。
类似这样的成果让沃尔什有一种成就感，也激励着他更加努力地工作。但他对家人有着深深的歉疚。妻子是在知道他身患绝症的情况下与他结的婚，一路走来，和他一起养育着四个目前仍然年幼的孩子。
沃尔什：“癌症或类似癌症之类的致命疾病对身边的人的危害要比对患者的危害严重得多。对我来说，这是我的病，我可以将其内化，我似乎可以毫无困难地应付所有这些压力。部分原因是因为以前的工作。我习惯于承受非常高的压力，做出生死攸关的决定。在面对性虐待儿童的罪行上，我每三个月必须去看一次心理医生，她为我提供了一些非常好的技巧来应对我所看到和处理的所有那些可怕的事情。但是对于我的妻子来说，我不知道她是如何做到的。我必须在几周后再进行一次大手术，她会和我在一起。我现在接受了，这就是我的生活。比起好多人，比如难民，我无法想象他们的生活有多艰难。我住在一个医疗保健很好的地方。我很幸运能在很多人失业的时候有一份工作。我没什么好抱怨的。”
黄莉玲，联合国纽约总部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