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权力道出实情: 为全球人权而战的联合国专家
这些特别报告员经常发现自己成为国际和国内政治的焦点。他们独立于政府和机构——包括任命他们的联合国人权理事会。正是由于他们所发挥的独特调查作用，世界各地涉嫌侵权的行为才得以时常受到揭露。
联合国人权专家的任务是“报告和建议"，他们都是专门研究具体形式的侵犯国际人权法行为的专家；例如酷刑、人口贩运或隐私权。他们还针对具体国家进行调查。
从正式的身份来说，人权专家是总部设在日内瓦的人权理事会特别程序的一部分，该理事会的成员是在联合国大会上选举产生的，但理事会任命的人权专家是志愿者，不是联合国的工作人员——他们所做的工作也没有报酬。他们所拥有的职位可以构成一个强大的讲坛，为经常被剥夺发言权的人发出声音。
特别报告员每年10月会来到纽约联合国总部，向大会通报他们的最新调查结果。
在此期间，《联合国新闻》采访了其中一些富有献身精神的专家，讨论是什么驱使他们做这项经常代表世界各地的弱势群体批评国家和其他强大机构的工作。
“我们不能保持沉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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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外处决、即审即决或任意处决问题特别报告员阿涅丝·卡拉马尔（Agnès Callamard）的名字从调查沙特记者贾迈勒·卡舒吉遇害到谴责维基解密创始人朱利安·阿桑奇被捕，经常出现在新闻中。
卡拉马尔女士在其整个职业生涯中一直致力于人权和人道主义事业。在履行联合国特别报告员职责的同时，她还继续担任哥伦比亚大学全球言论自由倡议主任一职。在此之前，她曾担任致力于在全球促进言论自由、以《世界人权宣言》第19条命名的国际人权组织“第十九条”（Article 19）的执行主任。
卡拉马尔还建立了“人道主义问责伙伴关系”（Humanitarian Accountability Partnership ）(现为“核心人道主义标准联盟”CHS Alliance)，这是人道主义机构的第一个国际自律机构。她曾以各种身份为大赦国际工作，并为世界各地的多边组织和政府提供人权方面的咨询(此处为完整履历)。
在卡拉马尔今年10月来到联合国报告她的工作进展时，我们对她进行了采访。她就享有言论自由的问题，针对她所参与的一些引人注目的案件发表了意见。
她告诉《联合国新闻》，在一年多前，贾迈勒·卡舒吉被谋杀一案尤其令人感到震惊，这不仅仅是因为她领导的人权调查所审查的令人毛骨悚然的细节，还令其感到震惊的另一件事是“世界众多国家的政府试图不去追究。一些国家政府发表了强烈声明，但很快就有人试图恢复常态”。
她说：“我对大阪举行的20国集团会议感到震惊，在我发表报告的几天后，美国总统拥抱了沙特阿拉伯王储，我的报告对于王储在卡舒吉一案中的责任提出了极为严肃的警告，美国总统不遗余力地表达他对王储的喜爱是非常不恰当的，在那次20国集团会议上看到房间里其他人对此保持沉默同样令人感到震惊”。
她说：“不采取行动是一回事，完全保持沉默是另一回事。我们不能让对人权友好的政府在面对会议被操纵和政治化时，在目睹人权保护遭到践踏时保持沉默”。
对那些为自己的价值观而战的人、为正义而战的国家以及为他人而战的人的承诺，就是我成长的方式——联合国法外处决、即决处决或任意处决问题特别报告员卡拉马尔
卡拉马尔对人权的热爱根深蒂固，她告诉《联合国新闻》，这种热爱根植于她的童年:“如果没有对社会正义和人权保护的承诺，我无法想象我的生活和工作会是什么样子。我小时候就是这样长大的。每年我都向加入法国抵抗运动并被纳粹杀害的祖父，以及在同一天被杀害的其他人表示敬意”。
她说：“对那些为自己的价值观而战的人、为正义而战的国家以及为他人而战的人的承诺，就是我成长的方式。这几乎是一个自然的旅程，我发现自己在做我在过去20年里所做的工作，从人权，到妇女权利，言论自由，到冲突局势中的权利。成为特别报告员是我探索如何最大限度地利用我所学到的知识，并为保护世界各地的人权作出贡献的一种方式” 。
卡拉马尔女士作为指摘各国政府和国家元首的知名度较高的人权报告员之一，经常受到批评和攻击。例如，2017年，菲律宾总统罗德里戈·杜特尔特对其进行侮辱，并对她关于导致该国数千人死亡的 “禁毒战争”运动的言论进行了人身暴力威胁。
卡拉马尔女士告诉《联合国新闻》，她对这种攻击并不在意，她指出特别报告员发表的许多声明都是几位人权专家联合发表的这一事实: “我们觉得自己的决心更强，因为我们不是孤军奋战。尽管如此，这并不能阻止社交媒体上的蛊惑人心者或是政府批评我们，有时是用非常不恰当的措辞。但与我们所代表的人民所经历的威胁相比，这算不了什么”。
与全球仇恨的先兆——反犹太主义做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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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过去的12个月里，世界目睹了反犹太主义暴力的上升，促使联合国秘书长安东尼奥·古特雷斯在1月份发出警告说，“旧的反犹太主义又死灰复燃——而且越来越严重。”
宗教或信仰自由问题特别报告员艾哈迈德·沙希德在向联大提交反犹太主义问题的报告时，将反犹太主义描述为“全球仇恨矿井中的金丝雀”，指出，如果“如果问题得不到解决，将对所有社会构成威胁”。
沙希德先生是马尔代夫公民，曾两次在马尔代夫担任外交部长，并在2003年至2011年期间推动马尔代夫接受国际人权标准的努力。他目前是埃塞克斯人权中心（Essex Human Rights Centre）的副主任(更多信息请见此处)。
沙希德先生以前曾担任联合国伊朗人权问题特别报告员，在此期间，他遭到伊朗当局的严厉批评，最终被禁止入境。在他看来，这同特别报告员的工作性质有关。他说:“我认为，每次有人为人权大声疾呼，都会有人对此感到不高兴。
如果你在为正确的事情大声疾呼，那么你必须准备好面对随之而来的批评，让我继续一往无前的原因是，有人需要关注，有人在我们的工作中发现价值。尽管政府反对，我还是这么做了。然而，他们也时常会对此加以注意并做出正确的决定"。
沙希德在接受《联合国新闻》采访时说，他关注反犹太主义问题的动机可以追溯到他的成长时期:“我一直被反犹太主义在我自己的国家如此广泛的传播所震惊，那里从来没有犹太人。但无论你走到哪里，这种现象却是如此普遍存在。”
“在授权任务中，我非常关注全球不容忍现象的加剧，我认为这种不容忍的起点源于这一最古老的仇恨，因为如果我们了解到反犹太主义、阴谋论和替罪羊的表述有多么有害，那么我们就可以开始解决所有其他问题。对我来说，反犹太主义是一种特别有害的仇恨形式”。
奴役制的幸存者和“人类灵魂的坚忍不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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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个持续了几个世纪的人权问题是奴役制。一半以上的国家尚未将其定为犯罪，全世界约有4000万人遭到奴役，其中四分之一是儿童。
联合国当代形式奴隶制问题特别报告员乌尔米拉·博拉（Urmila Bhoola）在全球范围内致力于促进人权，结束童工、童婚、强迫劳动和其他当代形式的奴隶制。
博拉女士作为劳工和人权律师在南非工作了大约二十年，并因其权利和性别平等工作获得了许多表彰。
正如她向《联合国新闻》解释的那样，支持工人的权利，结束他们遭受的剥削，一直是她最关心的工作，而她目前的角色让她能够帮助世界上一些最脆弱的人。
她说：“我的任务还侧重于奴役制对妇女和儿童的具体影响，这是一个机会，使我能够为争取工人的权利作出更大贡献，并真正履行我的承诺，结束我们在当今世界上发现的极端形式的剥削。”
作为特别报告员，她有机会与几个国家的政府、民间社会组织、幸存者和受害者进行接触，并提出建议。她还亲眼目睹了当代奴隶制的毁灭性影响。
她说：“对我真正有重大影响的一个情况是在尼日尔的一个村庄会见了一些妇女，这是我第一次出访。我遇到一名幸存者，她向西非国家经济共同体（Economic Community of West African States）的法院起诉她的政府，因为她被她的主人变卖为奴隶。她不仅设法获得了赔偿，同时也恢复了尊严，因为法院做出了有利于她的裁决”。
我遇到了她和许多逃离奴隶制的妇女:她们被迫成为‘第五任妻子’，也就是说，一个主人和他的四个妻子实际上雇佣了一个人，通常是一个女孩，在家里做奴隶”。
博拉说：“他们中有些人有着可怕的经历: 其中一个人被她的主人挖出了眼睛，因为她拒绝服从他的要求。尽管他们经历了很多，但他们的坚忍不拔的精神和尊严确实打动了我。我觉得我遇到的每一个人，每一个幸存者和受害者，都非常有尊严地讲述了一个故事，他们讲述了人类灵魂的坚忍不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