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去一年多以来在西非肆虐一时的埃博拉疫情是这一疾病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一次爆发，不仅夺取了上万人的生命，还造成了难以估量的经济损失。一个由世界卫生组织任命的专家评估小组在对埃博拉应对工作进行初步评估后指出，国际社会在控制埃博拉疫情方面的失利，一方面暴露出各国在疾病防范等方面的不足，另一方面也凸显了世卫组织作为全球公共健康的守护者迫切需要通过改革建立紧急应对能力的必要性。 请听联合国电台记者肖凡的报道。

2014年2月，埃博拉病毒首先在几内亚境内爆发，随后迅速蔓延。据世界卫生组织统计，截至目前，全世界已发现超过2万6000起确诊和疑似病例，其中1万1000多人死亡。此次埃博拉疫情的爆发是该病毒于1976年首次发现以来规模最大、时间最长和最为复杂的一次。

世卫组织执行委员会在今年1月举行的埃博拉特别会议上决定，成立一个专家小组，对埃博拉疫情的应对工作进行评估。这一名为“埃博拉中期评估小组”（Ebola Interim Assessment Panel）的独立专家小组由英国剑桥大学默里·爱德华兹学院院长芭芭拉·斯托金（Barbara Stocking）领导，在经过两个月的工作后，他们向世卫组织提交了评估工作的初步报告。

专家小组主席斯托金表示，对于世卫组织而言，现在已经到了一个决定性的时刻。

斯托金：“（英语）众所周知，世界在防止埃博拉疫情不断升级方面一败涂地，但这并不是世卫组织一手导致的，而是由于包括该机构在内的更为广泛的国际社会所采取的应对措施不利而造成的。我们现在正在努力所做的就是应当采取怎样的措施才能避免这一情况的发生。”

根据报告，埃博拉病毒爆发初期应对工作不利的原因有很多，包括跨边境人口流动以及其他因素，没有意识到该病毒此次的爆发与以往的截然不同，疫情爆发国家缺乏疾病监测机制和数据，以及缺乏宣布公共卫生危机的政治意愿等。

曾经担任国际非政府救援机构乐施会首席行者官的斯托金指出，人们必须了解的一点是，世卫组织是由成员国和秘书处两个部分组成的。

专家小组评估的第一个方面就是埃博拉应对工作中有关国际卫生条例的落实。

斯托金：“（英语）首当其冲的一点就是，在全球范围内各国，尤其是最贫困的国家对公共卫生危机的防范水平。防范水平指的是它们有没有能力开展疾病监测？有没有实验室，以及有没有能够直接链入其卫生体系的信息系统。很显然，三个受埃博拉疫情影响最为严重的国家并不具备上述要素。世卫组织的一份调查显示，许多国家并没有在疾病防范方面做好准备。不少国家表示它们需要更长时间进行准备，还有48个国家甚至根本没有对调查问卷进行回复。”

报告就此建议世卫组织对各国的疾病防范措施进行评估，把需要采取行动的国家和问题列为优先事项，并就如何在较短时间内做出改进制定计划。

斯托金表示，埃博拉危机防范措施不足的另一个体现就是没有及时让受影响社区参与应对工作，并通过社区工作提高人们对埃博拉的意识。

斯托金：“（英语）专家小组认为，在埃博拉疫情爆发初期，让受影响社区参与到应对工作存在许多不足，没有很好地利用本地和国际非政府组织在受影响社区开展动员工作。当然，这些组织的工作人员当时也并不知道该怎样说或怎样做，因此，这也需要世卫组织为它们提供协助，让它们能够深入社区，。社区的参与是一个关键性的因素，这一点从2014年9月起有所体现，因为，从那时起，这种应对方针开始奏效。”

根据报告，世卫组织早在2014年4月就举行了一个名为“史无前例的爆发”的新闻发布会，向媒体和国际社会通报西非的埃博拉病毒爆发，但之后却并没有采取任何动员行动，也没有制定一个贯穿始终的宣传策略。因此，国际社会在很大程度上并没有及时掌握埃博拉疫情快速蔓延的事实。与此同时，有关埃博拉的早期预警在同年5、6月间并没有带来有效和足够的应对行动。

此外，相关国家政治意愿的缺失，也使确认受疫情影响国家发生“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和3级紧急情况的决定迟迟未能做出。

斯托金：“（英语）（通常）各国都对宣布紧急突发事件的做法大加阻挠。因为，他们担心贸易、交通陷入停顿，边境口岸关闭的结果。报告所建议的一种解决办法就是，就此建立一种保险机制，一旦出现疾病爆发，确保宣布进入紧急状态的国家可以得到一笔资金，用于应对公共卫生危机以及弥补经济损失两个方面。无论怎样，我们都必须找到一种能够提高各国宣布紧急状态的政治意愿的途径。”

报告指出，埃博拉应对工作中暴露出的一系列问题：对疫情的性质了解不足、疫情报告的不可靠、世卫组织内部信息流动的不畅通、与受影响国家进行谈判的艰难等等都需要得到解决，确立世卫组织总干事对应对工作的领导，并就应对工作做出组织调整以及决策制定是至关重要的。

斯托金表示，专家小组几乎一致认为，世卫组织不具备开展全面紧急行动的“能力”或“机构文化”，并就此敦促世卫组织成员国为此投入必要的资金和人力使其能够担负起守护全球公共健康的使命。

斯托金说，目前人们对世卫组织缺乏信心，因此，世卫组织必须通过做出若干改变重新赢得信心。这些改变意味着世卫组织当中至少有一个专门应对紧急状况的部门，这一部门应具备一种与以往截然不同的机构文化，能够及时下达指令并掌控局势，具有快速决策机制，削减官僚体系等。

斯托金：“（英语）实现机构文化的改变需要来自成员国以及世卫组织的领导层两方面的努力，需要做很多工作。但这并不是要求世卫组织在公共卫生危机爆发时要在第一线做出应对，我们所要说的是让世卫组织成为诸多行动方的协调者，并在实地交付行动。世卫组织不需要尝试去做所有的事情，世界粮食计划署可以提供后勤支援，正如它在应对埃博拉危机中所做的一样，儿基会以及其他机构可以协助提高社区对于公共卫生危机的意识，但世卫组织必须成为应对公共卫生危机的协调机构。”

为了对世卫组织在应对全球紧急卫生事件方面的工作做出全面的评估，在即将于5月18日至26日举行的世界卫生大会会议前后发表一系列报告，来自194国家的与会者也将对报告的内容和建议展开进一步讨论，所涉及的问题包括对国际卫生条例进行修改、建立全球紧急卫生状况工作队以及设立紧急应对基金等。

肖凡，联合国纽约总部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