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题报道】暴力右翼极端主义日渐抬头 联合国成员国借助多边外交舞台商讨应对策略

2019 年 6 月 3 日

近年来,暴力极端主义的意识形态和恐怖主义逐渐抬头。暴力极端主义团体不断犯下罄竹难书的暴行,给众多国家和社区带来了难以名状的痛苦和恐惧。这种不容忍和暴力的意识形态对联合国的和平、安全、人权和法治价值观同时构成了挑战。5月30日,由挪威和约旦担任共同主席的“防止暴力极端主义之友小组”在联合国纽约总部举行了一个题为“预防和应对暴力右翼极端主义”的主题研讨会,讨论国际社会如何更好地应对全球暴力极端主义的扩散。请听联合国新闻李茂奇的报道。

“防止暴力极端主义之友”小组成立于2017年9月,共有40多个联合国成员国加入,欧盟也是成员之一。该小组的宗旨是通过化解驱使个人激进化的根本条件,来促进打击恐怖主义和暴力极端主义的全面方法,这包括为联合国反恐办公室防止暴力极端主义的努力提供政治支持,分享关于防止暴力极端主义的经验教训和最佳做法,为联合国实体、政府、民间社会、宗教领袖和其他利益攸关方之间的讨论和协调提供论坛。

30日召开的小组会议着意讨论日益抬头的暴力右翼极端主义问题,会议的目的是共同探讨预防和应对之道。

 

 

约旦常驻联合国代表西玛·萨米·巴霍斯( Sima Sami I. Bahous)作为共同主席首先在会上发言。她表示,暴力极端主义不真正信奉任何一种宗教,也不分肤色,不限地域。2019年,从哥伦比亚、到斯里兰卡,从美国到新西兰,世界共发生了300多起恐怖主义事件。

巴霍斯:“世界在意识形态领域面临一个危险的对手,尽管他们的人数不多,但如果我们对这种极端主义的声音保持沉默,他们将会得势。在社交媒体放大功能和当今通讯超速传播的作用下,极端主义会不成比例地导致大规模的暴力和令人发指的行为。”

巴霍斯表示,以人性化的眼光去看待和理解与自己持有不同观点的人是防止激进化的最为有力的防御武器。因为在大多数情况下,人们之所以倒向极端主义,是因为他们接触不到多样化的思想,缺乏包容性的精神,还有就是由于贫困和缺乏机会而陷入绝望,看不到希望。

 

联合国图片/Mark Garten
约旦常驻联合国代表西玛·萨米·巴霍斯

 

巴霍斯:“暴力极端主义的意识形态通常会对那些感到失落的人具有吸引力,这些人通常受到国家或公民社会的忽视,世界范围内的极端主义组织通常可以钻的一个空子就是:一些社会缺乏提供一个交换意见的媒介和平台,使温和的观点和包容的思想得不到传播。这些极端组织填补了国家和社会留下的一个真空。“

2011年7月22日,挪威首都奥斯陆市中心的挪威政府办公大楼附近发生了爆炸,不到两个小时后,在位于奥斯陆西北部的一处岛屿上,执政党召集的青年夏令营活动地点又发生了枪击事件,两起事件造成至少近90人死亡,数十人受伤。凶手是一名挪威的极右翼分子。

“防止暴力极端主义之友”小组另一个共同主席、挪威常驻联合国代表莫娜·尤尔(Mona Juul)表示,暴力右翼极端主义是世界许多地方面临的一个共同威胁,如何应对这一威胁也是本次研讨会所聚焦的内容。

 

联合国图片/Manuel Elias
挪威常驻联合国代表莫娜·尤尔

 

尤尔:“2011年7月22日发生在挪威的恐怖袭击事件是该国历史上留在人们记忆中最黑暗的一页。这一事件令人感到恐怖的一点是袭击者将矛头对准相聚在一起、憧憬未来的儿童和年轻人。这些袭击意在对准我们民主价值的基础:言论自由……挪威政府将预防和应对各种形式的极端主义作为一项极为重要的工作来做。我们需要不断对预防和应对策略进行评估,保持在预防策略上所形成的良好势头,为彻底铲除各种形式的暴力极端主义做出共同努力。“

7月22日挪威恐怖袭击事件的幸存者、法律系学生维尔加·汉森(Viljar Hanssen)在研讨会上讲述了遭受恐怖袭击的经历。

 

联合国图片/Manuel Elias
挪威恐怖袭击事件的幸存者、法律系学生维尔加·汉森

 

汉森:“7月22日那天我参加了在于特岛举行的青年夏令营活动。当天政府大楼遭到袭击后,我们虽有些紧张,但许多人不敢相信枪手会对无辜的年轻人大开杀戒。枪声在岛上响起时我和弟弟正在一处帐篷里,我们赶紧跑到外面,向着靠海的峭壁奔跑。但枪声越来越近,不久我感到自己中枪了,先是肩膀,后来是腿部,然后是手指,胳膊,最后是头部。当时我示意弟弟躲进水中,避免遭到枪击。我可以感到自己的一个手指不见了,眼睛也掉了出来,从头部悬下的一块软绵绵的东西后来才意识到是大脑。我告诉自己不要睡过去,否则就可能永远也不会醒来了。随后,直升机赶到把我和其他的危重病人从岛上运到了附近的医院。在我从医院醒来的那一天,恰好是我的18岁生日,我首先听到的是弟弟的声音。我被告知我的好朋友西蒙在枪击中丧生,我的另一位好朋友吉利特也惨遭不幸。我还知道枪手是一名居住在奥斯陆的30岁白人男子,他信奉白人至上,对穆斯林充满仇恨,认为挪威社会应当保持白人血统的纯洁。我认为,有许多因素导致一些人迁怒于人。最大的一个缘由是这些人失去了安全感和信任感。据调查,挪威有四分之一的青少年觉得孤独,感到自己受到排斥,缺乏信任感;在美国70%的人担心自己的工作有朝一日会被机器人取代,要知道失去工作是一种非常大的恐惧,在被错误地告知移民正在抢夺自己的工作时便心生怨气。许多人感到没有得到社会的照料。人需要有一种归属感,因此这种失落感导致许多人对社会开始失去信任。这种心理落差,为伊黎伊斯兰国和白人至上团体招兵买马创造了条件。“

艾美奖获奖电影导演迪雅·汗(Deeyah Khan)在此次研讨会上放映了她的获奖纪录影片《白人右翼:会见敌人》。在这部纪录片中,她向白人至上主义者伸出援手,与暴力右翼极端主义团体的领导人进行真诚的对话,努力理解在他们暴力极端主义观点背后的个人和政治动机。迪雅·汗表示,理解、拒绝仇恨是消除暴力极端主义的一个有效办法。

 

联合国图片/Manuel Elias
艾美奖获奖电影导演迪雅·汗

 

迪雅·汗:“作为一名穆斯林有色人种妇女,我在英国和挪威的成长过程中,经历了太多的来自白人至上主义者的仇视。我也反过来仇视过他们,我做过一切抗议者做过的事情,如向这些白人至上主义示威者扔石子,将他们摔在地上。我也曾面对面地受到威胁,被人用枪顶过,用刀威胁过。一次在接受英国广播公司的采访后,白人至上主义者将视频放在网上后,我接到无数的死亡威胁。当然我可以向以往一样继续针锋相对,与其抗争,但这次我想自己是不是可以尝试一下不同的做法,去了解一下这些人成为白人至上主义者的心路历程。我做了几个月的努力,最终英国最大的白人至上主义组织的领导人同意给我一个小时的时间进行采访,并告诉我在一个小时之后,我需要永远在他的面前消失。这一采访如期举行,但与事先约定不同的是,采访共进行了7个多小时。我事后问他,事先说好只采访一个小时,为什么他给了那么长的时间与他交谈,他告诉我说,我问了他一些以前别人从没有问过他的问题。我在采访中与他分享了我自己的成长经历,也聆听了他的一些身世,同时我也告诉了一些其他白人至上主义者在向我发出威胁时使用的语言,如将我的肚子切开,把我吊死等等。在这次采访后,他允许我对他的组织举行的活动进行了跟踪拍摄,在这一过程中我也同许多其他的白人至上者进行了接触。我的感受是,他们中的许多人之所以加入这一行列,是因为他们在那里找到了社会不能给与他们的一种让自己觉得具有威力的力量,这当中很多是年轻人。因此如果社会赋予他们这种力量,也许他们就不会误入歧途。我们在看待这些年轻人的时候,应该认识到,这些人误入歧途是因为社会未能满足他们的需求。“

联合国反恐办公室负责人、副秘书长弗拉基米尔·沃龙科夫(Vladimir Voronkov)也参加了研讨。他在会上表示,预防暴力极端主义的关键是要消除滋生恐怖主义的土壤。

 

阿联酋常驻联合国代表团图片/ Kim Haughton
联合国副秘书长、联合国反恐怖主义办公室负责人沃龙科夫

 

沃龙科夫:“你们可以把我视为防止暴力极端主义之友小组的一位朋友。我的工作重点之一就是预防。预防极端主义意味着我们可以避免众多的人丧生,意味着我们可以使打击恐怖主义的工作变得更加有效,从而使暴力极端主义和恐怖主义的文化变得衰弱。因此预防是打击恐怖主义的关键所在。暴力极端主义是一种心理和政治瘟疫,我们必须要找到恰当的切入点和办法,才能消除这一疾患。“

李茂奇,联合国纽约总部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