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共建新型契约携手应对艾滋病(7:32)

全球共建新型契约携手应对艾滋病(7: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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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大艾滋病问题高级别会议期间举行的第一场主题辩论题为"共同责任--防治艾滋病全球新契约"。艾滋病规划署执行主任西迪贝在联大会堂发言后立刻赶到北草坪的临时会议中心,参加了这场辩论。他呼吁所有利益攸关方加大努力,为应对艾滋病结成新型的全球契约。

西迪贝:"(英文)在当今世界,也许有些国家可以很强大,但没有一个国家能够独自应对不断涌现出的全球性问题,不仅是艾滋病问题,其他问题也是如此。因此,从现在开始构想一个团结的新模式至关重要。旧的模式曾经运作良好,让我们取得了成果,但它是一种应急模式,建立在我们想要拯救世界的基础之上,慈善是一件好事,但当我们讨论共同担当的责任问题时,我想到的是一种新的、建立在共同价值上的伙伴关系和权责关系。"

经过同艾滋病30年的斗争,尤其是近十年来,世界取得了切实进展。1999年,全球有310万人感染艾滋病毒,2009年,感染人数下降到260万,下降幅度接近20%。在这十年当中,有33个国家的艾滋病毒感染人数下降幅度超过25%。因艾滋病而死亡的人数也从2004年的210万,下降到2009年的180万。这些成果虽然真实但也很脆弱,目前仍有一千万人在等待接受艾滋病治疗,而且每当有一个人开始接受治疗,就有两例新发感染。污名与歧视也仍是防治艾滋病的障碍。

格林纳达总理托马斯(Tillman Thomas)介绍了该国应对艾滋病的一些经验。

托马斯:"(英文)我们建立了一个艾滋病问题国家委员会,由政府、艾滋病毒感染者、执法部门、私营部门、教会、年轻人、医务人员的代表共同组成。我们发现,最近的统计数据显示,感染率在下降。事实上,在格林纳达,2010年艾滋病毒母婴传播的病例为零,产妇死亡的病例也为零。我们认为,艾滋病这个共同责任问题,就像气候变化问题一样,既应当被置于国家议程上,也应当被置于全球议程上。我们必须巩固最近取得的成果,而这只有通过融资、合适的问责制和有效管理才能实现。"

南非社会发展部长德拉米尼(Bathabile Dlamini)在辩论中也指出,艾滋病问题涉及人权、性别、健康、社会和经济发展多个层面,需要政府多部门携手应对,而政府之外的受感染人群、学术界、工会、媒体、宗教组织和私营部门也必须参与进来。她尤其强调了艾滋病歧视现象中的性别层面。

德拉米尼:"(英文)如果不同歧视与排斥作斗争,应对艾滋病的工作就无法取得成效。针对艾滋病毒感染者及高危群体的惩罚性法律和歧视会损害防治艾滋病方案的效率和效果。女孩和妇女常常被剥夺了人权。在一些国家,我们还需要让人们意识到,女性同样享有人权,社会应当公平和平等,女性有权就自己的身体、生活和未来做出决定。女性获得的教育、营养、保健和经济机会比男性要少。许多社会仍然在容忍针对妇女和儿童的暴力,并为这种行为开脱。在所有人、特别是一些关键群体的权益得到保护之前,艾滋病毒将继续蔓延。"

尽管应对艾滋病的政治意愿不断增强,但许多中低收入国家应对艾滋病的行动仍然力度不足,而且大部分依靠外部资金支持。在全球56个国家,国际捐助方提供的资金占应对艾滋病资金的至少70%。艾滋病规划署强调,要实现到2015年普及艾滋病的预防、治疗、关怀和支持服务,每年要投资220亿美元至240亿美元。调集如此庞大的资源需要动员所有利益攸关方,使资金来源多样化,并且平衡地承担责任。

丹麦是一个重要的国际捐助方,也非常重视应对艾滋病方面的援助。今年三月上任的丹麦难民、移民与融合事务部长品德(Søren Pind)表示,丹麦将防治艾滋病的官方援助从2005年的每年5000万丹麦克朗增加到了目前 的1亿克朗。

品德:"(英文)我必须确保这些资金能够用于那些最贫困、受打击最严重的社会,艾滋病问题就是一个重点。另一方面,我们都有自己的选民,我们不仅要对全球选民、也要对本地选民负责,我必须让选民们相信,他们的钱花在了刀刃上。我努力向他们解释说,如果我们结成伙伴关系、和那些负责具体实施的人一起讨论手头的工作,我们就能获得最好的效果。通过对话和讨论、通过设立符合当地实际情况的目标并且让人们为此做出承诺,我们就能取得成果。很多年来,这一直是丹麦发展援助的传统。很多人说这样的做法过于天真,但我要说,这是取得成果的先决条件,如果不能和利益攸关方合作的话,就无法在这一领域工作。"

这次辩论所勾画出来的应对艾滋病的新型全球契约有三个支柱:国家责任、国际责任和共同创新责任。在国家方面,要确保易受艾滋病影响的群体在民主施政当中能够发出自己的声音,并参与其中;创造有利环境,确保相关群体的人权,明智地提供防治服务,并根据各自能力增加国内投资。对国际社会而言,需要提供长期的、可预见的资金,新兴国家应当增加援助,同时应当使应对艾滋病的援助同国际贸易与管制政策更加协调一致。讨论还提到了要开创新的筹资机制,将私营部门纳入其中,同时加强南南合作,增强捐助方同资金使用方的相互问责。

黄莉玲,联合国纽约总部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