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在改革开放以后的三十多年里长期保持着超过10%的高速经济增长，到现在已经成为了世界上仅次于美国的第二大经济体。但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以来，中国的经济增长速度逐渐放缓，到目前徘徊在7%左右。导致中国经济增速放缓的原因是什么？这是不是人们所说的中国必须要去适应的一种“新常态” ？中国经济的要继续保持发展的势头，又需要在哪些方面继续深化尚未完成的改革呢？联合国电台记者黄莉玲带着这些问题采访了联合国经社事务部经济学家洪平凡博士。请听报道。

从2011年开始，一些国际机构不断下调对世界经济的预测，其中包括对中国经济的预期。近期更有预测指出，中国在未来几年的经济增长率都将徘徊在6%至7%左右。

联合国经济学家、经社事务部发展政策研究司司长洪平凡指出，中国经济从高速增长变为中速增长符合历史发展和经济规律。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的70年里，全世界只有约十三国家能够在20年左右维持7%或以上的高速增长，中国过去30年保持10%左右的高速增长应该说是一个特例，这是经济在文革中遭到破坏之后，在改革开放政策刺激下强力反弹的结果。

洪平凡：“长期的经济增长是由两大因素决定：一是劳动力的增长；二是劳动力生产率的增长。谈到劳动力的增长，中国由于人口结构变化，劳动力占总人口的比重在80年代的正增长，从2013年开始变成负增长。仅仅由于人口结构的变化， GDP增长率就会下降2个百分点，从原来的10% 降到8% 。从劳动力生产率的角度来讲，对于发达国家而言，国家劳动生产率如果每年能保证2%的增长，就非常好了。这主要是靠技术进步和劳动力素质的提高。为什么中国在过去30年能保证10%的经济增长，其中4-5个百分点是由于劳动生产率的增长而形成的呢？这是由于结构的变化。由于改革开放，大量剩余农业劳动力转移到了服务业和制造业，这使得劳动生产率大幅提高。一个农民经过短期训练成为了纺织工人，他的劳动生产率成倍上升。但是这个过程不是无限的。对中国来讲，经过20-30年的时间，把剩余劳动力从低劳动生产率部门转移到高劳动率部门的过程已经基本上结束。所以从这点来讲的话，中国经济增长如果能够保证在今后的5-10年之间能够保证在6%左右的增长，就已经是非常好了。”

洪平凡表示，从世界经济的角度来看，中国当前经济增速放缓也与全球经济和金融周期有关。在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发达国家经济复苏非常缓慢，其他一些新兴经济体的增速不断下滑，巴西和俄罗斯甚至陷入了衰退。

在经济放缓的过程中，中国经济结构上的问题日益突显。洪平凡指出，经济的增长需要需求和供给两方面的平衡，同时需要在产业结构上平衡，即实现动态的一般均衡。目前，中国在钢铁、煤炭、其他一些金属，以及交通和电力等部门出现了供给过剩。政府最近针对供给侧出台了一些政策，方向是正确的。

洪平凡：“在很大程度上，产能过剩反映出中国经济还未完成从原来的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型，即市场还未起到配置资源的决定作用。产能过剩是因为政府计划。但我所说的政府绝对不仅仅是中央政府，并且计划也不是30年之前计划经济那样，制定具体的生产指标，而是地方政府出于保护主义而做出的决定。比如明明知道全国煤炭已经过剩，但由于认为煤炭或者钢铁是当地的主要支柱，并且由于当地政府要考虑就业，明明知道钢铁过剩，但仍不关闭钢铁厂。在目前情况来看，在政策上要更多考虑供需。有些企业已经亏损，如果让它继续生存下去，虽然主要目的是为了维持就业，但长期来讲不仅维持不了就业，而是带动整个宏观经济增长处于下降趋势，而且会引发其他危机，金融危机。为什么？因为产能过剩以后，企业利润大幅下降，甚至亏损。企业亏损之后，就要靠借贷，特别是国企。这就会引发债务危机，最后发生金融危机。”

面对当前的形势，有分析认为，中国的经济正在转型，从以前的投资和出口驱动增长的类型转变为以消费和服务驱动增长的类型。对此，洪平凡不表赞同。

洪平凡：“中国的确是处于经济转型阶段。但这种转型并不是说从以出口、投资为驱动的经济增长模型转向以消费、服务带动经济增长的模型。这种说法是不对的。消费无法代替投资的作用；服务业也无法代替制造业的作用；内需也是无法替代出口对于经济增长的刺激作用。长期来讲，经济增长只有靠投资和技术进步来实现。技术进步和投资是相辅相成的，不投资哪来技术进步。劳动力素质本身也要靠投资。消费是经济增长的结果或目的。经济增长的最终目的是提高人民的消费水平。这没有错，但只有靠投资而非消费去驱动经济增长。我个人认为，中国经济的转型是从过去以粗放型投资或者出口为驱动，转向集约型的有效投资、技术创新为驱动的经济增长模式；从由政府来配置三大生产要素——资本、土地和劳动力，转为尽量由市场来配置这三大要素。这才是目前中国经济真正的转型。”

还有分析认为，中国过去消费占GDP比率过低，不到50% ，而发达国家都是60-70%，美国甚至更高，所以要提高消费在GDP中的比重以刺激经济增长。对此，洪平凡再次强调，中国应当适当提高消费在GDP当中的比重，但经济增长的动力来自于投资，而不是消费，消费占GDP的比重提高后，经济增长必然会下降。

洪平凡：“我做过一个研究，收集了100多个国家的数据，由于小国数据不完整，我们最后集中在60个国家， 30个主要发达国家，基本包括所有发达国家，另外30个大的发展中国家，其中包括中国。研究一下投资占GDP的比重、消费占GDP的比重，与GDP在20年的长期增长相比，数据非常明显，一个国家在投资占GDP的比重不超过30%的情况下，没有一个国家可以实现经济增长7%以上。那些消费占GDP很高的国家，例如美国、欧洲的消费占GDP 70%左右，它们的经济增长只有2-3% 。它们可以满足于这种结构或者方式，因为它们的平均消费水平非常高了，人均收入非常高了，只要每年能保证2-3%的增长，就非常不错了，就能够保证它们处于最先进的前沿。但是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讲，的确存在着一个权衡的问题。你是要现在的消费水平占GDP的比重高，还是从长期来讲尽快地赶上发达国家的消费水平？如果还是处于赶超阶段，虽然现在的人均消费水平只有美国的五分之一，甚至更低，但这时候你要保证一定的经济增长速度，那么就不能够把你的消费占GDP的比重在短期内提得太高，因为还要保证一定的投资。因为粗略来讲，GDP 有两个用途，要么就是消费掉了，要么是把储蓄起来作投资。投资是为了什么？是建新的厂房或者购置新的设备。目的是为了保证未来的经济增长。消费怎么可能驱动未来的经济增长呢？比如吃饭、买车、穿的衣裳。它们对明年的经济增长是不起作用的。反之，储蓄起来去投资，新盖一座厂房，而不是消费掉，那么厂盖起来以后，明年有了新的产能，就会生产出新的GDP。这个道理很简单。但对中国来讲，有人把这个问题和前面的问题混淆在一起，认为说产能已经过剩了，现有的产能已经过高了，已经超过了国外需求加国内需求的总和，如果再去投资，再去盖新的厂房，不是使问题更加恶化了吗？谁让你去反复、重复投资？我并没有说在钢铁过剩的情况下，要继续让地方政府再去盖钢铁厂，而是说由市场来决定新的产业。只有把新的产业建起来，把旧的产业、产能淘汰掉的时候，工人才有新的方向，才能有新的地方吸收新的工人。”

洪平凡指出，在以市场为导向进行产业结构调整、关并过剩产能的过程中，必须采取明智的政策保护工人。

洪平凡：“首先观念要转变。政府的确是要保护工人的利益，但并非要保护具体的岗位，如果政府为了保护工人而保护具体岗位，这是错误的政策。因为岗位是必须变动的。如果一个企业的产能不仅过剩，而且是无效或低效的，技术过时，那么这个企业永远没有办法翻身。在这种情况下，有可能在一两年内保住岗位，但长期来讲是保不住的。如果政府是从保障工人的利益出发，则应该是想办法为工人提供培训。该关厂把它关了以后，把工人集中起来培训，同时提供最基本的生活保障。在这两大政策的支持下，帮助工人寻找新的出路，同时采取政策刺激形成新产业。只有这种动态的政策，才能保护工人的长期利益。而短期、静态的、只保护工作岗位的政策，是大错特错的。实际上，其他国家都有此类经验教训。我们不说美国的政策多么好，但是美国和欧洲相比，欧洲采取的是保护岗位的政策，而美国采取的是保护工人的政策。因此，美国遇到金融危机后，失业率虽大幅上升，但经过一段时间的调整，现在失业率已经恢复了，而欧洲有很多的政策是保护具体的岗位，不允许企业裁员，所以企业雇用新雇员的积极性就不高，有后顾之忧。因此，到现在为止，欧洲的失业率仍居高不下。”

面对中国经济增速的放缓，有人说中国的高速发展阶段已经过去了，中国从现在开始必须要适应经济中速发展的“新常态”。对此，洪平凡强调，不能静态地看待不断发展变化中的经济现象，即使是要维持中速增长， 也需要中国政府做出很大的努力，采取明智的调整政策。

洪平凡：“中国政府也承认存在着这样或那样的困难。主要的困难在于既得利益集团。你是一个国企，你垄断某一个行业，要让市场来配置资源，显然你不会干。当地方政府来配置资源的时候，我的权利就充分显示出来了。在房地产、金融业、电信、煤炭这些行业，都或多或少、或大或小有一些政府的垄断在里面。你让他放弃垄断的权利，既得利益集团就会有很大的阻力。所以这不仅仅是一个经济的问题，很大程度上是一个广义的政治问题。怎样去权衡利弊，让既得利益集团也能够同意改革方案，并不是完全剥夺他们的利益，而是让他们愿意放弃一部分利益，而使全社会的利益能够增加。这并不仅仅是切蛋糕，就在原来的一个蛋糕固定的尺寸下去切，这不是有效的、聪明的改革方式。聪明的改革方式既要重新分配蛋糕的份额，又要保证蛋糕在不断地扩大。这就要求政府的执政能力比较高。”

黄莉玲，联合国纽约总部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