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合国下属的世界粮食计划署是全球最大的人道主义机构。每天，粮食署向全世界近1亿饥饿人口提供服务，将食物运送给需要帮助的人们，拯救那些陷于战争冲突和自然灾害中的生命。粮食署大约有1万名员工，其中90%在偏远一线地区工作，他们可以说是真正行进在世界边缘的英雄。今天，做客我们联合国会客厅的沈欣，就是其中的一位。过去10多年来，沈欣曾经在苏丹、朝鲜、阿富汗、巴基斯坦等地工作，在经历这么多年动荡和不安的生活后，她又有什么体会和感受与我们分享呢？请听联合国新闻中心记者的报道。

肖凡：你好，沈欣，欢迎来到联合国会客厅！

沈欣：大家好，我是沈欣欣，在联合国世界粮食计划署工作，我的职位是采购官员。在当国际雇员之前，我曾经在粮食计划暑中国办公室工作了六、七年。那个时候，虽然是在中国办公室工作，但我主要服务的对象是朝鲜办公室，这也是为什么后来我转成国际雇员后，第一步就是去的朝鲜, 因为那边的工作人员和领导都对我特别的熟悉。

肖凡：你曾经在那么多艰苦的地方工作，苏丹可能相对来说是大家最陌生的地方，要不我们先来聊聊苏丹吧。不少人都知道，2013年，在联合国开发计划署人类发展指数报告涵盖的187个国家中，算的排名第166，可以说是全世界最不发达的国家之一。此外，苏丹还是5个粮食安全最没有保障的国家之一。在那里工作的艰辛可想而知，对于你来说，刚到苏丹的时候，最不适应的是什么？生活和工作中遇到的最大的挑战又是什么呢?

沈欣：在生活上，最不适应的应该是饮食和气候。苏丹那边对于我们来讲一年四季都是夏天，所以只有在一月份的时候需要你穿长裤，偶尔穿一件薄毛衣，薄毛衣也是最冷的时候穿的衣服了。他们当地人，终于冷点了比较邪乎的是把棉袄穿上。热的时候从四月份开始，温度可以达到30-40度，最热的时候在40-50度，热的时候走在路上，你要不走阴凉的地方，就会感觉被烤干了。饮食上那边蔬菜特别少，可能也是跟气候有关，蔬菜要是没有及时放在冰箱里，很快就会蔫了。有一次好不容易碰到点茴香，想说给我们同事包顿饺子吧，茴香还没摘完呢，就已经蔫的快成干儿了。

肖凡：苏丹大约有450万人需要粮食援助，其中60%在达尔富尔，你当时是在达尔富尔工作吗？

沈欣：没有。我在首都，等于沾上我这个专业的光吧，基本上采购都是在首都。然后去达尔富尔的人对于我们来说都是属于更前沿的人了，他们都是直接从事粮食援助。我自己没有去过，但是我有一个同事在达尔富尔。那里就他自己一个国际雇员，他带着几个当地雇员，他去的时候，那个办公室是刚刚成立的，因为是特别艰苦，没人想去，他就说，我去去试试吧。他跟我说，刚去的时候晚上做饭，要炊具，没有炊具，要食品，没食品，即使有也非常单调，想做点饭，也没有调料。他经常是晚上一边自己做饭，一边哭……我都能体会到他当时有多难。

肖凡：除了生活上、工作上的挑战之外，从大城市到大非洲，我想文化方面的冲击肯定也不小。你当时感触最深的是什么？

沈欣：苏丹地处中东和非洲的交界地，它虽然属于非洲的国家，但它的文化和气候更接近于中东。他们自己也不认为自己是非洲人，而且南苏丹是真正的非洲，但北苏丹这边人皮肤也没这么黑，在北苏丹人们会说“他们非洲人”，他们也不认为自己是非洲人，而且北苏丹的宗教也跟中东那边更接近。对于我来讲，让我最感到不适应的是，那边的节奏太慢了，我跟他们说这点活比较急，今天一定要干完，苏丹人根本不理你，反正就按我原来的节奏来，能干多少就干多少。最后，没办法，就只能把他们的事儿揽过来自己做。这应该是文化上面的一个差别吧，当时感觉有点格格不入，还曾经跟他们发过几次脾气。后来，有一个其他的国际雇员对我说，你真的没必要跟他们生那个气，他们就那样。

肖凡：不过，苏丹的岁月虽然艰苦，但有时也会有甜蜜和惊喜。我听说，你在那里工作时，找到了自己生命当中的另一半，可以在这里跟我们分享一下你和你先生的浪漫爱情故事吗？

沈欣：这个对我来讲还真是个意外。我根本就没想当这个国际雇员，我就想我在北京能遇到个人成家，踏踏实实在北京过小日子。后来，可能工作上也有七年之痒，干到六、七年的时候，实在是太烦了，就离开了。到了朝鲜以后，因为政治原因，朝鲜发射导弹一类的，办公室就关门了。后来，就决定去苏丹。这些过程是我没想到的，所以我也没把婚姻列在里面。当时我去朝鲜当国际雇员，肯定也是有原因的——在北京想成家，没找到合适对象，等于是哭着离开的。但是，从朝鲜去苏丹心情是特别好，特别开心，心里想着去苏丹没问题呀！人家当时说，苏丹可苦了，你去那儿干嘛？我说没事儿，我还没去过非洲呢，我想去那儿看看。到那儿以后觉得自己朋友可少了，我就很孤单，觉得怎么找不到一个人跟我说话，有需要的时候，能够帮我的忙。这个时候，有一个中石油的供应商知道了我们单位来了一个中国人，他正好有其他业务过来，就找个机会跟我见面。我说，我在这边根本没有中国朋友，他说，没事儿，我这边认识两个人，都在这边好多年了，你要是有什么事情你就找他们。其中有一个人正好在国内休假，我自己又熬了将近一个月，把国内休完假的人盼回来了，这个人受供应商之托跟我联系。据他说，头一次见我的时候，一看我那个样子就是个单身汉，背了一个双肩背，走路一副吊儿郎当的样子，一看就是没有家的人，还在那儿晃荡呢……他可能从那时起就有想法了。后来，先是从带着我采购开始，慢慢就有感觉了。之后，很快就把这件事儿定下来了，算是闪婚吧。

肖凡：从那以后，你再转战其他的地方，你先生也跟你一起去吗？还是你们就不得不分开？

沈欣：我再回朝鲜的时候曾经想过，我们单位是可以带家属的。但是朝鲜那时候就业环境不稳定，给家属安排工作没有什么可能性。我老公苏丹的同事也不舍得他走，所以他跟我去朝鲜玩儿了一圈之后，就回去了。在朝鲜工作之后，去巴基斯坦和阿富汗都是没有可能带家属的，所以我们就一直异地，直到结束阿富汗的工作，到意大利，他就把工作辞了。

肖凡：你已经几次谈到朝鲜了。朝鲜对于很多人来说，是一个神秘的国度。联合国的一份调查显示，朝鲜2400万人口中有1800万常年营养不良，那么你在当地的观察是什么样的？你们的援粮能真正送到朝鲜人民手中吗？

沈欣：我去朝鲜的年头挺早的。我是1997年加入粮食计划署，我第一次去朝鲜是1998年或1999年。之后，平均一年去一次，一直到2004年调到朝鲜办公室。每次去朝鲜都可以发现一些变化，前几年变化比较小。最开始，去那边，看到的人都是木的，没有表情的，能从他们的表情上感觉出他们内心的不快乐。平壤街上人也很少，服装很单一，街上行人是很严肃的，只是低头看路，不往两边看。等公共汽车也是排长队，这种情况在04年转好了。2004年以后平壤开始有自由市场，郊区的农民和小商贩把从中国丹东进口的小商品，蔬菜拿到市场上卖，这样他们自己有了额外的收入。从那时候开始觉得街上的行人开始多了起来，周末的时候他们特别喜欢到公园去铺个毯子和朋友一起聚会。2005年我们离开前，也有在公园里唱歌跳舞的，有时候高兴的时候还会把我们请去一起跳，这种情况多了，所以说也可能是粮食计划暑为他们提供援助，使他们的生活有了一些好转，他们的生活水平在慢慢提高。

这些也可能是跟他们的体制改革有关系，他们怎么改，我们也不可能知道太多内幕。不光是周末的自由市场，晚上我们出去吃饭，也能看到他们在一个特定的地区饭碗里装着他们仅有的几个鸡蛋或西红柿在街边卖。可能这些都是提高他们日常生活水平的一种方式吧。我2000年刚去的时候，市场里商品特别单一，一面墙的脸盆，或者一面墙的作业本。到2004年的时候，商场就开始出现了，还有一些中国商店。我常驻的时候已经有六七家商店可以逛，里面可以买一些中国商品和进口商品。

粮食最后能不能到老百姓手里，我不敢说百分之百都到了，但是肯定有一部分是到了。毕竟我们有monitor（监察人员），粮食送到下面，给老百姓分发的时候，项目负责人都会到下面去看。比如幼儿园的食品捐助，怀孕妇女的食品援助，他们都会到当地去做一些调查，看那些粮食是如何分发的。能查到的数据不敢保证他们没造假，但是很肯定的说他们不敢都造假。

肖凡：粮食署在朝鲜开展工作，最经常遇到的困难是什么？

沈欣：没有自己独立的活动空间，不能我自己说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所有行动都是被安排的。这是我们最难解决的问题，也是一些国家和组织所质疑的问题。我们只要出了平壤都需要当地人陪同，行动受到限制和监视。

肖凡：就是说，你们的行动是受到一定的限制。

沈欣：对。或者说是被监视的。

肖凡：据说在朝鲜的那几年，是你多年来生活最舒适、感觉最开心的一段时间，这是为什么？有什么令你难忘的经历吗？

沈欣：因为艰苦条件，同事关系比较密切，大家互相关心互相照顾。在平壤，我们是有个人活动空间的，朝鲜有特权阶层，贫富差距特别大，高干或者华侨开办的一些的场所，不一定特别高档，但是有游泳的地方，他们的桑拿是很热门的，他们有足够的设施让我们relax（放松）。工作上太紧张的时候，就去那边游泳、健身、打球……周末的时候，还可以去爬山，那边风景特别好，朝鲜是个美丽的国家。

肖凡：相对之前的几个地方，阿富汗应该是最不安全的国家了。你最危险的一次经历是什么？

沈欣：我在阿富汗没有经历最危险的事情，可能一不留神就丧命了的那种。让我觉得最震撼的一次是2009年，我是2009年9月9号离开北京，一到那边，安保人员首先告诉我们一系列需要注意的问题。我记得，10月份的一天，自己从爆炸中惊醒，但感觉爆炸声和枪战声离我们是有一段距离的，虽然很响、听得清清楚楚的，我也没害怕。我做的第一件事就是联系安保人员，给他们打电话询问情况，安保人员说你们别动，我们把情况核实了，会再通知你们。我就回到床上继续躺着。过了一会儿，安保联系我们，让我们大家都去地下室……

肖凡：那个地下室是不是戒备森严，有铁栅栏门的那种？

沈欣：对。就是所谓的“藏身地”。

肖凡：你进入地下室之后，心情还那么镇定吗？

沈欣：嗯，我们都还挺镇定的。有趣的是，后来慢慢习惯以后，一旦有这种事情发生，大家就自然而然地聚在一起，讲点能够分散注意力的事，或者玩儿牌，或者干点儿别的，尽量不要去想这件事。

肖凡：我想，我还需要介绍一下这个时间的背景。2009年，联合国阿富汗援助团的一个招待所遭到塔利班武装分子的袭击，当时发生了激烈的枪战，导致6名联合国工作人员死亡。事件震惊了整个联合国系统，因为这是一起前所未有的针对联合国工作人员的恶性袭击事件。在这种情况下，你们依然保持镇定、乐观，这种勇气令人钦佩。你当时是经常随身携带联络器，时不时地还要疏散，有穿防弹衣吗？

沈欣：我们都有。一到那里，防弹衣、头盔和对讲机都是必发的。每个人还有一个呼叫号，每天晚上都要跟安保部门进行无线电测试，也就是报个平安。

肖凡：我觉得长此以往，这会在无形中给人造成一种很大的精神压力，对吧？

沈欣：是的。

肖凡：你在阿富汗工作了几年？

沈欣：在阿富汗工作了两年，准备待第三年的时候，总部在意大利设了新的职位，我就申请调走了。

肖凡：你在那样的环境下工作后，有没有留下什么后遗症？

沈欣：我以为，我可以在那里干三年没问题。但是，干到第三年的时候，发现自己思想不能集中了，这可能就是绝大多数人所能承受的长度——也就是在两年以内，还可以很好的控制自己的心理，还能够集中精神干自己该干的事情。到第三年的时候，我就觉得已经很难控制自己了。尤其有的时候遇到枪战，需要你在原地待着，这样也就导致每次回家的时候就需要把自己的工作带回家。一旦第二天不能出门，就需要在家工作。虽然，我们每六个星期有一个星期可以休假，但平时工作强度大，我经常一干就干12个小时。以至于有一次在家工作一整天之后，到晚上8、9点钟干完活，耳朵“铮”地一下耳鸣开始了。还有就是，到最后一年的时候，每次干到第五个星期时，就会开始头疼。然后，忍两个星期，出去休息一个星期，再回来，继续拼命干活。

肖凡：听到这儿，我想很多朋友都和我一样佩服你的勇气和毅力。是什么促使你坚持了这么多年？

沈欣：说点儿最平常的话，就是既然干了这行就得坚持下去。往大了说，还是有一种使命感——这些事儿总需要有人去做，既然你站在这个位置上，就需要把它干好，这是义不容辞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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