秘书长南苏丹事务特别代表戴维·希勒兼任联合国南苏丹特派团团长，他于2016年辞去了新西兰国会议员的职位而接受前任秘书长潘基文的任命，领导这个意义非同寻常的维持和平行动。毕竟，南苏丹于2011年7月从苏丹独立后，国家机构尚未完全建立，便由于总统希尔和副总统马沙尔之间的权力之争而在2013年底爆发了内战。 

希勒：“南苏丹是一个庞大的维和行动。我们有近2万人。我大量地会见南苏丹人，包括总统、部长或政党领袖，在他们之间走动，以确保和平协议进展顺利。我也在实地花很多时间或尽可能多的时间。维和行动的总部设在首都朱巴，但我们在南苏丹的19个不同地点都有基地，南苏丹的面积与法国差不多大。目前，出现了大量新的局部冲突，而解决这些冲突正是我们真正可以去做的事情。” 

希勒经常需要去维和行动设在南苏丹全境的基地视察实地工作，但南苏丹的基础设施极其落后，导致出行异常困难。 

希勒：“整个南苏丹只有400多公里的柏油路，其余的都是土路。因此，从朱巴到我们最北端的基地，有1000公里，在美国要去这么远的地方，可能会花费一天半的时间，但我们得花十天的时间，这还是在12月到6月的旱季，在6月到12月的雨季，根本无法在路上行驶，我们就用直升机、飞机，还有在尼罗河上用驳船。我必须说，维和行动正在做的最成功的一件事就是改善南苏丹的公路网。没有人会把维和同公路网联系起来。但是，我们有大约7个工程连、200多名士兵，在全国范围内进行道路维修。道路能够帮助建立贸易、联系，促进繁荣，也有助于建设和平。这就是维和人员在这里所做的不为人知的事情。” 

南苏丹冲突方最初在2015年达成了一项和平协议，马沙尔由此返回首都朱巴，恢复担任副总统，但很快冲突再次爆发，直到2020年2月双方达成了最终和平协议，并在当月组建了民族团结政府。希勒领导的南苏丹特派团为促成和平在双方之间开展了大量的斡旋工作。 

希勒：“当我们刚达成和平协议时，协议的两个主要派别分布在全国各地。协议签署了，很好， 但是实地的士兵怎么办，尽管告诉他们和平已经来临，但他们仍然驻守在前线。我们要做的工作之一是组织会聚点，双方可以聚在一起，坐下来，通常几乎总是坐在树下交谈。记得有一次，一个政府方面的将军领袖，指着反对派那边的将军说 ，‘你知道的，过去三年里，我一直想干掉你，你也想杀了我。现在我们坐在一起谈论和平、谈论我们如何在南苏丹和平地生活，这不是很棒吗？’” 

南苏丹内战导致了严重的人道主义后果，在不到10年的时间造成约400万人流离失所。根据联合国人道主义事务协调厅的数据，目前仍有约162万人流离失所，全国有820万人口需要人道主义援助，是目前世界上最严重的几个人道危机之一。 

内战中出现了大量的严重侵犯人权行为，尤其是性暴力。针对这一问题，特派团与南苏丹合作建立了流动法庭，对涉嫌犯罪的人进行审判。流动法庭的设立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希勒表示，在许多地方这是第一次由于有了法庭而结束了有罪不罚，犯罪者也终于知道他们再也不能逃脱了。 

希勒：“我的一个朋友是一名律师，负责帮助建设流动法庭。她告诉我有一个14岁的年轻女孩，被四个男人轮奸。这四个家伙非常骄傲自大地走进法庭，以为没人可以拿他们怎么着，后来他们看见那个女孩站在那儿，看见她周围其他愿意作证的女人，他们的头低下来了。案件继续审理。他们被判了三到十二年的监禁。大约两天后，我的朋友在法庭外面看到有48名妇女站在法庭外面排队，她问，为什么有这么多妇女在这里？她被告知，因为她们想要为控诉强奸和性犯罪作证。” 

2019冠状病毒病大流行出现以后，南苏丹从去年3月到7月实施了封锁，这给维和行动带来了很大的挑战，特派团本身也蒙受了重大的人员损失，尽管这样，维和行动依然在坚持全面开展工作。 

南苏丹特派团图片/Isaac Billy

秘书长南苏丹事务特别代表兼联合国南苏丹特派团负责人谢雷尔（右一）

希勒：“几年前西非的埃博拉疫情造成约1万1000人死亡。但是回头分析时发现，由于卫生中心关闭，有更多的人死于其他疾病：疟疾、腹泻、肺结核等，因为人们得不到治疗。因此，无形的死亡率远高于埃博拉的有形死亡率。因此，我们决心在南苏丹要确保卫生中心继续运转，提供基本服务，并确保继续接种疫苗。在南苏丹，我们预计新冠死亡率会更高，幸运的是，没有出现这样的情况。最近的两个月，又出现第二波疫情，我怀疑传染性会更强。联合国维和行动因为新冠病毒失去了大约12到13个人，就在这次采访前，又有一名同事在医院去世了。目前，我们已经有大约100多名新冠阳性的人员被隔离和照顾，如果病情很重，我们会将他们撤离到内罗毕或其他任何可能的地方。我们正在努力使我们的人员尽可能安全，我们非常严格，要求采取戴口罩、保持距离这些措施，另一方面继续开展工作，因为我们不能只待在基地里。” 

那些能够在艰苦和危险的地方从事维持和平和人道主义工作的人往往有着非常深刻的原因。希勒与南苏丹的不解之缘早在40多年前就开始了。 

希勒：“我二十二、三岁时，是个年轻的嬉皮士。我和几个朋友怀着一种追溯尼罗河源头的浪漫想法。我们读了艾伦·摩尔黑德（Alan Moorehead）写的那本奇妙的《白尼罗河》，里面描述了那些探险家。我们也萌生了这种想法，要做这样的旅行，去寻找从维多利亚湖起源的尼罗河的源头。我们先坐火车和船，然后坐驳船穿过今天的南苏丹中部巨大的苏德（Sudd）沼泽，到达朱巴。接着，我们搭上了一辆索马里卡车，行驶了四、五天，到达肯尼亚，最后到了乌干达。但是，当我们穿越南苏丹时，经过一个叫做图卡纳（Tukana）的部落。他们当时的日子特别艰难。我和一个朋友正在剥芒果，把芒果皮扔到卡车外面，那些孩子就来抢芒果皮。虽然我是一名途径这个地方的游客，但这件事让我意识到有很多非常深层的事情需要解决。” 

南苏丹儿童争抢芒果皮的场面永远印在了希勒脑海中。从此以后，他的整个职业生涯几乎都处在冲突中或冲突后充满挑战的环境中。他在斯里兰卡、阿富汗、索马里、被占巴勒斯坦领土、伊拉克、黎巴嫩、科索沃和卢旺达等国家和地区都工作过。   

希勒：“我不想引起误解，但是我就是喜欢在这类环境里工作，不是因为我享受这种环境，而是因为在那种情况下，这些国家和地方处于绝对的低谷之中，如果你可以做点事，帮助一些人，你会看到自己能做什么、已经做了什么，这给了我最大的满足感。我从来没有真正在总部工作过，没有在纽约工作过，在日内瓦工作了大约一年，但那对我没有吸引力。我一直都想在实地工作，看到我所做的事情产生的影响。” 

希勒二十多岁时在英国非政府组织“儿童救助会”找到了第一份工作，被派往处于内战中的斯里兰卡。那时斯里兰卡岛基本上一分为二，北部由泰米尔猛虎组织占领，南部属于政府控制，前线从东到西横贯整个岛屿。 

希勒：“当时学校仍然在南方的中央政府领导下运作。对于居住在北部的泰米尔人来说，教育是极其重要的，他们想参加学校的考试。他们问我们，你们能不能从南部把考卷运到北部来，然后在学校分发吗？我们就这么做了。我们在车上装满了试卷，然后开往前线，因为我们被认为是中立的，所以可以南北移动。我们穿过斯里兰卡的政府控制线，他们的枪口就朝外对着，这条路东边的一段两边都有地雷，所以你不能离开路面。我们开了两三百米来到了泰米尔猛虎组织（Tamil Tiger）的前线，然后继续往下开，开到各处的学校，卸下试卷。为了让孩子们考试，我们成功地促成了一天半或两天的停火，之后停火又瓦解了。然后我们回去取考卷，带回南方进行批改。记得有一天我坐在一个门廊上，那个村子的行政管理员，也是学校的校长在那儿。 我说，你们需要食物、药品，还有其他各种东西，为什么要考试卷子？他说，这是现在，但是试卷是我们的未来，我们的孩子就是我们的未来，这比食物和药更重要。这句话一直萦绕在我的脑海里，我们做的这点小事不仅可以帮助孩子们受教育，而且可以帮他们对未来怀抱希望。” 

在斯里兰卡北部，由于炮轰，希勒和同事们曾经不得不躲在掩体里；在索马里，他也曾遭遇枪林弹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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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合国南苏丹特派团团长希勒访问南苏丹团结州的科赫(Koch)县

希勒：“我都记不清有多少子弹从我头顶上呼啸而过。但我可以告诉你，你永远不会习惯这种事，因为它确实让你难受。但是，另一方面，你得会学会忍受它，而不是习惯它。有一次，我们越过两派之间的前线进入摩加迪沙城内，当时我们坐在车上。之前我是在大清早出去的，这是返回。我接了我们的一个人，打算再回去。他们看到了我们，把我们拦住了。我车上有一个带枪的警卫，他来自一个‘错误’的部落，出现在了这个‘错误’的地方。他们向车里开了火，我看到他向后翻滚了过去。我真地以为他被击中了，被枪杀了。他们抢了我的收音机和钱，然后放了我，这非同寻常。我和司机继续前进。然后，那个警卫大吼，我回头看，幸运的是，他还活着，子弹没有击中他。我不得不说，我好担心，我以为那天我们就此完蛋了。” 

希勒在索马里时，他的妻子也在索马里为联合国工作。跟他一样，妻子也同样在那里出生入死。 

希勒：“我妻子是后勤人员，她负责确保我们的医药商店、燃料店以及所有这些东西都处于良好状态。有一天发生了一场争执，我们还没有搞清楚是怎么回事，她就在枪口下被抓住并带走了。我们被告知，除非要支付一定数量的钱或要分配一定数量的工作，否则他们就将对她开枪。在她被释放之前，我们用了值得信赖的信使跟这些团体来回沟通，进行了一些极其紧张的讨论。我不得不说，这件事丝毫没有让她害怕，她第二天早晨起床，又重新开始了自己的工作。” 

希勒长期在联合国工作，2009年他回到了祖国新西兰，开始从政，不仅当选议员，还成为了反对党领袖，但他与“政府首脑”这个称呼失之交臂。 

希勒：“我长久以来对政治都很感兴趣。最终是政治家们来定夺一切。你可以影响外交官，影响管理者，但归根结底，是政治家做决定。我觉得我在海外工作了很久，我想回去了，我不会说是要为我的国家做贡献，而是要参与、在我自己的国家做点事。因此，我参加了政治活动，当时我参加了工党，我们是反对党中最大的政党。大约两年半之后，工党领导人隐退，她也是我的朋友，我参加了竞选，并且成为了工党的领导人，也就是反对党的领导人。过了大约两年，我决定辞去工党领袖的职位。不久之后，我接到了联合国的电话，问我想不想回到联合国，去南苏丹。这个电话来得正是时候，那时我认为工党没有机会加入政府。我真是大错特错，走廊另一头的我的同事阿德恩成为了总理。我来到南苏丹，但我并不后悔。我过得很愉快。” 

联合国南苏丹特派团图片/Isaac Billy

联合国秘书长南苏丹事务特别代表谢雷尔就南苏丹冲突方2018年9月12日签署协议以振兴和平进程以来的局势举行记者会。

接受了联合国的邀请之后，希勒又辞去了议员的职位，在南苏丹工作了4年多。他说，现在他该解甲归田了，因为像在南苏丹这样的环境中工作的确会给人造成巨大的压力，他需要去做一些他喜欢的事情，比如开帆船和冲浪，还要完成妻子列的清单上要求他做的一连串家务事。但他说，他会非常想念在南苏丹的同事们，这些同事们的敬业和奉献让他深为感动，也是他在安理会最后一次汇报时哽咽的原因之一。 

希勒：“在实地，你会遇到一些非常可怕的人。坦白讲，你知道，他们常常装成好人，对你微笑，但你明白他们对许多人的死负有责任。但是另一方面，你会遇到一些非常了不起的、令人鼓舞的人。与这些来自令人难以置信的多样背景而拥有理想和能力的人一起工作真是一件令人振奋的事。在南苏丹特派团，我们有来自120到130个国家的人，大家都在为了同一件事而努力。这就是联合国伟大的地方。我们就是世界，代表着世界对南苏丹的关心，帮助这个世界上最年轻的国家站起来并继续前行。” 

黄莉玲，联合国纽约总部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