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说：“历史表明，冲突不是凭空产生的，也不是不可避免的”。 

他表示，冲突往往是由于无法获得基本服务和生活必需品——如食物、水和医疗保健——或由于安全、法律和治理体系存在的差距造成。 

他说，冲突也可能由在公共信任方面存在的差距所引发，无论是在机构信任还是相互信任方面。 

他明确表示，“这些差距是引发暴力甚至冲突的潜在导火索”。 

他指出，这不仅意味着需要通过对话缓解紧张局势，还意味着需要确保没有母亲将被迫节衣缩食来养育自己的孩子。缩小发展差距，给人们带来希望，有助于稳定社会，减少引发冲突的不平等。 

联合国预防工具包 

古特雷斯强调，76年来，联合国为世界提供了“一个对话的家园，以及和平解决争端所必需的工具和机制”。 

他表示，由总部设在海牙的国际法院提供司法层面的支持以及经济及社会理事会推进可持续发展的工作有助于预防冲突。他回顾并再次重申对加大外交和预防冲突努力的呼吁。 

这些努力包括审查构成联合国和平架构的所有工具，更好地整合预防和风险管理，以及进行更多的创新并保持前瞻性。 

另一个重要工具是联合国与非洲联盟等区域和次区域组织日益密切的伙伴关系，这带来了对实地动态的深入了解。 

古特雷斯强调了《我们的共同议程》报告的重要性。该报告从整体上看待全球安全，并提出了一项新的社会契约。 

不稳定的驱动因素 

联合国大会主席阿卜杜拉·沙希德说，几十年来，联合国对社会经济因素和冲突之间的联系有了更多的了解。 

他强调了当今一些最关键的新挑战，指出新冠疫情加剧了社会经济不平等；气候危机导致更多流离失所；低效的机构剥夺了人们怀有的希望。同时，缺乏民主参与、政治自由和平等剥夺了全体人民的人权。 

他认为，虽然全球安全议题将永远属于安理会的管辖范畴，但联合国大会和经济及社会理事会建设更具复原力和更繁荣社区的努力可以为加强全球安全提供助力。 

经济和社会层面 

经社理事会主席科伦·凯拉皮尔（Collen V. Kelapile）回顾说，该机构的任务是促进各国人民的经济和社会进步，保护人权，监督联合国的发展和人道主义系统，而所有这些工作都同预防冲突存在着内在的联系。 

他说，非洲萨赫勒地区的苦难仍在继续，“因为在一个非常脆弱和文化多样性的环境中，人们没有意识到人类生存的复杂相互作用”。 

南苏丹的极端贫困根源于50多年的冲突，而海地的巨大挑战来自历史和结构性不平等、治理缺陷和在气候变化方面存在的脆弱性。 

然而，尽管联合国肩负着应对这些危机的相互关联的任务，但它们之间的互动仍然是零星和临时的。 

凯拉皮尔强调，“今天的复杂挑战需要更加制度化的合作”。 

在“世界法院”解决争端 

国际法院院长琼·多诺霍（Joan E. Donoghue）也向安理会通报了情况，探讨了该机构能够为预防冲突作出贡献的方式。 

她说，各国可以诉诸国际法院作为解决争端的手段，以缓和围绕资源、陆海边界或其他潜在冲突来源的紧张局势。 

她说，虽然每个案件的情况和要求各不相同，但联合国所有主要机构都有机会在其各自权限内帮助执行法院的判决，并为促进和平、安全和正义做出贡献。 

她表示，“法院本身随时准备接受联合国相关机关和专门机构可能提出的任何咨询意见请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