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题报道】用心倾听 努力化解工作场所的矛盾与纠纷——联合国第三任监察员多德森
联合国事务
曾经有一位小女孩，她的父母在她很小的时候就离异了。这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是不幸，因为她必须要适应父母两方的家庭。但也正因此如此，她很早就学会了谈判，并从他人的角度看待问题。谁也没有想到，数十年后，这个小女孩成为了美国国务院的第一任监查员，并且最近走马上任，担任联合国助理秘书长。这位曾经的小女孩就是希尔恩·多德森（Shireen Dodson）——联合国第三任监察员。请听联合国新闻黄莉玲的报道。
今年9月初，联合国第三任监察员多德森开始走马上任，领导联合国监察员办公室这个专门为联合国在全世界的工作人员解决职场关切和冲突的机构。
多德森：“我有30多年在非政府机构工作的广泛和独特的经验，我会将一套独特的工具带到新岗位上，同时带来很多的热情与兴奋。我认为在这样一个处于巨大变化的时刻来到联合国是一个正确的时间，监察员的服务的确是促进这种巨大变革所需的。”
多德森拥有塞顿霍尔大学法学博士学位以及摩根州立大学工商管理理学学士学位。她在商业、政府以及非营利组织领域拥有三十多年的丰富领导经验，尤其是在位于华盛顿的史密森学会担任过多个高级管理职位。
“我们把耳朵贴近地面：我们倾听，我们帮助人员人们解决他们在工作场所出现的问题。” ---联合国第三任监察员多德森
就在2006年她认为自己应该退休的时候，美国政府邀请她到国务院公民权利办公室担任特别助理。在那里，多德森开始尝试调解工作，并在2010年成为了美国国务院第一任全职监察员。
多德森：“那个时候没有人知道监察员是干什么的，也不知道这个名称的意思。这是一个瑞典词，大概的意思就是说倾听人们。这也正是我们所做的，我们把耳朵贴近地面：我们倾听，我们帮助人员人们解决他们在工作场所出现的问题。因此，那个时候最大的障碍是让人们知道我们做什么的，让他们知道我们在那里为他们提供服务。”
多德森从零开始一手建立了美国国务院监察员办公室。刚开始的时候只有她一个人。她以高效、经济的方式开展工作，并逐渐赢得了认可。到她离任时，这个办公室有9名监察员，并且确立了一套标准的操作规范和程序，为全世界将近7万5000人提供了争议解决、辅导、变革管理以及领导力培训。
多德森表示，很多人都认为自己可以干监察员的工作，但事实并非如此，这是一个高度需要技巧而微妙的专业。而她自己适合这一专业似乎得益于童年时期面临的挑战。
多德森：“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我一生都在做调解工作。我很小的时候父母就离异了，我习惯了跟他们每个人都进行谈判。我会跟我妈妈说，‘妈妈，你？点钟开始感恩节晚餐吧’，然后我又跟我的继母说，‘你能不能在4点钟开始感恩节晚餐’。这样我们大家就都有感恩节大餐。对我的朋友也是这样，他们总来找我出主意，我就是那种似乎可以推心置腹的闺蜜。到我准备要退休的时候，国务院给了我一个职位，当公民权利办公室主任的特别助理。那个时候没有监察员，每次他们接到电话，就给我打电话。这跟我一生都在做的帮助别人、倾听他们并解决问题的事是一致的。后来我发现了国际监察员协会并从那里得到了培训。四年后，他们给了我监察员的工作，从那以后我就很热爱这个职业。”
“我们在四项原则的基础上开展工作，首先是保密性，所以谈话是保密的；其次是非正式性，我们做记录，但这是一个非正式的程序；第三，中立性，这是最重要的，我们是中立的，我们不去判断正确与错误，也不偏向哪一方；第四是独立性。” ---联合国第三任监察员多德森
联合国监察员作为一个独立的中立者，为“非正式解决”与在联合国就业有关的关切事项和雇用冲突提供保密的、私下的、不偏不倚的帮助。联合国的所有雇员都可获得这种服务，其中包括退职的和已退休的雇员，不论其雇用合同类别和工作地点如何。
多德森：“我们在这里提供服务。我鼓励遇到问题的工作人员及早前来，而不要等到问题已经发酵了。我们在四项原则的基础上开展工作，首先是保密性，所以谈话是保密的；其次是非正式性，我们做记录，但这是一个非正式的程序；第三，中立性，这是最重要的，我们是中立的，我们不去判断正确与错误，也不偏向哪一方；第四是独立性，尽管我是高级领导团队的成员，但他们并不指令我如何开展合的工作。我们根据监察员和调解工作的原则与标准来开展工作，因此员工会感到，放心这是一个可以让他们的问题得到倾听的地方。”
安德森最后表示，在多年的工作中，她发现，除了员工来找监察员之外，前来倾诉和寻求解决办法的还有同样多数量的管理人员。因此，她希望在联合国系统中进一步提升监察员办公室的可见度，使其成为管理团队整体的一部分。
黄莉玲，联合国纽约总部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