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题报道】联合国人权专家:部分势力蓄意煽动“疫情歧视”企图谋利

2020 年 4 月 21 日

新冠疫情暴发以来,包括华裔在内的许多群体在世界各地遭到歧视和排斥,近期又有报道称部分非洲国家公民也因疫情在广州受到了不公平的待遇,“疫情歧视”缘何产生,作为社会一份子的我们又该如何预防和应对?联合国新闻为此特别采访了关注种族歧视问题的联合国特别报告员滕达伊·阿丘梅(Tendayi Achiume),请听钱思文的报道。

滕达伊·阿丘梅于2017年被任命为联合国当代形式种族主义、种族歧视、仇外心理和相关不容忍现象特别报告员。她是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法学院的法学教授,兼该校人权研究院院长。主要研究领域包括种族主义和仇外心理的全球治理,以及殖民主义对当代跨国移民的法律和道德影响等。

联合国特别报告员由人权理事会任命,以个人身份独立开展工作,对特定人权议题进行调察、监测并发表公开报告,最长任期六年,他们不是联合国雇员,也不在联合国领取薪水。

 

联合国图片/Eskinder Debebe
联合国当代形式种族主义、种族歧视、仇外心理和相关的不容忍现象问题特别报告员阿丘梅。

 

联合国新闻:为何在最需要全球团结一致抗击疫情的时候,我们却看到了这么多的歧视、仇外和不容忍?

阿丘梅:“你说的没错,这确实令人费解。我认为主要有两方面的原因。首先,在疫情期间遭遇歧视的,许多都是长期承受不容忍、排斥和偏见的群体,比如在美国的亚裔,以及被认为是亚裔的人。不少法律学者就曾指出,在美国,亚裔始终被看作是‘外国人’,哪怕已在当地出生繁衍了好几代也一样。

此外,还有近期在中国遭遇不公平待遇的非洲公民,以及在一些欧洲国家被指责为‘传播病毒’而遭到排斥的罗姆人,这些群体在历史上都是种族歧视和仇外心理的长期受害者,在疫情之前就是如此。可以说,这一波“疫情歧视”是将原本较为隐蔽的种族偏见彻底揭示了出来,在全球大流行的背景下暴露得越发明显。”

没有哪一个人种天生就更容易感染和传播疾病,只有社会的结构性排斥、无法获得足够的医疗救治,不能充分享有基本的人权,才会让某个特定团体在病毒面前显得尤其脆弱,美国的非洲裔社区就是一个例子。

“与此同时,还有部分可以称之为‘歧视心理投机商’的人,包括政客和媒体,希望利用、加剧和煽动这种不容忍的情绪,从中谋利。 

比如一些政客主动出来发表公开或暗示性的仇外言论,还有美国总统多次将新冠病毒称为‘中国病毒’等。我在今年3月21日‘消除种族歧视国际日’期间所发表的声明里也提到了这一点。

此类行为表明,政府高层对于将特定区域、特定团体和特定人群污名化持接受态度,某种程度上,这么做只会让此前被公认为无法容忍的一些个体歧视行为转而得到默许。”

 

联合国新闻:想必这种歧视性的言论和行为是非常有害的。

阿丘梅:“毫无疑问。首当其冲受害的就是遭受攻击的团体和个人,还有被误认为属于这一团体而无辜遭殃的人,比如就曾有越南公民因被误认为是华裔而遭到袭击的例子。

在美国,我们看到的包括言语攻击和社会污名化,华裔和亚裔被人吐口水或是遭到殴打。实施此类袭击的人认定,被害者所属的民族或种族与病毒的传播有关,虽然科学早已明确这并非事实。

病毒不分种族,没有哪一个人种天生就更容易感染和传播疾病,只有社会的结构性排斥、无法获得足够的医疗救治,不能充分享有基本的人权,才会让某个特定团体在病毒面前显得尤其脆弱,美国的非洲裔社区就是一个例子。”

“欧盟的‘基本权利机构’(Fundamental Rights Agency)最近发表了一份有关新冠疫情对人权影响的报告,其中也谈到了歧视问题。报告提到,在欧洲的亚裔,包括被视作亚裔的群体,在疫情期间租房被拒、无法获得医疗服务,进入学校和餐厅时遇阻,此类遭遇甚至在社交距离措施颁布前就已经开始。

而在中国,则有非洲国家公民在广州被驱逐出住所,护照遭没收,无法进入餐厅等事件的报道。这些事件对受害者的身心都会造成严重的不良后果。”

 

© 儿基会图片/@witchtropolis
来自西班牙的克拉拉绘制插画,指出污名化只会影响防疫工作的开展。

 

联合国新闻:此类行为对全社会的防疫工作有哪些影响?

阿丘梅:“病毒不会遵循种族分界,在疫情全球大流行期间采用带有种族主义的做法,只会将每一个人都置于危险的境地。

比如,有传闻指出,即便目前欧美已经成为疫情高发区,一些机场仍会将亚裔或是因外观而被认作是亚裔的人单独挑出来进行盘问和检查。

基于种族定性而非科学手段来决定检测对象,让刻板印象和固有偏见渗透进疫情防控政策,会让整个社区、整个社会都面临严重风险。种族歧视和仇外心理所引发的不实信息甚至可能让人付出生命的代价。”

 

联合国新闻:面对“新冠歧视”,作为受害者能做些什么?

阿丘梅:“首先必须保障自己的安全,这是当务之急。其次,在安全有保证的情况下,应该对此类事件进行举报,报警也好,向有关部门或是机构报告也好。

举报既是为了追责,也是为了留下记录。在抗击仇外心理、不容忍和种族歧视的工作中,最大的挑战之一就是缺少相关数据,无法切实反映问题究竟有多严重。

基于种族定性而非科学手段来决定检测对象,让刻板印象和固有偏见渗透进疫情防控政策,会让整个社区、整个社会都面临严重风险。

有时这是因为受害者不愿或不敢举报,或是认为就算举报也不会有任何结果。但即便不会有任何人被逮捕问责,举报仍然很有必要,因为它能留下一份记录,能够用来说明问题的严重性,推动社会采取系统性的应对措施。

如果不便报警,也可以尝试向非政府组织进行报告,比如在美国就有‘亚裔美国人法律援助与教育基金’等组织设立的专门热线。”

 

联合国新闻:社会的其他成员又能做些什么?

阿丘梅:“应对种族主义和仇外攻击绝对不只是受影响群体的事,每一个人都能发挥自己的作用,都能公开发声,反对歧视、仇外和不容忍。

对于身为少数族裔的受害者而言,社会主流群体对于他们的处境和所遭受的待遇漠不关心,面对种族歧视袖手旁观,常常是最让他们感到痛苦的原因之一。

因此,在看到此类事件时公开进行批评和反对,并向受害者群体表达支持非常重要。虽然并不是什么事情都能通过在社交媒体上呼吁来解决,但在面对网络攻击时,绝对应该及时发声加以制止。

 

© 儿基会图片/Kaninica Sengupta
来自印度的12岁女孩卡尼妮卡绘制的画作,呼吁杜绝歧视,团结抗疫。

 

联合国新闻:政府应当承担哪些职责?

阿丘梅:“政府必须确保建立相应机制,严肃对待有关歧视问题的举报,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对肇事者进行追责。要让受害者投诉有门,要有针对性的政策来加以应对,并致力于解决这一问题。

我接到的报告显示,在有些地区,警方对于有关种族歧视和仇外情绪的报告持怀疑态度,前去举报的受害者常常被劝回,这说明执法队伍当中可能也存在着一定程度的歧视和偏见,而无法严肃处理此类举报,只会进一步加剧种族歧视和不容忍。”

 

© 儿基会图片/Özgür Ölçer
难民与移民在土耳其埃迪尔内的边境地区排队等待,希望能够过境进入希腊。

 

联合国新闻:媒体在这方面又扮演着怎样的角色?

阿丘梅:“疫情暴发以来,有一些反对刻板印象和偏见的优秀报道,但也有一些媒体报道则有意无意地带有仇外情绪和种族主义色彩。

应该说,媒体对于少数族裔和边缘化群体的刻画是一个长期问题。回想一下非洲人和非洲在包括中国媒体在内的许多媒体平台上所呈现出来的形象,回想一下电影等流行文化对于非洲人口的描绘,平时长期模式化地将某一群体与犯罪、疾病和落后联系在一起,在疫情等危机来临时,日常潜移默化接受此类观念的公众,便难免依据这种刻板印象,做出排斥的举动。

难民群体也是一样。一提到‘难民’这个词,大家脑海中的所呈现出来的画面往往是衣衫褴褛的非白人群体,混乱地挤作一团。我们为什么会这样想?我们在媒体上看到了什么?从政府官员的嘴里听到了什么?这些内容又是如何固化和加深了我们对于‘难民传播病毒’的偏见,以至于让我们对医学和科学的结论都视而不见,甚至做出歧视性的行为?这些都是需要深入反思和探讨的问题。”

 

© 人居署图片/Julius Mwelu
肯尼亚首都内罗毕的马塞里(Mathare)贫民窟,2016年。

 

联合国新闻:有哪些方式能够改变这种情况?

阿丘梅:“我认为教育非常重要,每一个人都应该更多地去了解少数族裔的处境,他们遭受歧视和边缘化的历史和现状,以及漠视和无动于衷如何使情况雪上加霜。

一提到‘难民’这个词,脑海中的所呈现出来的画面往往是衣衫褴褛的非白人群体,混乱地挤作一团。我们为什么会这样想?我们在媒体上看到了什么?从政府官员的嘴里听到了什么?这些内容又是如何固化和加深了我们对于‘难民传播病毒’的偏见?

听起来似乎是非常基本的一件事,但事实上,要把他人看作与自己平等的人,对他们所受到的歧视和排斥感同身受,着实是一大挑战。比如,我们提到了非洲公民在中国受到不平等待遇,那反过来,中国公民在非洲所受到的待遇又是如何?

这两个群体理应对彼此的境遇产生同情和共鸣,然而在许多情况下却并非如此。应该说,我们所接受到的,有关‘外面的世界是什么样’的教育,没有很好地强调我们共同的人性,反而进一步加强了分歧和排斥,以及视他人为‘异类’的想法。

有关某些地区、某些民族的扭曲和不实的信息,构成了人们脑中的偏见,有些偏见非常根深蒂固。因此我认为正确的教育非常重要,学校、媒体和娱乐行业,都应该帮助我们真正地将他人视为平等的个体,将其他民族视为与自己平等的民族,只有这样才能减少各类有意或无意地歧视性行为。”

 

© 儿基会图片/Francesco Spighi / The Florentine
一名形单影只的路人走过佛罗伦萨市中心的主教座堂广场。

 

联合国新闻:您认为,此次疫情是否会进一步加剧种族歧视和仇外心理,未来,少数族裔和各国“非本国群体”的处境是否会更加艰难?

阿丘梅:“我认为这个问题眼下并无定论,它取决于哪一方更愿意投入力量去施加影响,也取决于每一个个体在每天的日常生活中所做出的选择。

我之前已经提到,有部分势力企图利用当前的不容忍情绪从中谋利,一些政客所发表的种族主义和仇外言论,正是利用种族问题拉拢选票,巩固自身权力行为的动作。

但与此同时,也有许多领导人在坚定地批评此类行为,极力地推动平等和包容,他们的努力值得赞扬。如果政府能够更加强有力地表明,歧视和仇外在任何时候都是不可接受的,如果所有社区,不只是受到影响的社区,都能站出来对此进行抵制,那么情况就一定会向着好的一面发展。”

回想一下非洲人和非洲在包括中国媒体在内的许多媒体平台上所呈现出来的形象,回想一下电影等流行文化对于非洲人口的描绘,平时长期模式化地将某一群体与犯罪、疾病和落后联系在一起,在疫情等危机来临时,公众便难免依据这种刻板印象,做出排斥的举动。

“面对这些恶劣的歧视行为,我们绝非束手无策。同时,我们也要看到,并不是只有歧视、排外和不容忍,也有许多团结互助、激励人心的温暖故事,比如最近媒体所报道的,在瑞士等国的叙利亚难民为当地居民提供帮助等等。

有关歧视和仇外的消息难免占据媒体的版面,映入我们的眼帘,但我认为我们也应该意识到,身为人类,我们能够表达出多么强烈的恨意和不容忍,就同样能够表现出多么强烈的关爱和包容。而且,倘若一味只关注歧视和偏见,那就正中那些企图从中谋利者的下怀了。”

 

联合国新闻:疫情结束后,如何在立法和政策等层面做出改变,以避免加深歧视、偏见和分裂,避免在种族平等领域所取得的成果出现倒退?

阿丘梅:“要想在下一次疫情来临之时避免如此严重的排外和攻击——我们必须意识到这次疫情绝不会是最后一次——就需要在平时投入精力和资源去抗击种族主义,促进人人平等

在疫情的紧急状态结束后,有能力的机构和个人,应该向致力于应对种族歧视的团体提供支持。作为特别报告员,我发现种族歧视和仇外心理问题,即便在人权领域也鲜少得到关注,相关组织所获得的资金与其他人权机构相比也非常有限,这让我非常震惊。必须在非危机情况下加大对这一领域的投入,才能保证相关原则在危机来临时能够得到维护。

此外,学生应该要求获得更多有关种族歧视和仇外心理,以及如何应对此类问题的教育,推动教育向更加包容转型,更加适应当今多样化的社会。

记者、国际人权机构、律师,以及每一个人,都应该主动去了解有关种族歧视和仇外心理的知识,提升自己在相关领域的素养。这样,在下一次危机来临时,社会便会有更加坚实的基础,能够对此类行为进行更加有效的回击。”

身为人类,我们能够表达出多么强烈的恨意和不容忍,就同样能够表现出多么强烈的关爱和包容。

“比如你是广州的居民,那么等疫情结束后,不妨设法了解一下,非洲国家的公民在广州的生活状况如何?自己能做些什么来为他们提供帮助?

如果你是纽约的白人居民,那么不妨问问自己,作为一个亚裔、非洲裔或是拉美裔,生活在纽约是何种感受?如何让自己所在的社区,对这些群体更加平等地包容和接纳?

应对歧视和排外,并没有一劳永逸的简单方法,只有靠每一个人持续不断地去投入时间和精力,共同去把我们所希望看到的,人人和睦相处的世界变成现实。

回到我们最开始所谈到的,为什么歧视和不容忍偏偏在最需要全球团结的时候抬头,应该说,在疫情暴发之前的一段时间,对于倡导平等和杜绝歧视工作的投入减少了,全球范围内对于仇外心理和种族主义的抵制态度不像之前那么坚决了,现在的这一波‘疫情歧视’就是我们为此所付出的代价。”

 

钱思文,中国上海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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