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学家余永定谈联大改革国际金融体系的工作(13:26)

2009 年 6 月 25 日

2008年10月,第63届联大主席布罗克曼任命了以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美国经济学家斯蒂格利茨为首的"改革国际金融和经济结构委员会",以探讨当前全球金融和经济危机爆发的根源,并就改革国际金融框架和经济秩序提出构想。斯蒂格利茨委员会由18名世界知名经济专家组成,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所长余永定博士是其中唯一一名来自中国的专家。

余永定表示,与包括8国集团、20国集团在内的其它一些对这一问题加以关注的国际机制相比,以联合国为平台进行磋商和讨论,使得解决国际社会在应对世界金融和经济危机问题方面更具有代表性,也更符合发展中国家的需要和呼声,而这正是联大主席主持召开此次会议的原因所在。

余永定:"目前世界上有所谓的G7,G8,G20,他们都在讨论类似的问题,最近由美国人提出要G2,就是中美两家来讨论有关的问题。那么斯蒂格里茨委员会的建议实际上就是认为,光是G7,G20是不够的,因为它缺乏必要的代表性。因为这是一个全球危机,这场危机涉及到全世界所有的国家,所有的人,那么就应该有一个全球的反应,就是global responses, 需要有全世界广大国家、最大量国家来参与,那么就存在一个代表性的问题,那么哪个国际组织具有(这种代表性)呢? 只有联合国--因为他有192个成员,只有它具有这种广泛的代表性。G7是发达国家自己任命的,G20包含了一些发展中国家,但是像中国、巴西、印度、俄国这样的国家,也是为辅而不是为主的,是美国人邀请你来你就来了的,那么联合国的位置是完全不一样的,所以斯蒂格里茨委员会的建立就试图能够有一个代表192个国家发出自己声音的那么一个机构,在某种意义上,这也是对美国和西方国家主导的国际秩序的一种挑战,我认为这样一种努力是非常积极的。"

尽管联大主席布罗克曼和斯蒂格利茨委员会一直对世界金融和经济危机会议寄予厚望,而且自今年初以来,布罗克曼就一直在为推动各国首脑亲自前往纽约参加会议而奔走呼吁,但结果却难尽人意。由于只有十几个国家的首脑决定出席会议,不仅使原来计划的会期两度被推迟,会议的级别也从首脑级峰会改为高级别会议。

余永定:"我觉得参加者身份的本身反映了当前国际政治的现实,因为这个报告中相当多的内容是批评美国政策的,其中非常核心的观点就是对当前以美元为中心的国际储备体系进行根本性改革,那么在这样一种情况下,美国自然是不愿意参加的,美国的许多盟友也是不感兴趣的。当然对于中国来讲,我认为中国应该重视这个会议,因为中国是发展中国家当中最强大的一个国家,大多数发展中国家都是以中国为榜样的,希望中国代表第三世界,能够为第三世界讲话,我觉得这是体现我们国家站在第三世界的立场上,争取建立一个和谐世界这么一种主张的一个很好的机会。"

尽管作为独立专家余永定在向委员会提出建议时并不代表中国政府的立场,但他在采访中指出,他希望中国政府在参加本次会议时,能够充分宣传自己的一系列主张,在增进第三世界对中国的了解的同时,赢得发达国家对中国的尊重。

斯蒂格利茨委员会今年3月向联大提交的工作报告中,对当前席卷全球的金融和经济危机的根源、影响以及世界各国应当采取的应对措施,做了全面的阐述。那么在为期三天的联大金融和经济危机高级别会议于本周五结束前,斯蒂格利茨委员会报告中的建议会有多少被纳入到最终的成果文件中呢?对此,余永定表示,委员会已经完成了历史使命,问题的关键并不在于究竟有多少建议或呼吁被写入联大的决议之中,相比之下更重要的是,报告对过去的经验进行了总结,提出了一些纲领性的主张,并为今后落实这些政策打下了一定的基础。

余永定:"我设想在相当一段时间内,西方的主要国家将会对这个报告采取一种漠视的态度,尽可能不去讨论它、理睬它。因为报告里面的观点也很难以反驳,所以把它放在一边就完了,让它自生自灭。因此,现在就存在着一种矛盾,也存在着某种斗争,就是联合国里的一部分人希望推动,一些人对这个问题不太积极,所以就形成了目前这么一种状况--许多国家参加这个讨论会,但是许多国家的重要领导人并没有出席。因为对联合国希望在重大国际经济问题、重大金融问题上发表意见的这么一种意愿,他的看法是不太一样的,有人觉得联合国是政治方面的(组织),经济,特别是金融方面的问题,你没有什么太多的发言权,也没有这样一种专业的知识,那么他就采取了一种无视的态度。现在只是联合国希望自己在国际经济、国际金融问题上发出自己声音的第一步。"

余永定指出,当前的国际经济和货币体系是由以七国集团为主的西方国家发达国家所主导的,所以当联合国想要发出自己的声音时,难免会触动一些国家现有的利益。斯蒂格利茨委员会报告中很重要的一项内容,就是增加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的特别提款权(SDR),如果得不到在基金组织中拥有很多表决权的国家,例如美国的支持,而中国和其它国家也没有采取非常明确的立场,那么报告的建议就难以得到执行。

余永定:"斯蒂格里茨报告的主张是否能够得到应用,很大程度上还是取决于联大的一些重要国家的态度,包括中国的态度,如果中国、俄罗斯、印度、巴西这样的国家非常积极,同时还有些西方国家也比较积极,那么它就可以很自然地利用联合国作一个讲坛,推动这些政策的执行;如果大部分国家,对斯蒂格里茨报告本身并没有很大的兴趣,就是说他的主要关注点在G7,G8或者G20,而对联合国这个报告,哪怕他认为这是合理的也表示支持,但是并没有想采取什么具体行动,那么我看联大即使通过决议也很难实行。因为要实行它必须通过要么建立新的机构,要么是改革旧的机构比如说IMF、世界银行等等。"

余永定说,尽管从会议的发言中可以看出很多国家并没有对斯蒂格利茨委员会的报告进行深入的研究,而且报告中所提出的建议也很可能在今后被一些国家束之高阁,但他希望这份厚达127页、极具专业性的报告能够引起学术界的足够重视。

余永定:"这个报告集中了很多国家的经验,我希望这个报告能够在学界引起一定的重视, 比如,回到国内我希望能够跟我的朋友、同事进行交流,把这个报告内容向他们进行介绍,同时也希望能组织一些讨论会,对这个报告的缺陷提出问题,使许多建议更为具体化。不管其他国家怎样,不管许多改革计划是否能够实行,至少我们脑子里面有一个所谓的路线图,就是我们脑子里应该有一个非常清楚的概念,国际货币体系改革应该向着一个什么样的方向发展,中国在目前可以做些什么,为这样一种改革我们可以做什么样的准备。比如像人民币的国际地位问题,目前我们面临着至少三种选择,一种是根据我们国家的需要推进人民币的国际化,比如说,未来人民币是充分可兑换了,同时人民币也是一个世界各国有重大需求的货币,那么它就会变成一种准美元差不多的国际储备货币,这是一种可能性;变成国际储备货币有很多好处,同时也有很多问题,这个时候你就需要权衡利害;另外我们现在还可以推进区域货币合作,现在有人提出建立亚洲的区域货币,比如像欧元,它是有许许多多国家它自己有一个区域货币,那么中国是否可以走这条路呢?至少这是可以讨论的问题,还有一个就是我们现在把这些都抛开,积极推进建立一种国际储备货币,以SDR为基础,创一种国际储备货币,由一个国际机构来发放,解决国际流动性问题,取代美元这样一种国别货币作为国际储备货币的地位,这也是我们可以尝试的。"

余永定表示,中国目前在在人民币国际化和区域合作方面做出了一些努力,但同时也应当积极参与建立国际储备货币的工作,对这一问题进行深入的探讨。他相信,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中国最终会找到一条最合适自己发展的道路。

随着联大金融和经济危机会议的召开,斯蒂格利茨委员会的工作也进入了尾声,作为斯蒂格利茨委员会的唯一一名中国专家,余永定表示,委员会良好的工作氛围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此外,在与其它17名成员一同工作的过程中,他也受益匪浅。

余永定:"我觉得这个小组的大部分经济学家都采取一种非常积极的态度,许多经济学家虽然来自发达国家,但他们对第三世界是持同情态度的 ,他们对现有经济秩序中的许多不合理因素也是看得比较清楚的,而且是持批评态度的。比如像斯蒂格里茨,他本人是来自美国,但是他主观上尽可能是要为第三世界国家来说话,或者是站在全球的利益上来说话,而不是作为一个美国利益的捍卫者来参加委员会的,而且在这里头要么是著名的经济学家,要么是中央银行的现任行长或者前行长,所以他们的经验也是相当丰富的,提出了许多主张也是非常有建设性的。大家在很多大的问题上都是持相同或者相近观点的,虽然有一些分歧。比如说,在分析全球不平衡的原因方面,因为我是根据我在中国的经验,有我的看法,那么他们很多人,比如说来自拉丁美洲,它是根据拉丁美洲国家的经验,这个时候是有一些分歧的,但是我觉得大方向还是一致的。"

肖凡,联合国纽约总部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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