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合国在华40周年系列专题报道】难民署与中国：从受助者到合作者——访难民署驻华代表达纳帕拉
移民与难民
1979年来到中国的联合国难民署是最早一批进入中国的联合国机构之一。与40年前相比，如今的中国，在经济发展、生活水平和文化观念上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那么难民署在中国的角色又有哪些转变？面对全球难民危机不断加深的严峻形势，难民署和中国代表处又面临着哪些挑战？本期“联合国在华40周年系列专题报道”特别专访难民署驻华代表达纳帕拉（Sivanka Dhanapala）。请听钱思文的报道。
从“协助”到“协作”：经历变化的40年
成立于1950年的联合国难民署是联合国负责保护难民权利，并为难民问题寻求解决方案的人道主义机构。1979年，为应对印度支那难民的大批涌入，难民署应中国政府的邀请来华开展工作，成为最早进入中国的联合国机构之一。
达纳帕拉： “这批难民主要来自越南，以及其他几个相邻的东南亚国家。当时尚未回归的香港以及中国内地都接收了一些难民。中国政府希望难民署能够提供建议与协助，帮助应对这一波难民潮。”
1986年，暂时居住在香港离岛喜灵洲一处难民营内的越南难民。
难民署从此与中国结缘，今年已是该机构在华工作的40周年。
达纳帕拉： “中国政府非常得力地应对了印度支那难民的涌入，迅速地使情况得到了控制，实现了有序管理，但仍然还是邀请难民署继续留在中国，在难民登记和难民身份确认方面给予协助。 ”
1979年5月，第四任联合国秘书长瓦尔德海姆携夫人访华，与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邓小平举行会晤。
1979年也正值中国改革开放航程初启，整整40年，难民署见证了中国经济社会的巨大发展，其在中国的工作性质也随之发生了改变。
达纳帕拉：“虽然难民登记和身份确认仍是代表处职责的一部分，但涉及的规模很小，早已不是最主要的工作。随着近年来中国在国际舞台上发挥越来越大的影响力，如何进一步加强与中国的协作，让中国成为难民署的合作伙伴，共同应对发生在中国以外、世界其他地区的流离失所问题，成为了代表处新的工作重点。”
联合国难民署驻华代表达纳帕拉。
去年3月公布的国务院机构改革方案提出，组建由公安部管理的“国家移民管理局”，整合过去分散于多个部门的移民和出入境管理职能，全面负责包括难民管理、协调难民政策制定和执行在内的多项事务。4月，国家移民管理局正式在北京挂牌。
达纳帕拉表示，目前由难民署驻华代表处承担的难民登记和身份确认工作，也将逐步向新成立的国家移民管理局转移。
达纳帕拉：“这方面的职责移交需要一段时间，但最终将成为完全由中国政府所有、由中国政府独立完成的工作，这也是难民署在世界范围内一贯鼓励的做法。”
希腊的伊多梅尼临时难民营收容了成千上万渴望经由所谓的“巴尔干通道”前往西欧的移民与难民，一名年幼的难民女童垫着一条毛毯躺在马路中间。
最无助的群体、最庞大的数量和最冷漠的态度
衣衫褴褛、缺衣少粮，在街头和火车站风餐露宿，或是立在拥挤不堪的船头，在茫茫大海上漂泊……媒体报道中的“难民危机”常常伴随着这样的悲伤影像，和男女老幼那一双双惶恐不安的眼眸。
联合国指出，眼下全球每分钟就有大约30人因冲突或迫害而被迫流离失所。达纳帕拉表示，“难民问题的巨大规模本身就是一项严峻挑战”。
达纳帕拉：“目前，全球被迫流离失所的人数达到近7000万，是有历史记录以来的最高水平。这是全世界共同的挑战，也是共同的责任。”
匈牙利在一条废弃铁轨沿线用带刺铁丝网加固了边境围栏，阻止难民与移民进入。
然而，似乎难民的数量越多，对这一群体的反感和抵触情绪却越是强烈。联合国难民高专格兰迪在对安理会发表的讲话中说，在从事难民和人道救援工作的35年时间里，他“从未见过如此的敌意，从未在政坛、媒体和社交平台上见过如此恶毒的言语”，对难民的污名化程度“前所未有”。
达纳帕拉表示，许多人对于难民存在误解，并不清楚“难民”和“移民”之间的区别，部分国家的部分人士甚至出于各种目的，有意混淆上述两种概念。因此，通过教育提高公众认识，让大家明白“难民是谁”、“他们有着怎样的遭遇”非常重要。
达纳帕拉：“这一群体常常因为冲突、暴力、迫害等并非由他们自己所造成的原因，而不得不逃离自己的家园、自己的祖国，不得不放弃自己的财产、自己的家人、朋友和社交网络，来到一个完全陌生的外国，常常还不能立即获得合法的身份。”
所有这些，让难民几乎成了世界上最为脆弱无助的人。
1988年，暂时居住在香港屯门一处难民营内的越南难民儿童。
呼唤一份同理心：“没有谁是自愿要成为难民的”
达纳帕拉表示，提高公众对于难民身份，以及被迫流离失所现象背后的根本原因的认识，从而唤起一份同理心，是难民署在全球范围内渴望实现的目标，在中国也是如此。
达纳帕拉：“没有谁是自愿要成为难民的。我们每个人都渴望能够回到自己的家里，享受家的温暖，拥有家人和朋友的陪伴，能够作为一个国家的公民而受到认可。而当你由于一些并非自己所造成的原因，而被迫离开这个熟悉的环境，来到一个完全不了解的陌生地点，还要遭受恶劣的待遇，我相信，每一个人都很清楚，这绝不是一种理想的状况。假如有更多的人能够理解这一点，就能唤起更多的同理心，难民的身边就会少一些敌意和仇恨，我们生活的世界也能变得美好一点。”
2019年1月，黎巴嫩遭遇强降雨，难民署向居住在当地的叙利亚难民提供援助。
达纳帕拉表示，关于难民的报道和讨论常常被抽象的数字和激烈的争论所占据，反而让这些身处困境之中的人们变得面目模糊，他希望大家能够从个体的角度尝试去理解难民的遭遇。
达纳帕拉：“不要把他们看成是蜂拥而至的‘一大群’，而是试着站在个体的层面去思考，他们为什么会来到这里，为什么会陷入这样困难的境地。倘若能够建立这种基于人性的联结和共鸣，那么我相信，伸出援助之手，产生帮助的意愿，将会是自然而然、出于本能的事情。毕竟，一个人去帮助另一个遇到困难的人，是不需要理由的。”
“希望中国能够成为难民署越来越重要的合作伙伴”
中国于1982年签署了有关难民问题的两个主要国际文件，即1951年通过的《关于难民地位的公约》和1967年通过的公约《议定书》，同时也是难民署执行委员会的成员国之一。在中国，难民工作始终相当低调而谨慎。
达纳帕拉：“目前在中国境内的难民有250人，他们来自世界各地。在整个中国只有250个人，我觉得大家都会同意，这个数字是非常小的，好比汪洋大海之中的一颗水滴。这其中有地理位置的原因，中国距离目前世界上几个主要的冲突地区相对较远，同时也有语言等方面的原因。”
1982年6月的中国，百姓正前往内蒙古呼和浩特参加人口普查登记。
达纳帕拉表示，这250名个体难民全部都是因为求学、商务或工作等原因，经由合法途径入境中国的，然而在华期间，他们的祖国发生了战争或是其他重大的变化，使得他们无法返回，从而成为了难民。他们也不会在中国长期停留，而是会在难民署的协助下，在第三方国家得到重新安置。
达纳帕拉：“比如说，一名来自叙利亚的大学生来到中国学习深造，在他求学期间，叙利亚发生了战争，使他无法回国。在这种情况下，他首先会作为一名寻求庇护者来到难民署驻华代表处，代表处则会通过难民身份确认程序，对他是否符合难民标准做出判断。假如难民的身份得到确认，他便会得到难民署颁发的一份证明文件，这份文件也得到中国政府和公安执法部门的认可，能够确保他在前往第三方国家重新安置之前，不会遭到驱逐。另外，正如之前所提到的，目前由难民署所进行的这项难民身份确认工作，日后将逐渐移交给新成立的中国国家移民管理局。”
2008年汶川地震发生后，联合国难民署向灾区捐赠了帐篷等救灾物资。
达纳帕拉表示，目前，代表处正从多个方面着手加强与中国的合作。
达纳帕拉：“来到中国之后，我感受到了中国政府为全球难民事务做出贡献的强烈意愿，也真诚希望中国能够成为难民署越来越重要的合作伙伴。除外交部和国家移民管理局之外，代表处也在积极与中国国际发展合作署和应急管理部等其他政府部门加强协作，共同应对发生在中国以外的被迫流离失所。”
与此同时，难民署也希望与在网络和无线通讯、生物信息和数字身份识别，以及云计算和无人机等新技术领域处于前沿的中国企业开展合作，进一步扩大这些技术在难民援助和人道救援领域的应用。
而针对在第一线向难民提供的帐篷、水罐和太阳能照明灯具等救援物资，代表处也正在物色合适的生产厂商，考察是否有可能在中国市场增加采购数量。
联合国难民署中国区亲善大使姚晨。
自去年1月就任难民署驻华代表以来，达纳帕拉已经在全国各地的多所大学进行了演讲，而学生们的热烈反响也让他颇受鼓舞。
达纳帕拉：“中国的青年学生非常能够接受我所讲的内容，非常有兴趣了解全球被迫流离失所的情况，更重要的是，他们非常有意愿、有热情，想要为此做点什么。每次演讲结束后，都会有学生问到，‘我能做些什么’，而我也总会鼓励他们，从增加对难民问题的了解开始，从与家人和朋友讨论开始，从自己的身边开始，提高每一个人对这一问题的认识。”
达纳帕拉表示，前往大学演讲不仅是为了提升对难民问题的认识和关注，同时也是在为难民署和联合国“做推广”。
达纳帕拉：“联合国系统内的中国籍工作人员数量仍然偏少，在难民署就更是如此。因此，我到大学演讲，也是希望中国的年轻人能够对联合国及难民署的工作增加了解、产生兴趣，希望未来有更多优秀的中国青年，愿意为这项事业贡献自己的聪明才智。”
钱思文，纽约联合国总部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