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妇女发展、两性平等,可持续发展议程便不可能实现——专访中国女性问题专家蔡一平(14:40)

2016 年 3 月 18 日

1946年6月21日,联合国安理会通过第十一号决议设立“妇女地位委员会”,作为联合国经社理事会9个职司委员会之一。其主要职责是研究妇女在经济、社会发展中的作用;就保障妇女在政治、经济、社会、教育和法律等方面权利的进展情况提交报告,并对妇女权益方面需立即引起注意的事项提出建议;制定有关妇女地位的公约、宣言;监督重要国际文件的执行;协调联合国系统的妇女活动等。60年来,该委员会开展了一系列旨在提高妇女地位,维护妇女各项权益的重要活动,并制定了《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歧视公约》等众多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国际文件。目前,妇女地位委员会第60届年会正在纽约联合国总部如火如荼地进行之中。联合国电台记者程浩专访了出席大会的中国女性问题专家蔡一平,请她详细解读此次各国代表关注的焦点议题、全球以及中国在推进女性赋权和两性平等工作方面依然面临的问题、挑战和应对之策。请听报道:

此次以非政府组织“新世纪妇女发展选择”执委会委员的身份出席联合国妇女地位委员会第60届会议的蔡一平曾是《中国妇女报》的记者,目前是联合国妇女署亚太地区公民社会咨询小组成员。她在专访中指出,赋予妇女权利和实现可持续发展之间的关系是本次会议的主题,这吸引了包括政府领导人、国际组织、专家、学者、公民社会以及非政府组织等在内的各国各界代表的广泛参与。在3月14日至24日的会议期间,将举行部长级圆桌会议和由联合国各机构、成员国和民间组织主持的200多项活动,以及由非政府组织发起的450项活动,同时有超过1000个非政府组织的8100多名代表报名参会。

蔡一平:“联合国妇女地位委员会其实有很长的历史,今年已经是第六十届了。今年的大会我觉得有一些特别之处,尤其是你会发现人特别多。除了开联大的时候,很少有这么热闹。这证明全世界的妇女对提高妇女地位、怎么参与可持续发展、性别平等这些议题是非常关注的。今年大会的主题是:性别平等与可持续发展,正好也是(响应)去年9月份联大通过的《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这一重要文件。这个文件提出到2030年,也就是在15年之内,各个成员国如何共同努力以实现17个可持续发展目标,169个具体目标。这是一个非常有雄心壮志、对人类未来发展非常重要的(文件),因为它把可持续发展不是简单地看经济增长;它把经济增长、社会发展和环境保护有机紧密的结合起来。在这个过程之中我们也认识到,性别平等和妇女赋权是这个议程重要的组成部分。没有妇女的发展、没有性别平等,这个议程的实现也是不可能的。所以在17个可持续发展目标里面,其中第5个目标就是性别平等和妇女赋权。这个主题当然是对于每一个关心妇女发展和性别平等的人来说都非常重要,所以今年大会的主题就吸引了比往年更多的人来参与。另外一个次主题——每年的大会都有一个主要的主题还有一个次主题。次要主题今年是:反对对妇女和女童的暴力。这个议题也是非常重要的,联合国妇女地位委员会为这个议题已经召开了很多次会议,而且在两年以前也通过了一个专门的决议,就是怎么样来消除对妇女和女童的暴力问题。今年的很多活动也都是围绕着这两个主题展开”。

蔡一平在专访中表示,中国在性别平等和妇女问题上一直积极响应并参与联合国的行动。去年9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第70届联大期间和联合国妇女署共同主持召开了“全球妇女领导人峰会”,说明在性别平等、妇女发展的议题上,中国扮演着积极促进的角色。因此,中国代表团今年积极参加了联合国妇女地位委员会第60届年会,派出了来自国务院妇女儿童委员会、外交部、全国妇联的代表,同时也有中国非政府组织的代表与会,包括来自全国妇联研究所、还有一些民间组织的代表,参会人数与往年相比也明显较多。谈及她个人此次比较关注的议题讨论,蔡一平指出,怎样将性别平等、妇女赋权纳入到可持续发展的议程是未来15年全球发展议程中的一个主旋律。

蔡一平:“这个议程对妇女来说是一个机遇,我觉得妇女的发展其实对于这个议程来说也是一个关键问题。我现在所在的组织是一个国际的妇女网络,主要代表了发展中国家妇女的声音,它的名字叫‘新世纪妇女发展选择’,也是由联合国经社理事会给予谘商地位的一个妇女组织。我们这个组织从1984年成立以后,参与了联合国第三次妇女大会、第四次妇女大会、联合国人口与发展大会,之后每五年的评估我们都积极参与了。对我自己来说,1995年的妇女大会我参加过,然后从2012年里约热内卢的‘联合国可持续发展峰会’开始就关注这个议程,作为观察员也观摩了很多次谈判,还有国际会议。这个议程对妇女来说非常重要的一些领域,包括消除对妇女的暴力、提高妇女的经济赋权、提高妇女的政治参与、怎么在法律中消除对妇女的歧视、然后促进性别的平等,包括怎么促进妇女的性与生殖健康和权利……另外我们还非常关注的一个领域就是如何在可持续发展的过程之中保证给发展中国家提供足够的资金的支持;因为说到底,如果没有资金的保证,可持续发展都是一句空话。尤其作为发展中国家的妇女,我们也特别关注官方发展援助,怎样能够去通过各种渠道募集到足够的资金,来投入到妇女发展、妇女赋权的事业上。包括还有一些新的有挑战性的领域,比如气候变化对妇女的影响、妇女怎样能够去参与、去改善可持续发展,改善环境。包括比如说武装冲突、和平建设中,怎么发挥妇女的作用。这些问题本身都是交织在一起的,妇女的发展跟所有这些领域都密不可分。”

蔡一平强调,在联合国的积极倡导下,全球范围内的妇女发展和赋权事业近年来取得了一些进展,但面临的挑战还有很多,尤其是在经济参与方面。根据联合国最新统计报告,尽管妇女参与经济的比率较以往有所进步,但两性间的收入差距同时仍在不断扩大。这证明妇女仅仅参与经济发展本身并不能达到性别平等的目的。

蔡一平:“大量的妇女参加的有酬劳动都是比较低报酬的,比如非正式的、没有社会保障的,这样带来的结果就是妇女虽然参与了经济活动,但可能在收入方面并没有达到理想的效果。还有一个重要的问题现在国际社会也非常关注,包括在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的性别平等这个主题中也专门提到了,就是政府采取什么样的措施能够去促进、平衡、重新分配这些无酬的劳动。大家知道,包括照料老人、照料家里的病人、孩子等等这些关照的活动对于人类的可持续发展非常重要。如果没有这个活动,人类就没法发展了。很多这样的活动其实对社会贡献巨大,但却没有得到任何经济上的承认,包括社会上的承认。妇女不平衡地承担了大量这样照料的工作,没有报酬或者低报酬,其实影响到她们参与社会的其他方面,包括参与政治、参与有酬劳动……所以在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中讨论的一个重要问题就是采取什么样的措施、政策能够解决这个问题,重新分配照料劳动,把‘关怀经济(Care Economy)’也纳入到国家宏观经济政策的考量之中,另外还有怎样促进男孩、男性来分担这些工作。”

蔡一平指出,女性的政治参与也面临诸多挑战,特别是在妇女的参政比例方面,各国的进展依然比较缓慢。要想实现妇女署提出的到2030年50:50、男女共擎一片天的目标依然任重而道远。以中国为例,各级政府在促进性别平等和妇女进步方面的成就虽然得到了国际社会的充分肯定,但人大中妇女代表的比例目前仅在20%-22%左右,没有达到国际议会联盟倡导的三分之一的理想标准,更不要说现实一比一的比例。

蔡一平:“另外一个(挑战)在妇女健康指标方面,最大的问题就是出生婴儿性别比,它既是一个健康问题,也是一个妇女权利的问题。中国从80年代末期以来,差不多30年都一直面临着这种挑战。中国传统文化里有男孩偏好的这种文化,但我们不能只是看到它是一种观念问题,观念背后可能还有制度的原因。比如说一些村规民约中就明确的规定了:出嫁女是不给她土地的,或者是外来的上门女婿也不给他土地的……这种村规民约其实是跟咱们的宪法、中国妇女权益保障法等这些国家大法抵触、违背的,确实造成了尤其是农村妇女的处境在经济上、参与方面都面临很多问题。另外,中国的社会服务和保障怎么能够使妇女更好地、没有后顾之忧地参与到社会发展中去?比如说中国现在放开了‘二胎’政策,但不是说一开放大家就可以去生了,有愿望可能都没有办法去做这件事情。从经济上考虑,可能负担不了。这个时候,既然政策是希望鼓励保持一个更好的生育率,政府就应该考虑怎样去提供能够负担得起的托儿服务,怎样保证合理的产假、带薪的产假,包括鼓励男性来休育儿假。今年两会的时候全国妇联提出的一个提案就是关于休育儿假的问题。这些已经都纳入到政府决策者的视野中去了,但是如何把这些想法变成真正的措施、落实下来?另外刚才提到了预算的问题,‘十三五’经济规划中预算怎么来分配?有多少预算能够投入到促进性别平等,比如说降低妇女的乳腺癌、宫颈癌的发病,怎么能够继续降低边远地区、贫困地区孕产妇的死亡率?这些现在都是一个攻坚的状态。另外在消除贫困的时候,妇女其实是占了贫困人口的一半以上,怎样能够保证‘精准扶贫’?其实解决了妇女贫困问题,贫困的问题就解决了一大部分。这都是我们下面需要面临的一些挑战。”

蔡一平在专访中表示,中国近年来已经制定出台了《妇女权益保障法》、《反对家庭暴力法》、《女职工劳动保护特别规定》等一系列政策法规,逐步建立起一个完善的法律体系,以确保妇女能够获得法律上的平等。然而,按照《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歧视公约》规定的原则,真正达到平等应该是一种实质的平等,就是结果和事实上的平等。这样来看,中国还有很多地方需要努力。蔡一平强调,政府在促进性别平等和妇女发展方面必须承担首要责任,确保相关法律、政策得到落实执行。例如,中国在《就业促进法》以及《妇女权益保障法》中明确规定公平就业,禁止性别歧视,但女性在招工、招聘中依然面临种种障碍,由此可见“形式平等不等于事实平等”,需要决策部门加大力度保证相关规定贯彻到实际。

蔡一平:“政府非常重要,但政府并不是唯一能够贯彻这些(法规)的部门。我觉得这需要全社会的努力,每个人,包括一些妇女组织,还有其他一些民间组织,包括现在出现的很多比如说给妇女提供法律援助、促进年轻人女性就业、反对对妇女暴力的各种各样的组织,我觉得都应该大力地扶持。中国现在通过了《慈善法(草案)》、《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也在不断的完善;应该给这些组织更好的支持性环境,使它们能够在关注的具体领域中做一些实实在在的工作。另外我觉得还有一个特别重要方面——媒体。因为我自己原来也做记者,包括我们在95世妇会以后成立了‘妇女传媒监测网络’这样一些媒体组织。我们的目的就是通过提高媒体工作者的意识来影响公众对一些问题的看法。举个例子来说,像家庭暴力这个议题,我在20年以前做报社记者的时候,这个议题在报纸上很少谈,‘家庭暴力’这个词都没有……现在,中国的法律都已经出台了,我觉得这跟大家的意识提升,包括决策者对这个问题的重视,都跟媒体的呼吁离不开。怎么能够提高媒体的性别平等的意识,让它们能够把这些性别平等的议题和这种平等理念更广泛地传播出去,形成一种公共的议程。要去改变性别不平等、促进妇女的地位,媒体扮演着重要的角色。”

蔡一平指出,在报道中国性别比失衡的问题时,很多媒体通常把它描述成“几千万光棍找不到媳妇”,这本身就隐含着对妇女权利的一种忽视和忽略,没有关注到这个现象背后关于女童生存、妇女发展、性别不平等的问题。所以,如果媒体自身还达不到一种平等意识的话,它传播出来的信息就可能对决策者产生误导。她最后强调,现在全世界没有任何一个国家能够宣称自己已经实现了性别平等目标,它需要政府、社会民间组织以及公众每个人共同的努力才可以实现。

程浩,联合国纽约总部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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