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题报道】发达国家中产阶级不断萎缩？——专访经合组织资深政策分析师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最近发布了一份题为《压力之下：萎缩的中产阶级》的最新报告。
【专题报道】发达国家中产阶级不断萎缩？——专访经合组织资深政策分析师
经济发展
受过良好教育、工作稳定、生活富足的“中产阶级”可能是很多人眼里的“人生赢家”。然而，中等收入阶层的现实却远非如此美好。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最近发布的一份题为《压力之下：萎缩的中产阶级》（Under Pressure: The Squeezed Middle Class）的最新报告指出，大多数经合组织国家的中产阶级已经缩水，年轻一代更难以跻身中产阶级。联合国新闻近期专访了该报告主要作者、经合组织资深政策分析师迈克尔·福斯特（Michael Förster）。请听张立的报道。
中产阶级，是社会稳定的基石，也是许多人通过寒窗苦读、辛勤工作可以实现的梦想；二战以后，以中产阶层为主体的“橄榄型”社会结构是西方发达国家维持稳定发展的重要基础之一。但是现在，发达国家的中等收入阶层处境如同“浪里行舟”（boat in rocky water）。
经合组织最新报告指出，中产阶级维持消费，带动大量对教育、医疗和住房的投资，并通过纳税为社会保护系统给予支持。强有力的中产阶级的社会犯罪率较低，享有更高程度的信任和生活满足感，以及更强的政治稳定性和善政。
人人都是“中产阶级”？
根据经合组织的定义，“中产阶级”是指家庭收入在一个国家中等收入的75％至200％区间的人群。然而，虽然收入是一个“硬指标”，报告显示经合组织国家平均三分之二的人口认为他们是中产一员，在除芬兰以外的北欧国家、荷兰、卢森堡和瑞士，80%的人认为他们属于中产阶级。而在英国，只有40%的人这样认为，大部分人认为他们是“工薪阶层”。迈克尔·福斯特表示，除了收入硬指标之外，中产阶级的定义还应包括生活方式、认知等方面。
迈克尔·福斯特：“我们以收入为基础的报告入手，调查家庭收入在国家中等收入75%到200%的群体，这相当人口的61%，因此占大多数。换句话说，如果在高收入国家，比如在美国，是年收入在2万3000到6万2000美元之间的群体。在中国，是指年收入在5000美元到1万3000美元的群体。如果你问人们自己，不同国家每个人有不同的回应，总体来说是50%到55%，有些国家高达80%的人口，五分之四的人口认为他们属于中产阶级。通常，认为（自己属于中等收入阶层的人）要比按照收入的定义（属于这一阶层的人）更多，但收入只是我们的一个切入点，我们还调查了其他的中产阶级的特点，比如生活方式、消费和劳动力市场表现。‘认知’是主观的，这很重要，但无法用同样的方法测量。但生活方式很重要，这可以通过消费行为来测量。第三个维度是劳动力市场的安全度或持久性。”
80后无法在30岁前跻身中产？
报告指出，在其成员国中，中等收入家庭的人口比例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到21世纪10年代中期从64%降至了61%。中产阶级的影响力以及作为“经济引力中心”的作用也在不断减小。迈克尔·福斯特表示，影响力的减小比起比例的缩小更为重要。
迈克尔·福斯特：“如果你看比例，的确，在过去20到30年间，中产的比例萎缩了，从64%、65%缩小到接近60%，这意味着数百万户家庭，但比起中产阶级经济影响力来说，这没有那么令人震惊。如果你将中产阶级所有的资源、收入放到一起，并与上层阶级、高收入人群的资源相比，二三十年前，（这些收入）曾是高收入阶层的四倍，但今天只有不到三倍。这也许是发生的更重要的趋势，意味着一些国家中产阶级的经济影响力正在减小，在美国甚至不到一倍。”
报告指出，中产群体还在发生代际递减：在二战后出生的婴儿潮一代，有近70%的人在其20多岁的时候就成为中产，但是现在的80后千禧一代只有60%的人能在而立之年之前跻身这一阶层。婴儿潮一代人还比年轻一代人享有更稳定的工作。因此，这一代中产阶级对其子女的未来十分关切，千禧一代是受教育程度最高的一代，但达到与其父辈同等生活标准的机会仍然渺茫。
在过去30年来，中产家庭的收入增长甚微，在一些国家几乎停滞，除少数几个国家外，今天各国的中等收入几乎不比十年前高，每年仅增加0.3％，比最富裕的10％的平均收入少三分之一。同时，中产生活方式的主要成本却比通胀增加地更快。在过去20年间，住房成本比家庭中等收入增长快三倍。超过五分之一的中等收入家庭入不敷出，过度负债的比例高于低收和高收家庭。
《压力之下：萎缩的中产阶级》报告主要作者、经合组织资深政策分析师迈克尔·福斯特（Michael Förster）。
迈克尔·福斯特：“首先是经济资源，比如收入和财富，年轻人更加难以积累财富并投资于住房和教育，这是一方面，是一个重要的挑战。第二是参与到提升技能的过程中来，今天，一个家庭至少要有一个人具有高级技能才能保证成为中产阶级的一部分。第三是能够负担构成中产生活方式的核心物品，在住房、教育和医疗方面。这三大挑战或负担完全可以被政策制定者影响。”
根据报告，在劳动力方面，中产阶级的传统的社会流动机会也由于劳动力市场的不稳定性增加而萎缩：六分之一的中产劳动者从事的工作面临自动化的高度风险。迈克尔·福斯特表示，在过去，一户家庭有一到两人是高技能的劳工就足以构成中产家庭。然而，今天，各国需要不断投资于提高人们的技能。
因此，一方面，中等收入工作在减少，另一方面中产阶级消费在增加，那么这是否意味着，人们应该重新审视对“中产阶级”的认知呢？迈克尔·福斯特表示，这不是一个改变人们行为方式或认知的问题，而是公共政策制定者需要帮助提供更公平的机会，让家庭维持其“中产地位”或努力成为其中一员。
迈克尔·福斯特：“在一些国家，在消费或生活方式方面，你存在更多的住房问题，在另一些国家，你存在更多的教育问题，因此前者需要提供可负担住房，后者应投资于教育机会。还有一些国家需要让大部分人口获得可负担医疗。在劳动力市场方面，这可能在各国都是一样的情况，就是投资于提高技能，比如职业教育，终身学习等。第三有关资源和收入，这就是让再分配系统更有效的问题了。因此这是三大支柱：技能、住房和再分配，这要看各国认为那一个与之更有关。”
中国迅速增长的中产阶级
在中国，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年收入在6万元至50万人民币（约合9000美元至7万美元）的群体属于中等收入家庭（以家庭平均人口三人计算）。麦肯锡咨询公司预计到2022年，76%的中国城镇人口将迈入中等收入阶层，该研究将中国中产阶级定义为城市家庭年收入在9000美元到3万4000美元之间的群体。而在2000年，只有4%的城市家庭属于这一行列。迈克尔·福斯特表示，虽然中国的中等收入群体的比例和购买力都在迅速增长，但他们也一样面临压力和焦虑。
迈克尔·福斯特：“对于大型新兴经济体，比如中国，趋势是不一样的，比如在过去的二三十年间，那里的中等收入阶层正在出现，而经合组织国家的这一群体却在萎缩。但是，在中国、印度、巴西等国，新兴中产阶级的出现并没有伴随着一套同等水平的社会保障政策。比如，在巴西出现了许许多多新兴中等收入家庭，但一旦发生一些灾难性的突发事件，他们就会很快退回到低收入阶层甚至贫困阶层，因为那里不存在一个全民社保系统，比如在失业、医疗和教育等方面。”
张立，联合国纽约总部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