难民高专呼吁安理会采取行动结束武装冲突 消除导致流离失所的“罪根”

在孟加拉国考克斯巴扎尔地区的难民营,一个罗兴亚难民家庭坐在自己的庇护所门口。
图片:© UNHCR/Vincent Tremeau
在孟加拉国考克斯巴扎尔地区的难民营,一个罗兴亚难民家庭坐在自己的庇护所门口。

难民高专呼吁安理会采取行动结束武装冲突 消除导致流离失所的“罪根”

移民与难民

在6月20日“世界难民日”到来前夕,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格兰迪今天向安理会汇报了当前的全球流离失所状况。他表示,截至2019年底,全球流离失所人数达到了史无前例的7950万人。格兰迪指出,解决被迫流离失所问题不仅仅是道义上或人道方面的当务之急,更重要的是它涉及安理会的核心使命;他呼吁安理会为和平寻求途径,结束世界各地的冲突,至少在那些“人类最受伤害和践踏的地方”实现团结。

流离失所危机前所未见

格兰迪表示,根据今天发布的《全球难民趋势报告》,现在全球还不到100个人中就有1人逃离家园,过着颠沛流离的生活。在过去十年中,被迫流离失所的人数翻了一番,达到近8000万人。

这是过去十年全球各地的危机对人类造成的影响的体现。这些危机包括战争、各种形式的暴力、对人民和不同群体的迫害和歧视,以及一些国家社会经纬的崩溃。此外,治理不善、气候紧急情况、普遍存在的不平等和排斥都在加速这一切。

格兰迪说:“这些趋势以某种方式表明,当领导层失败时,当安理会所代表的多边主义不履行其承诺时,后果并不会在全球的各大首都中被感受到,不会在富人的家中被感受到,但在一些国家的边缘地区、边界社区、城市的穷人中以及弱势人群中,人们都能感受到。”

报告显示,三分之二的难民和跨越边境的人来自五个国家:叙利亚、委内瑞拉、阿富汗、南苏丹和缅甸。

格兰迪说:“自2012年以来,流离失所人数一直在增加。2011年是这一数字下降的最后一年;从那以后,流离失所人数逐年上升。如何停止这种趋势?这是最大和最棘手的问题。”

分担保护责任

格兰迪指出,无论各种政治言辞多么华丽,但仍有85%的难民是在发展中国家,在那些贫穷或中等收入国家。73%的难民在离自己祖国不远的邻国避难。

格兰迪说:“我们必须记住,尽管存在这种不平衡,但基于责任分担的基本原则,国际保护仍是一项全球责任。在欧洲、北美、亚洲及太平洋地区,难民保护方面的消极趋势使寻求庇护的权利进一步受到威胁,现在尤其受到新冠大流行的威胁。在非洲、亚洲、中东和拉丁美洲的主要东道国,压力越来越大。”

 

 

萨赫勒危机

在全球的多个流离失所危机中,格兰迪重点谈及了非洲的萨赫勒地区。在该区域,由于暴力极端主义、气候变化等原因,目前有310万难民、流离失所者和返回者,超过500万人面临粮食缺乏保障的风险,3600多所学校因暴力而被摧毁或关闭。

格兰迪说:“萨赫勒地区是战略要地。该地区问题不在于缺乏战略,而是战略太多,而在这些战略的安全、人道主义、发展和人权方面之间缺乏协调。格兰迪强烈呼吁国际社会关注萨赫勒问题,否则,这一危机可能蔓延到周边地区,向萨赫勒以南、西非沿海国家和乍得湖盆地扩散。 ”

新冠大流行加剧流离失所危机

格兰迪指出,2019冠状病毒大流行与现有的流离失所危机驱动因素相互作用,已成为使风险加倍的因素。

自新冠大流行开始以来,同时也是自从联合国秘书长呼吁全球停火以来,19个国家发生了新的国内流离失所事件。在过去两个月内,全球范围内国内流离失所者增长了70万。

格兰迪表示,在新冠大流行初期,联合国呼吁各国将难民纳入其应对措施。在卫生部门,大多数国家都是这样做的。每个国家都明白这一点的重要性,因为如果任何人被排除在外,风险就会蔓延到整个人群。许多难民也为应对新冠大流行做出了贡献,包括在欧洲和北美。

但是从经济和政治角度来看,情况就复杂得多。难民和流离失所者是受新冠疫情影响最大的群体之一,因为他们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受到封锁严重限制的非正规经济。在某些国家,对难民和脆弱移民的侮辱、嫁祸于人,甚至仇外心理的加深,进一步加剧了这种情况。

格兰迪说:“对于难民、流离失所者和收容社区,2019冠状病毒病进一步暴露了他们的脆弱性,进一步削弱了他们应对困难处境的能力。更为不幸的是,这一疾病大流行还常常剥夺了他们对美好未来的残存的希望。”

在这方面,格兰迪重点谈及了委内瑞拉的情况。该国的经济、社会和政治危机近几年来导致超过500万人离开该国,其中450万人前往拉丁美洲的17个国家。在这450万人中,有80%依赖于非正规经济,并且由于东道国的封锁、债务、贫困,以及经常被驱逐,他们的处境呈螺旋式恶化,许多人又不得不选择返回委内瑞拉。格兰迪为此呼吁国际社会加倍努力,支持委内瑞拉人所在的国家。