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题报道】“我曾活得像个幽灵”——无国籍问题活动家玛哈·马默的故事

无国籍问题活动家玛哈·马默在联合国难民署第70次年度执委会会议期间,与难民署亲善大使、著名影星凯特·布兰切特手持各自的护照合影留念。
© 难民署图片/Pierre Albouy
无国籍问题活动家玛哈·马默在联合国难民署第70次年度执委会会议期间,与难民署亲善大使、著名影星凯特·布兰切特手持各自的护照合影留念。

【专题报道】“我曾活得像个幽灵”——无国籍问题活动家玛哈·马默的故事

移民与难民

生于1988年的玛哈·马默(Maha Mamo)曾是一名无国籍者,经过整整30年的努力,才终于在去年成功获得了巴西的国籍,终于能够胸有成竹地拿出护照,“证明自己是一个真实存在的人”。在本周举行的联合国难民署执委会会议期间,玛哈·马默接受了难民署亲善大使,著名影星凯特·布兰切特的采访,讲述了自己的人生经历,以及曾经作为一名无国籍者所承受的苦难。请听联合国新闻钱思文的报道。

出生地和血统是获得国籍最主要的方式,大多数人都是在出生时依据这两项原则取得国籍的。比如,在主要依据出生地原则的巴西,一个人只要在巴西出生,就能够取得巴西的国籍。而在依照父系血统原则的黎巴嫩,如果父亲具有黎巴嫩国籍,那么子女也就能够获得黎巴嫩国籍。然而,玛哈的情况却有所不同。

玛哈·马默:“我一生下来就没有国籍。我出生在黎巴嫩,但我的父母是叙利亚人。我的妈妈是穆斯林,爸爸是基督徒。在叙利亚,不同宗教之间通婚是非法的,不被法律承认,也不能进行婚姻和儿童出生登记。所以,我的父母在相识、相爱之后,便从叙利亚逃到了黎巴嫩,在那里结了婚,生下了三个孩子,我、我的姐姐苏阿德,还有弟弟艾迪。我们三个人,既不是黎巴嫩人,也不是叙利亚人,从出生起就成了无国籍者。”

孩提时代的玛哈自然还无从了解无国籍是怎么回事,而对她的父母而言,如何让孩子接受教育,则是摆在面前的第一道难题。

玛哈·马默:“当时我还是个小孩子,根本不知道有证件和没证件的区别。妈妈希望我们能够上学,所以她很努力地争取,跑了很多所学校,拼命跟学校里的人解释,说这几个孩子是真实存在的,虽然他们没有证件,让他们受教育是很重要的。在被几所学校拒绝之后,一所亚美尼亚人的学校接受了我们,学校里的人对我妈妈说,没关系,你们想上学的话,就来吧。”

 

2016年,玛哈·马默与姐姐苏阿德在巴西。
© 难民署图片/Gabo Morales
2016年,玛哈·马默与姐姐苏阿德在巴西。

 

“黎巴嫩人可以来上学,外国人也可以来上学,你到底是什么人?”

随着年龄的增长,玛哈开始渐渐察觉到一些异样。

玛哈·马默:“一开始,我只是觉得我的同学都是亚美尼亚人,而我是阿拉伯人,所以我跟他们不一样。但渐渐的,我开始意识到事情并没有这么简单。有一次,有几个来学校考察的球探选中了我,想让我去职业篮球队打球,但是因为我没有任何证件可以证明自己的身份,最后没有去成。另外,我从小就参加了黎巴嫩的女童子军,一直跟着大家一起去野营。可是16岁的时候,朋友们都跟着童子军去了约旦夏令营,而我却因为没有证件去不了,一个人留了下来。”

中学毕业的时候,玛哈的理想是当一名医生。她把黎巴嫩所有的大学列了一张单子,一家一家地去求他们,给他们看自己出色的成绩单,但是因为没有国籍和身份证明,大多数的学校都拒绝了她。

玛哈·马默:“我去的第一所大学,接待我的管理人员直接把成绩单扔到了我的脸上,叫我滚蛋,他说,我们又不是在玩,你到底是什么人,如果你是黎巴嫩人,你可以来上学,如果你是外国人,你也可以来上学。我无言以对。最后只有一所大学愿意收我,可他们却没有医学专业,他们商科和计算机专业,我说没问题,我就学这个。那是一所私立大学,学费很高,我的家境很普通,所以得要勤工俭学,但是要在没有证件的情况下打工又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

类似的挑战还有许许多多。

玛哈·马默:“要做许多最基本的事情都会遇到问题,买手机卡、去医院看病,甚至是去朋友的生日会,因为没有证件,你连酒吧都进不了。我最怕的就是过检查站,在黎巴嫩,我们有一些检查站,经过的时候都需要出示证件,我非常害怕自己会因为没有证件而被抓起来。我们姐弟三个人每天都会遇到这样那样的困难,对于自己的身份问题也越来越感到焦虑。”

 

无国籍问题活动家玛哈·马默在联合国难民署有关无国籍问题的记者会上。
© 难民署图片/Pierre Albouy
无国籍问题活动家玛哈·马默在联合国难民署有关无国籍问题的记者会上。

 

“你的情况属于无国籍,你是一个无国籍的人。”

玛哈开始问自己,“我是谁?为什么我们姐弟三个会遇到这么多问题?”她搜索各类信息,尝试自己能想到的各种解决办法。

玛哈·马默: “我知道我们和别人不一样,但却不知道该怎么做才能解决。所以从16岁起,我开始给黎巴嫩全国每一个我能想到的人写信,告诉他们我的情况。我写给黎巴嫩的总统、写给所有的部长、写给所有能帮助我,能告诉我怎样才能拿到证件、证明自己存在的人。但是所有的人都拒绝了我。于是我又想,既然我的父母是叙利亚人,那么我肯定也是叙利亚人。所以我又写信给叙利亚的政府,但是也被拒绝了。”

尽管接连碰壁,但玛哈仍然没有放弃。

玛哈·马默:“我的目标很明确,我需要找到一个解决办法,需要找到一个属于自己的去处。于是我开始给所有在黎巴嫩开设大使馆的国家写信,绝大多数都被拒绝了。有些国家甚至还让我去进行了面试,但是最后工作人员却说,你连护照都没有,我们给你签证也没有地方贴啊。其中一个使馆回信给我说,你的情况属于无国籍,你是一个无国籍的人。这是我第一次知道无国籍这个词。”

 

无国籍问题活动家玛哈·马默展示她的身份证件。
© 难民署图片/Gabo Morales
无国籍问题活动家玛哈·马默展示她的身份证件。

 

“我们的第一个梦想实现了。我们是难民了。”

2014年,在连续9年遭拒之后,巴西给玛哈姐弟带来了一线希望。由于姐弟三人是叙利亚人的后代,在叙利亚发生战争的情况下,他们或许能够符合难民的资格。基于这一情况,巴西驻黎巴嫩的大使馆给了三人为期6个月的签证。

玛哈·马默:“巴西大使馆的工作人员跟我们说得非常清楚,我们给你的签证能够让你离开黎巴嫩去巴西,但是到了巴西之后,你就只能靠自己了。我回答说,有这个就够了,我只是需要一个证件,让我能开始迈出第一步。”

2014年9月,玛哈姐弟来到了巴西。用玛哈的话说,去巴西之前,她对这个国家唯一的了解就是足球和桑巴,他们语言不通、举目无亲,一切从零开始。

玛哈·马默:“2014年的时候,巴西的法律还没有处理无国籍问题的手续,甚至都没有关于无国籍的定义。所以唯一的办法就是成为难民,但我们不介意,我们只是希望能够有一个证件,能够有一点小小的希望。”

2016年,在联合国难民署的帮助下,玛哈姐弟获得了叙利亚难民的身份。

玛哈·马默:“我们迈出了第一步。我们的第一个梦想实现了。我们是难民了。我不知道有没有人会梦想着要成为难民,但是对我们来说,这至少是一个身份。这是我们的奖杯,是我们的骄傲,因为我们可以在巴西的领土上停留5年,而不用担心被遣返,或是被送去别的什么地方了。”

然而,命运却又对玛哈开了一个残酷的玩笑。

玛哈·马默:“就在获得难民身份一个月之后,我的弟弟在一次抢劫当中被杀害了。一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天,他都是一个无国籍者,但是巴西给了他一个机会,让他像正常人一样生活了一年半的时间。我们为他申请到了死亡证明,就是因为他在巴西是一个受到法律认可的难民。要知道,无国籍的人,出生的时候没有出生证明,一生都活得像个幽灵,死后也没有死亡证明,连做人最起码的尊严都没有。”

 

整整30年的努力之后,无国籍问题活动家玛哈·马默于2018年10月成功获得了巴西的公民身份。
© 难民署图片/Susan Hopper
整整30年的努力之后,无国籍问题活动家玛哈·马默于2018年10月成功获得了巴西的公民身份。

 

“我付出了那么多,就为了这么一张纸”

弟弟的意外身亡深深触动了玛哈,她开始四处演讲,接受采访,把自己的故事说出来,让更多的人了解无国籍是怎么回事,无国籍的人承受着怎样的痛苦。

2018年,巴西通过新的移民法,第一次加入了处理无国籍问题的手续。同年10月4日,玛哈和姐姐成功地获得了巴西的公民身份。

玛哈·马默:“这是意外的惊喜,我感觉太棒了,真的太棒了。那时候我觉得自己像在做梦,因为我努力了30年,就是为了获得一个国籍,现在终于实现了,我终于可以自由地生活了。但现实很快又击中了我,我付出了那么多,就为了这么一张纸,这一张纸就决定了我的一生。这一纸大多数人都习以为常的证明,就是我的全部,就是我为了证明自己的存在,为了能够像普通人一样生活所付出的一切。”

在四处演讲的过程中,玛哈发现,原来与她有着类似处境的人还有许许多多,有些无国籍者因为感到绝望,甚至多次试图自杀,而玛哈的经历,又让他们重新燃起了希望。

玛哈·马默:“有许多无国籍的人找到我,说我给了他们希望,因为假如玛哈能做到,那么我也能做到,假如巴西修改了自己的法律,加入了处理无国籍问题的条款,那么其他国家也能做到。从2015年起,我几乎参加了难民署在美洲举办的所有活动,同许多外交官、政府工作人员甚至总统交谈。我的感受是,他们原本并不知道无国籍的问题有多严重。这并不是一个政治问题,也不是一个宗教问题,更多的是一个人道主义的问题,我们所需要的,只是政府能够给出一点点善意。法律是人写的,而人是会犯错误的。所以只要我们努力推动一点点,让各个国家的政府知道自己能够做什么、应该做什么,这个问题就能够得到解决。”

 

 

钱思文,纽约联合国总部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