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线亲历：我的疫情隔离手记
2月23日，河南郑州，一通来自医院的电话打破了周日早晨的平静。电话通知说，几天前曾经来过我家的一个朋友，刚刚在新冠病毒的检测中呈阳性。
因此，我和家人也必须到医院进行医学隔离观察。现在我们必须待在家里，等待医务人员上门来接。
没过多久，三名身穿全套防护装备的医务人员就来了。其中一位对我家进行了消毒，另外两位则协助我和父母填写表格，写明健康史、近期旅行史，以及那位朋友来访之后，我们都接触过哪些人。
出门前，母亲尽可能地带足了口罩。父亲拿上了全家的银行卡和医保卡。我则赶忙给鹦鹉喂食，还迅速向上级主管发了邮件说明情况。登上救护车的时候，我注意到邻居们都站在阳台上张望，我心想，要是救护车的警笛没响就好了。
就像全国的每一个人一样，我也每天关注着有关疫情的新闻，但在踏进医院的刹那，我仍然觉得非常不真实。这是真的吗？首先引起我注意的就是消毒剂的强烈气味，不过最初传来的是好消息：我和父母的CT扫描结果都没有异常，第一次核酸检测也全是阴性。
父母能回家了，可我却我发烧了
在医院不用付一分钱让我有些意外。医生给我采了三次拭子，全都没有收费。所有的检测、口罩，甚至食物都是免费的。父亲出门前带的银行卡和医保卡完全没有用上。医生告诉我们，即便检测呈阳性，国家也会负担所有的治疗费用。
隔离期间，每过一个小时，就会有一名护士来给我量体温。她的小本子上写满了我的体温记录，但她一直戴着口罩，所以我始终没能看清她的长相。
一段时间之后，父母一切正常，可以回家了，但我却不行，因为我竟然发起了低烧。说不害怕那是骗人的。我不停地给自己测体温，还拼命地喝了很多水，但还是没有什么用。
医生决定再给我做一次检测，并进行肺部的CT扫描，结果都没有问题。但我却烧了三天，我一度担心这就是我这辈子最后的日子了。为了不要想太多，我开始刻意不看有关新冠肺炎死亡率的新闻，通过写作、运动和涂鸦来转移注意力，试着往积极的方面想。
给朋友打电话，假装只是聊天
我给所有的朋友打电话，一边听着他们的声音，一边假装只是没事找他们聊天。我甚至还给父母写了一封很长的信，以防万一。远程工作也没有中断，这让我多少还能维持日常节奏，每天都有事情可干。
我从来没有像这样享受每天和同事的线上会议，因为我可爱的同事们总是鼓励我要坚强，说一定会没事的。当时的处境真的很艰难：虽然非常担心自己可能染上了一种致命的传染病，却又不知道该怎么和别人说。
能够参加开发署和世卫组织发起的“传播防疫知识，不传播病毒和恐惧”（#SpreadTheWordNotTheVirus）宣传活动，我感到很自豪。成千上万的人通过这个平台分享抗疫知识，帮助应对疫情。参与这项活动的支持工作让我觉得，即使是身在医院隔离，在某种程度上，我也为这场抗疫斗争，做出了自己小小的贡献。
一天晚上，我和那位不幸确诊的朋友打了一个很长的电话。我们俩都忧心忡忡，还列了很多在出院之后想要做的事情，聊呀聊呀，一直聊到了睡着。
也就是在那天晚上，自从发烧以来，我第一次睡了一个好觉。第二天一早，我的体温恢复了正常。医生后来对我说，我发烧很可能就是因为压力太大了。又过了一天之后，我也可以回家了。后来我听说，那位生病的朋友也在渐渐好转。
艰难岁月的收获
疫情终将过去，但这段时间我有幸感受到的，来自家人、朋友、护士、医生，以及开发署各位同事的爱和关心，却会永远陪伴着我，正是这股力量，支持着我度过了隔离的时光。
毫无疑问，疫情肆虐的这段日子，对所有人而言都是艰难的。但身边每一个人的善意，每一个努力振奋精神、表达支持或是传递关爱的小小举动，也都让我深受感动。我觉得，这将是我在疫情期间最宝贵的收获。病毒或许来势汹汹，但有了人与人之间的温暖，以及我们对于生活的热爱，就一定能够将它战胜。
注：双楠目前在联合国开发计划署驻华代表处的传播、创新与合作伙伴关系处实习。本文经授权发表，经过翻译和重新编辑。点击此处浏览英语原文。
此前，联合国开发署已向中国捐赠了总价值约50万美元（约合350万人民币）的防疫物资，其中包括临床心电监护系统、输液泵、无创呼吸机和防护服等。
开发署还协同世卫组织，在社交媒体平台上发起“宣传防疫 算我一份”倡议活动，用50多种语言和方言分享应对2019冠状病毒病的最佳防护措施，吸引数十万网友参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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