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题报道】竭尽心力为全世界难民提供保护——记联合国首位女性难民事务负责人绪方贞子

联合国首位女性难民事务高级专员、来自日本的绪方贞子今年10月逝世,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发表声明致哀,称赞其为难民救援工作设立了标杆,是“全球人民的榜样”。
©难民署图片/Anneliese Hollmann
联合国首位女性难民事务高级专员、来自日本的绪方贞子今年10月逝世,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发表声明致哀,称赞其为难民救援工作设立了标杆,是“全球人民的榜样”。

【专题报道】竭尽心力为全世界难民提供保护——记联合国首位女性难民事务负责人绪方贞子

移民与难民

今年10月22日逝世的绪方贞子是联合国历史上首位女性难民事务负责人,也是联合国难民署迄今为止唯一一位来自亚洲地区的负责人。现任联合国秘书长、曾经同样担任过难民署负责人的古特雷斯称赞她“为难民援助工作设立了标杆”,是“全球人民的榜样”。在生前接受联合国的几次采访和发表的讲话中,绪方有关人道主义、难民工作以及女性权益的诸多见解,体现出一位出色外交官的深刻见地,以及女性所独有的细腻和敏感,在今天依旧能够带来启迪。请听钱思文的报道。

绪方(婚前本姓中村)于1927年出生在日本东京的一个外交官家庭,父亲是时任日本驻芬兰大使的中村豊一。为她取名“贞子”的曾外祖父是日本第29任内阁总理大臣犬养毅,他不赞成日本在华建立伪满洲国政权,还曾庇护过落难期间东渡日本的孙中山和蒋介石等人,于1932年遭日本极右翼势力刺杀。

她的外祖父是在犬养内阁担任外务相的芳泽谦吉,姨夫是曾任日本驻美国大使的井口贞夫。她的岳父绪方竹虎曾经担任日本内阁副总理,丈夫绪方四十郎则历任日本央行理事及日本开发银行副总裁。

 

前联合国难民高专绪方贞子在伊朗克尔曼沙阿。
©难民署图片/Jeff Crisp
前联合国难民高专绪方贞子在伊朗克尔曼沙阿。

 

绪方毕业于日本圣心女子大学,在日本女性极少前往海外留学的年代,她在美国著名的乔治敦大学沃什外交学院获得国际关系硕士学位,又于1963年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获得政治学博士学位,毕业论文分析了伪满洲国建立的政治格局以及日本侵华的原因。在1991年成为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之前,曾长期在日本上智大学任教,并担任外交学院院长。

 

1991年3月1日,巴尔干半岛布尔韦尼察地区,科索沃难民逃离家园。
联合国图片/UNHCR/R LeMoyne
1991年3月1日,巴尔干半岛布尔韦尼察地区,科索沃难民逃离家园。

 

绪方在2005年出版的名为《动荡十年》(The Turbulent Decade)的回忆录中表示,在最初赴任之时,她计划的任期只有三年,只是为了填补前任难民高专上任不到一年就突然离职所留下的空缺,但最终,她与难民署的缘分却延续了整整十年。

而绪方在任的1991-2000年,也确实是20世纪最为动荡的十年之一。在她的领导下,难民署应对了海湾战争巴尔干战争卢旺达大屠杀等多场冲突所引发的难民危机。为了帮助被困土耳其和伊拉克边境的库尔德难民,绪方贞子扩展了难民署的任务授权,开始为境内流离失所者提供援助;在波黑战争期间,难民署更是与欧洲各国空军合作,用飞机将平民从遭遇围城的萨拉热窝运出。绪方在任期间,难民署的预算和人员都增加了一倍以上。

以下内容选自绪方贞子在1991和1993年在任期间,以及2005年卸任之后在联合国总部所接受的采访,如今听来依旧令人深思——十多年后的今天,让难民遭受苦难的根源依旧没有消失,而十多年后的我们,又是否还能拥有前人的那份智慧与真诚?

 

1992年7月1日,时任联合国难民署负责人的绪方贞子走访萨拉热窝查看难民援助工作。
©难民署图片/Peter Kessler
1992年7月1日,时任联合国难民署负责人的绪方贞子走访萨拉热窝查看难民援助工作。

 

人道主义援助解决不了人道主义问题

“人道主义援助解决不了人道主义的问题”是绪方的一句“名言”,她非常明确,要解决难民危机这一人道主义问题,就必须与相关政府进行艰难的谈判和磋商,以达成政治上的协议。

绪方贞子:“难民署可以为难民提供安全保护和食品,给他们一个相对稳定的环境,做到人道主义层面所能做到的一切,但是造成难民危机的根源是政治性的,假如没有政治解决方案,就好比一边开着消防车灭火,另一边却不扑灭火源。要把人道主义的原则变为现实,就必须经过政治途径的考量和协商,因此我们常常需要与一些不太合作的政府打交道,因为正在经历难民问题的政府,无论是难民的收容国还是原籍国,所面临的状况都是非常困难的。”

 

柬埔寨难民离开位于泰国的难民营,登上联合国难民署的火车返回家园。
联合国图片/Pernaca Sudhakaran
柬埔寨难民离开位于泰国的难民营,登上联合国难民署的火车返回家园。

 

尽管如此,绪方仍然表示自己绝对不会放弃。她说:“有一些改变还是可以实现的”。

绪方贞子:“我不会放弃,有一些改变是可以实现的,只要有联合国与人道主义机构的努力,还有国家政府的坚定支持。最近我发现,国际社会开始逐渐认识到,帮助难民重返家园不仅仅是一个慈善的问题、同情的问题,更是事关安全和正义的问题,这让我感到了一丝鼓舞,不过或许认识的程度还不够。”

绪方贞子表示,难民署的任务授权是提供保护,并解决难民的问题,但无论难民署还是联合国,所能做到的事情都是有限的。

绪方贞子:“那些为了逃避战争和迫害而跨越国境的人,没有任何国家能够保护他们,因此难民署就要保护他们,为他们说话,就像政府会保护本国的国民一样。但要彻底去制止重大的冲突或者战争,无论对难民署还是联合国而言,都是要求太高了。我认为联合国从来都不是为了这个目的而建立的,联合国可以遏制、可以纠正,但她并不能派出大批的军队去结束一场战争。”

 

绪方贞子在布隆迪访问一间由难民署支持的孤儿院。
©难民署图片/Paul Stromberg
绪方贞子在布隆迪访问一间由难民署支持的孤儿院。

 

国际社会更擅长短期援助而非长期支持

绪方贞子表示,从她个人的经验来看,在人道主义危机发生的当下,国际社会还是能够伸出援手、迅速应对的,相比之下,寻求长期解决方案就要困难得多。

绪方贞子:“大家对于短期的人道主义援助都有很大的热情,希望为那些身处困境、受到不公待遇的人做点什么。可是最初的危机过去之后,难民真正融入社会的过程是非常缓慢的,需要花费很长的时间,不但需要人道机构,更需要发展机构和政府的参与,常常就是在这种漫长和复杂的过程中,媒体失去了兴趣,国际社会的注意力也慢慢消失了。”

 

1994年7月,逃离灭绝种族事件的卢旺达难民从扎伊尔的戈马(Goma,今属刚果民主共和国)返回家园。
联合国图片/John Isaac
1994年7月,逃离灭绝种族事件的卢旺达难民从扎伊尔的戈马(Goma,今属刚果民主共和国)返回家园。

 

此外,绪方贞子表示,随着时间的推移,难民危机的情况往往会变得更加错综复杂,也为国际援助带来更多障碍和困难。

绪方贞子:“因为引发难民危机的常常是政治性的问题,而所有的政治问题都是复杂的,面对这种人为的灾难,要做到中立和公正是很难的,可能你帮助了某一个群体,却同时成了另一个群体的敌人。”

针对部分人士指责难民署的援助行动让难民危机旷日持久,让战争迟迟无法结束的说法,绪方贞子表示,难民署最希望的就是让难民能够尽快摆脱难民身份,让难民营成为不再需要的“多余”。

绪方贞子:“难民署当然希望,也在不断努力,让所有难民尽快摆脱难民状态,但返回家园需要他们的祖国能够提供安全的环境,需要社会能够愿意让他们重新融入,解决方案是有的,但是达成这种方案需要漫长的时间和艰难的谈判。对于难民署而言,能够关闭难民营和驻地办事处,就是我们的成功。”

 

阿富汗赫拉特(Herat),一名妇女正在世界粮食计划署的粮食分发点排队领取鹰嘴豆、小麦和食用油。
联合国图片/Eric Kanalstein
阿富汗赫拉特(Herat),一名妇女正在世界粮食计划署的粮食分发点排队领取鹰嘴豆、小麦和食用油。

 

维护女性权益不能脱离社会文化背景

在卸任前最后一次向联合国安理会进行汇报时,绪方贞子大力呼吁加强对难民营的安全保护,应对强奸以及性暴力问题。

绪方贞子:“我觉得这是我最后一次有机会代表难民在安理会发言了,因此我向安理会所表达的是,难民署会负责所有人道主义方面的工作,但是安理会需要在维护难民营安全方面负起更大的责任。要知道,难民营可能在一夜之间就会涌进一百万人,确实无法做到一天24小时跟踪了解每一个人的去向,不可能指望每一个人都遵守同样的秩序和行为标准,也无法提供一个人口一百万的城市所能够提供的全套服务。”

 

1997年,逃往孟加拉国考克斯巴扎地区的一百万难民中有大约四分之一返回了缅甸。
联合国图片/难民署图片/A Hollmann
1997年,逃往孟加拉国考克斯巴扎地区的一百万难民中有大约四分之一返回了缅甸。

 

绪方贞子表示,通过与联合国人口基金合作,难民署在加强女性安全、满足女性需求方面也付出了许多努力。

绪方贞子:“联合国人口基金拥有性健康与生殖健康方面的专业知识和技能,因此我们与他们合作,让他们在难民营内开展工作。在波黑和卢旺达,我们都建立了妇女中心,让女性能够聚到一起、彼此照应,避免落单,同时为她们提供培训,努力为她们寻找就业机会。同时我们也会向难民营内运送女性卫生用品,并引入一些法律手段,这绝对不是最理想的状况,但确实是我们在现有条件下所能做到的最好。”

绪方贞子表示,维护妇女和女童权利确实非常重要,但在为之努力的同时也不能完全脱离难民所处的文化和社会背景。

绪方贞子:“我们所接触的人群是形形色色的,其中不乏一些类似男性宗族家长制的文化,就算是在难民营里,也不能强行去改变这种社会形态。举例而言,联合国在阿富汗难民营里设有男女分开的学校,所有的男孩都会去上男校,但女孩却不是这样。难民署花了非常大的力气,鼓励女孩去上学,也确实取得了一些成功。虽然与男孩相比,她们的入学比例还是非常低,但假如完全不去干预,完全按照本民族的传统文化来决定的话,那女孩是根本不会去上学的。因此,努力是必须的,但在努力的同时,也要充分理解难民的文化背景和社会需求。”

 

钱思文,纽约联合国总部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